1910年10月间，满洲里一家客栈里，两位从沙俄归来的中国矿工突然神秘死亡，几天后，千里之外的哈尔滨就出现了相同症状的死亡案例，随即一场“如水泄地，似火燎原”的瘟疫开始在东三省暴发。慌乱中，清政府寻找到了一位熟谙细菌学的医者出任中国医官，他就是伍连德。从接受任命到扑灭疫情，伍连德几乎与各种压力抗争不断。
伍连德是一名马来西亚华侨，毕业于剑桥大学的医学博士，他收到委任状后立即赶到了哈尔滨。由于当地人口繁杂，伍连德决定当务之急是确定病源，而确定病源需要病理学支持，这就要靠解剖了。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死者为大”，如若将其尸体解剖无疑是对死者的大不敬。了解到这一风俗的伍连德慎重思考后，认为不能妥协，科学是严谨的，无论有多大的阻力都必须为之抗争。12月27日凌晨，抵达哈尔滨仅仅三天，伍连德就进行了一场尸体解剖（这成为中国第一例有记载的病理解剖）。经过样本提取并检验之后，他找到了鼠疫杆菌，这就确定了流行病是鼠疫。然而这只是开头。
传播鼠疫的通常是活跃于老鼠身上的跳蚤，可是伍连德觉得奇怪，如果是炎热的气候也就罢了，如今天寒地冻，气温在零下30多度的东北，跳蚤活跃不起来，鼠疫到底是怎么传播的？
就在伍连德为此苦恼的同时，在东北的日本势力开始了自己的防疫方法：捕杀老鼠，这一防疫方法随后被俄国效仿，他们甚至认为很快就可以控制疫情。一直觊觎东三省的日本向清朝发出了应该将防疫权交到他们手里的呼声。
可是他们很快就自己打脸了，哈尔滨的疫情并没有因为大量灭鼠而被控制，每天死亡的人数仍然呈上升趋势。更无厘头的是，经过解剖，致病的鼠疫杆菌并没有在老鼠身上找到，老鼠背锅了？
必须快速找到控制疫情的方法，否则，疫情不断向南发展后果不堪设想。伍连德苦苦思索着，找出了几个与鼠疫病症不同的特点，最后经过总结，他大胆提出这次的鼠疫为“肺鼠疫”，主要通过飞沫传染。
此说法一提出，就受到怀疑。日本医生是著名细菌学家北里柴三郎的学生，法国医生是有着防控鼠疫经验的梅斯尼，他们都强烈反对伍连德的大胆设想，对飞沫传播这一说法更是嗤之以鼻。舆论一边倒，伍连德孤立无援站在了风口浪尖，但他坚持自己的说法，与各方势力进行抗争。
就在争执不下时，法国医生梅斯尼染上鼠疫死亡了！而伍连德经过调查得知，梅斯尼正是在没有任何防护的情况下接触了病人而感染上鼠疫的，这让他更加确定疫情是通过飞沫传染的。
伍连德迅速向清政府申请，立即封锁哈尔滨，停止铁路营运，对疑似病例进行隔离等措施；同时，他还要求与自己并肩作战的医生，必须戴上他自创的口罩上岗，这种由两片纱布夹一块吸水药棉的口罩，成本仅为当时的2分半钱，作用却至关重要，沿用至今，称之为“伍氏口罩”。
就在防疫措施全面展开之后，每天死于鼠疫的人数仍在上升，甚至在1911年1月28日达到峰值――183人，防治措施没有效？人心惶惶，恐惧、绝望在民众中间蔓延。伍连德认真审视整个防控措施，终于发现还存在的一个漏洞，那就是死者的尸体。
因鼠疫死亡者的尸体因土地被冻而不能深埋于地下，被胡乱抛在市郊道路两旁，一旦气温回升，几千具尸体将成为传染源。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付之一炬，但这与中国传统思想相悖，几乎是不可能的挑战，但伍连德不能放弃，他联合当地的士绅联名上书，要求朝廷允许火葬。没想到清政府同意了这个请求。很快，伍连德就指挥了这次集体火葬，《远东报》如此报道：“闻日前，在东四家焚烧疫尸，防疫局委员等皆不欲往前监视，伍医官自赴该处点查尸数，亲视焚烧，俟焚化净始行回局。”
自此，鼠疫日死亡人数“日渐消减”，到1911年3月1日，鼠疫死亡人数为零。蔓延6个月，波及东三省及河北、山东多个市县，死亡人数达6万余人的流行大鼠疫终于被扑灭。但伍连德的工作并没有结束，随后他在东北建立起规范的防疫体系，当10年后鼠疫卷土重来之际，成功亮剑而使其迅速瓦解。
由于鼠疫防治与实践中的巨大贡献，1935年，伍连德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提名，成为获此提名的中国第一人。除了完备的知识储备，与各种情况的抗争精神，也是伍连德成功扑灭疫情的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