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脉中国经济 探寻发展思路

把脉中国经济 探寻发展思路

（一）挤掉GDP水分，实实在在增长

中国要挤掉GDP的水分，争取实实在在的增长，这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在谈及中国经济未来的稳定和健康发展时提出的首要问题。成思危认为，中国在过去改革开放30多年中经济发展速度很快，在2003到2007年期间，甚至是两位数的增长，但是如果认真分析一下，我们的GDP是有水分的，体现在GDP的计算过程中。

第一类水分，是豆腐渣工程。多半是跟政府官员的腐败有关的，建设的时候算GDP了，垮了以后还要再修，再修又产生GDP，这种GDP实际是负的GDP，是有害的GDP。

第二类水分，是无效的GDP。建设过程里拉动了生产资料的需求、钢材木材水泥的需求，包括投资通过公司转化成消费，拉动了经济。建成以后由于市场缺失、技术落后、管理不善等原因不能投产，所以建成之日就是关门之时，这样GDP只能产生一次，不能再产生了。

第三类水分，是过于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适当超前，这是需要的，但是据估计中国现在有一百多个城市要建地铁，这可能就值得探讨了。因为建一公里地铁大概是五到七亿，有的报道称十亿。真正建成的地铁基本上都要政府补贴，包括运行。当然大城市建地铁解决交通拥堵问题是必要的，但是一些中小城市是否有必要一定要建地铁，这值得探讨。建地铁无疑快速拉动了GDP，但是如果建成以后，始终需要政府补贴，发挥不了效益，那也是个问题。

针对GDP的增长目标，成思危认为，从中国未来十年经济增长率看，就是保持7%左右，但是这个7%是实实在在的没有水分的7%，宁愿要实实在在的没有水分的7%也比有水分的9%好。

（二）快乐国家指数：从GDP到快乐的转型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黄有光教授在阐述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与社会福祉时，首先对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奇迹进行了简单的解释，之后又总结了这种高速发展所带来的问题，最后，其提出要用快乐国家指数来取代GDP，作为新的国家成功的指标。

黄有光教授认为，中国本来就是能够高速发展的，以前没有高速发展是受到僵硬制度和错误政策的桎梏，还有战争和政治运动的影响，使得中国没有高速发展。中国能够高速发展的首要原因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逐步解除这些桎梏，用市场条件，通过国际贸易取得比较优势的利益，因此提高了几乎全体人民，包括企业家、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等的生产积极性，使经济可以高速发展。第二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的经济水平、人均收入水平大大低于国际先进水平，所以就有后发优势，赶超的优势很大，当取消桎梏之后就可以高速发展。第三，港澳、台湾、海外华人，包括企业家、投资者、经管人员、科技人员在改革开放之后回来投身大陆，增强了对经济发展起重要作用的因素。

黄有光教授也指出了中国经济发展背后存在的若干问题。第一，最重要的是环境品质快速变坏。第二，收入和财富的分配越来越不平均。第三，收入分配不均如果是因为有些人会赚钱，有些人不会，那没有这么厉害。而中国的情形是在某些地方和某些方面，权力的滥用和权力金钱的勾结制造财富，这是人民特别不能够接受的。第四，现在中国道德水平很有问题，不过这并不是改革开放造成的，而是“文革”和教育不力造成的。因为“文革”的时候要求人们达到最高的道德水准，这是绝大多数人不能做到的。人们在被要求达到这个最高水准的时候，不能做到，那就只好弄虚作假，假装大公无私，破衣服穿外面，好衣服穿里面。而真诚才是多数人能做到的基本道德水准。如果把这个基本道德弄坏了，像一座高楼，地基弄坏了，迟早就要塌下来。加上对独生子女教育不善，小皇帝多，没有跟兄弟姐妹相处的训练，所以也没有什么照顾观念。道德水准的低下加上一些其他原因，就出现了食品安全等各种问题。第五，虽然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进入市场经济了，但是以前中央计划经济的习惯太过分依赖行政管理，有些不需要用行政管理，可以用市场方法处理，但没有用。例如北京奥运的时候，为了减少道路上的车辆，限单双号行驶，汽车用抽签而不是用拍卖的方式，这都是违反市场规律的。

与成思危一样，基于对中国经济有效增长的思考，黄有光教授也对中国GDP的增长提出了反思，与之不同的是，黄有光教授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用来衡量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他认为仅看GDP的高增长是不够的，根据他对快乐的研究，福祉就是快乐。在温饱小康之后，人均收入的增加对快乐并没有重要的提升。而更重要的，如果我们没有进行足够的环保，那不但不能够增加真正的快乐，甚至会危害我们子孙生存空间。因此，他提出以环保负责的快乐国家指数来取代GDP，成为新的国家成功的指标。环保快乐的国家指数英文叫做ERHNI（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Happy Nation Index），翻译成中文叫做“娥眉”，也是漂亮女孩子的意思。用这个指数来替代GDP的指标，是根据快乐研究学者提出的“平均快乐×生命年数”的理论。如果说今天很快乐，明天就因为污染而不在了，那就不是真正的快乐。因此，快乐就不应当是以环境作为代价的。根据这个指数黄有光教授做了一个大致的估计，快乐国家指数最高的是丹麦、哥斯达黎加，在亚太地区最高是新西兰、马来西亚。用快乐国家指数取代GDP，有利于促进环保，增加人民快乐，促进和谐，使国家可以继续高速发展。

快乐比GDP更加重要，因为快乐才是最终的目的。参会的诸多国内外专家也都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对于目前的中国经济发展而言，人民的福祉要比GDP更加重要。

达沃斯能源合作顾问委员会委员林伯强先生指出，在关注经济增长的同时应更加关注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性。尽管黄有光教授提到中国拥有后发优势，但是林伯强先生特别强调，资源环境的不可持续性恰恰是发展中国家的后发劣势，因为当前的经济增长更多的是以资源环境为代价的。

北京大学周其仁教授在关注人口流动的同时也更加关注福利的配套。他认为，人们之所以愿意往城市里去，在于城市可以带给他们福祉，包括更高的收入和更低的成本，这是驱动“人往高处走”的原因。但现实是，当前的中国城市化却面临着种种不平衡的挑战，包括：劳动力的流动与相应经济权利发育的不匹配；巨量农民工进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足；行政主导的城镇化，每级政府都在自己的行政权力范围内“造城”，分散投资，降低效率；管理高密度社会经济的经验不足，缺乏合适的观念、专业知识与人才。

冰岛大学吉尔菲·索伊加（Gylfi Zoega）教授指出，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实现了高速的经济增长，这里有一个大家公认的事实，就是由于人口众多，中国很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同时还有可能成为一个低收入国家。主要是因为人均收入相对比较低，虽然作为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同时又是生产力比较低的国家，尤其是人们生活水平，相比一些中等水平的欧洲国家来讲，还是比较低的。

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院长格伦·哈伯德（R. Glenn. Hubbard）教授也表达了他的观点：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是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芝加哥大学罗伯特·阿利贝尔（Robert Z. Aliber）教授更是明确建议，对于中国，正确的目标不应该是追赶西方，而是中国对加强下一代的生活质量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无论是作为旁观者，还是作为知名专家，他们的建议都从一定程度上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提供了颇具价值的参考。

二、中国经济发展动力的探讨

（一）创新驱动

哈伯德教授在回顾经济发展时提到了两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18世纪50年代英格兰人民的生活水平出现了非常快速的提高，为什么是在英国，而不是在中国？第二个问题是，美国生产力之所以高，并不是因为美国可以购买更好的电脑，或者可以使它的运营更加网络化，那么美国生产力增加为什么会如此之快？哈伯德教授用两个字概括了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创新。简言之，英国的创新是工业革命，而美国则继承了这种创新精神，借助企业家来推动创新。因此，以英国、美国的成功经验来看，创新构成了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哈伯德教授认为，如果中国能够吸取这方面的经验，也能够很快实现和美国一样的生产力。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也认为，中国要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需要靠创新驱动，即中国经济发展方式需要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辜胜阻同时指出，中国经济转型要改变六个过度依赖：第一要改变过度依赖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面；第二要改变过度依赖出口和外资的外需拉动的局面；第三要改变过度依赖廉价劳动力的要素驱动的局面；第四要改变过度依赖房地产支撑经济增长的局面；第五要改变过度依赖资源消耗和环境代价的局面；第六要过度依赖部分人先富的非均衡增长的局面。中国经济要改变这六个过度依赖，非常重要的是实施“创新驱动”的战略。

谈到创新，就不得不提及企业家。哈伯德教授提到，在过去20年中，37位诺贝尔奖经济学家在获奖感言的时候31次提到企业家，而费尔普斯先生在获奖感言中更是提到了37次。这些世界经济学家们之所以关注企业家，原因正是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S. Phelps）教授在本次峰会中所讲的，企业家能够推动创新。

哈伯德教授对企业家的创新精神给予了解释，企业家、以及拥有创新精神的领袖们，他们之所以能成功，并不是说他们设定了一个目标就再也不改变，而是说他们在遵循这个目标的过程中，也是非常灵活的，他们能找到各种不同的机会，这就是企业家精神最重要的特点。所以，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家，都能够更好的为人民服务，前提是要学习企业家的这种灵活精神。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费尔普斯教授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提出了对于中国企业家创新的三点建议。首先，对于国企而言，主要问题是商业上的判断，因为目前国企的经理人或者领导者可能并不是基于商业洞见来选拔或者提升的。其次，对于民营企业，主要问题是技术上的洞察，因为很多民营企业的老板的成功，已经证实了他们自身是有勇有谋的人，尤其是小型公司的CEO，但是技术可能成为他们的瓶颈。最后，要为企业家提供更好的教育，因为企业家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可以显著改善企业家创业的成功率，如果能够为企业家提供高品质的教育，那么创新回报就会得到极大的提升。

当然，相比发达国家而言，我们当前的创新可能还不够，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是一个不会创新的民族。如同新华都商学院理事长何志毅教授所讲，很多人认为中国不会创新，只会复制，其实不是这样的，像“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中国最早的国王刻在洗澡盆上的，意思是说，如果第一天是新的，第二天可能也会是新的，进而每天都是新的。他可能是讲把身体洗干净，但是这个意识是在他的脑子里。中国人还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就是说三天不见就有新的东西了。今天我们在创新方面确实有很多落后，所以今天中国的国家领导人把创新型国家排在重要的议事日程上面，也是表示了重视。基于创新之于中国的重要性，何志毅教授的团队对国家创新力指数展开了研究，创新能力由三个部分构成，包括创新基础、创新活力、以及创新成果。一个果，两个因，里面什么是总量，什么是均量都进行了逻辑设计。该体系仍在不断完善，他们希望做到像基尼系数、恩格尔系数那样简单有效。

（二）增量带动存量

新华都集团首席经济学家邱晓华教授分析了中国经济过去增长以存量作为代价的问题，并为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提出了“以增量带动存量”的解决思路。

邱晓华教授首先从如下几点回顾了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发展30多年的历史。第一，中国的发展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实现了快速发展。改革开放是国家发生巨大变化的重要动力。第二，中国的快速发展是以低成本来实现的，低劳动成本，低资源成本，低环境成本，低社会成本，这种低成本驱动是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第三，中国的快速发展是紧紧围绕着老百姓的生活需求的满足而展开的，从八十年代解决老百姓的吃饭穿衣，到八十年代中期解决老百姓日用品短缺的矛盾，再到解决老百姓出行难用电难等诸多基础设施不足的问题。到九十年代中后期又紧紧围绕着老百姓住房难的问题而展开了新一轮的发展。所以每一步都通过满足老百姓的基本需求来开拓市场，促进发展。第四，中国的快速发展和世界的联系是密不可分的，加入世贸组织并敞开国门，都为中国赢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邱晓华教授认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背后，国家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并没有像速度提升得这么快。高速不高效的原因就在于我们过去的经济发展往往以牺牲存量为代价。一方面是我们常常以存量资产的破坏来求得增量资产的扩大。社会总财富，净财富增加并不多。另一方面，我们总是以高库存来实现高发展。在相当长时间里面，中国的存货占GDP的比重都在20%以上。进入新世纪，好不容易降到了5%左右，但是即使只有5%左右，相对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来说，比重也还是明显的偏高。这种高库存其实就是一种高浪费。这种以存量资产的损失求得增量资产的发展也是一种浪费，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经济发展高速不高效的原因所在。

与此同时，邱晓华教授也指出了解决问题的出路，要以增量带动存量，不是以存量为代价换来经济增长，而是以增量作为动力助长经济增长。邱晓华教授认为，扩大开放、沿海、沿边、形成东部振兴、西部开放，这些都是用增量带动存量的发展思路的真实写照。增量带动存量这条路能够成功，原因有以下三点。

第一，增量带动存量可以获得三大突破。首先是突破旧制度的约束，从增量起步，能够更少的受到传统制度安排的束缚。其次是突破旧观念的束缚。在新的领域，新的地区，新的行业，形成新的发展，需要有新的理念，旧理念对它的束缚不是那么强烈。最后是可以突破旧利益格局的束缚，并且增量领域没有那么多利益分离，可以比较快的获得突破。

第二，增量带动存量可以取得双赢。增量带动存量能够获得国家的赢，企业的赢，以及劳动者个人的赢。

第三，增量带动存量可以带来三个效应。首先是示范效应，新区域的突破性发展，对旧的区域肯定是一个很好的示范。其次是稀释效应，通过新经济的成长，通过新力量的积累，使得我们有了改变存量，改变原有面貌的手段和物质基础。最后是裂变效应，通过局部的变化，量变到质变，所以这样的改革发展之路就是以增量的发展促进存量的发展之路。

三、中国经济发展的策略建议

（一）基于匹配原则进行市场设计

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尔文·罗斯（Alvin E. Roth）教授分析了美国市场设计的经验，以此来为中国的市场设计提供参考。在罗斯教授看来，市场设计的关键是匹配市场，并且以其对波士顿招生系统的改进为例来对此作了阐明。

罗斯教授认为，在美国，匹配市场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其他国家也可能是一样的。就日常生活来说，孩子要读幼儿园、读中学、读大学，都会涉及到匹配市场的问题，因为涉及到双方选择的问题，包括找工作，不是说任何一份工作想要就可以得到，自己要被雇主选择才行，在医疗保险计划中也会涉及到匹配市场，都是双方选择的匹配问题，并不是说付得起大学的学费就可以去学校读书。

波士顿公立学校的招生计划过去有很大的缺陷，因为采取的是密集接受系统，每个学生会递交他的志愿名单，根据优选的次序，第一志愿是什么，第二志愿是什么，学生和家长来提交名单。学校一般首先在报考他的第一志愿的学生中去选择，这个系统看起来没有大的问题，但是对于学生而言第一志愿填的是哪个学校至关重要，因为有可能第一志愿没有录取该学生，第二志愿已经招满了，第二志愿也不会被录取，因此如何填报第一志愿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学生不会想填一个特别受欢迎的学校，因为风险很大，一旦不录取第二志愿第三志愿都不被录取。因此，学校会建议，如果你想被你的第一志愿所录取，请考虑选择不那么受欢迎的学校，因为这是在信息缺失情况下的最安全方式。

这样的设计虽然降低了学生的风险，但却并不是很好的市场设计，因为并没有遵循匹配原则，学生未必安全的选择了他们喜欢的学校。基于匹配市场的考虑，罗斯教授通过递延接受算法（Deferred Acceptance Algorithm）对系统进行了重新设计。让学生和家长可以非常安全的填报他们最喜欢的学校，是该项工作的原则。首先不公开、秘密的提交自己的志愿，然后每个学生都去向第一志愿提交申请，学校就在所有第一志愿学生中根据优先顺序给他们分配座位，罗斯教授强调，第一轮的时候学校并不会立刻接收这个学生，只是把位置保留下来了，如果还有名额的话，每个学生跟前一轮被拒绝的学生向下一个志愿提交申请。每个学校将前一轮保留的学生、新申请的学生再进行一起考虑，然后接已有顺序再给这些学生进行初步的分位，不在这个名单上的学生就被拒绝了，这样的方式就一直轮回下去，直到没有学生申请被拒绝，这个算法就算结束了。每个学生都会有一次最后分配，根据这种算法，学生就很有可能保证被他的第一志愿学校所接受，学校也会得到他们想要的学生，这就实现了市场设计的匹配。

（二）基于比较优势进行产业调整

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分析了产业调整容易犯的错误，并且指明要基于比较优势进行产业调整。林毅夫教授认为，一个国家，如果它的经济要持续地增长，那么它的产业技术结构需要不断地升级变化，这个变化过程当中，国家采用针对特定产业的产业政策来帮助这个产业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必须承认，大部分国家的产业政策是失败的。导致失败最主要的原因是大部分国家的产业政策违反了他们的比较优势。站在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一个成功的产业政策，必须针对这个国家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

林毅夫教授同时也对什么是比较优势做出了解答。在市场竞争中，如果一个企业要成功的话，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的成本应该是比其他竞争者低的。企业的成本分成两块，一块是要素生产成本，劳动力成本，自然资源成本，资本的成本；另一块为交易成本，交通基础设施，电力提供是不是完善，金融服务是不是能够解决企业所需要的这种投资的问题，或者所需要的流动资金的问题，法制环境是不是完善，哪些会影响一个企业的交易成本。产业政策要成功，必须选择这个国家在该产业上的要素生产成本是低的，在国内市场，在国际市场跟其他国家相比它都是有竞争优势。要素生产成本要低的话，也就是说，这个产业必须符合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

林毅夫教授通过对比举例进一步说明了产业政策的成败。十五六世纪时全世界最先进的国家是荷兰，荷兰在纺织业上面，它的技术和生产能力比英国还好，英国当时有产业政策去支持他们国内的纺织业的发展，包括给一些补贴，政府想方设法把荷兰工人请到英国来传授他们技能等，他们是成功的。当时英国的人均收入已经是荷兰的70%。工业革命以后，英国变成最先进的国家，德国、法国、美国，他们的政府也在追赶英国，也采用了很多教科书里说的手段，他们也成功了。当时美国、法国、德国的人均收入已经是英国的60%到75%之间，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追赶美国也用了很多产业政策，也成功了。当时日本的人均收入已经是美国的40%，20世纪60年代70年代亚洲四小龙追赶日本，它的产业政策也成功了，当时他们人均收入已经是日本的30%到40%。

作为对比，中国在20世纪五十年代产业政策针对的是超越美国产业，可是人均收入只有他们的5%，人均收入反映劳动生产力，劳动生产力反映的是资本拥有量，这样看中国就跟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这就是失败的原因。

最后，林毅夫教授给出具体的建议：怎样寻找一个发展中国家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就是找那些发展非常快，人均收入水平可能是你一两倍的国家，那么他们现在产业是什么？他们发展很好的产业是什么？他们现在 发展很好，就代表他们即将失掉比较优势，如果他失掉比较优势正好就是你的潜在比较优势。林毅夫教授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按照新结构经济学来增长和因势利导的话，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应该可以维持一个二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8%到9%的增长时期，从一个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国家，或许可以在一两代人时间里面变成高收入的经济体，每个国家应该都有这样的机会。

（三）基于终端顾客进行技术创新

塔夫茨大学阿玛尔·毕海德（Amar Bhide）教授分析了当前技术创新容易忽略的重要方面，他提出了一个基本问题：为什么挪威的科研成果没有瑞典高，但是他的人均GDP产出会更高呢？从技术本身的角度，瑞典可能更高，但是挪威的技术创新则更加有效。因此，技术并非技术创新的唯一因素，有效的技术创新还有更重要的基础，这个基础便是位于终端的顾客。毕海德教授还以自己作为消费者的体验来说明消费者之于创新的意义。他在1981年买了第一台电脑，当时是一万美元，可能在这些年中，他一共花了二十万美元买电脑，他买电脑的时候或许并不知道电脑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好处或者价值，虽然他知道这台计算机可能对工作很重要，但是他只是相信它肯定会给工作带来价值和利益。把所有消费者的个体行为汇总起来，就可以看出，消费者对风险承担力是加强了，因此，才有了苹果微软这类公司的成长。而他每天要花很多小时跟自己的计算机打交道，使他更加适应计算机的操作模式，同时他会把他的想法反馈到生产商这边，所有I pad用户也是像他这样，他们也是不断努力使设计产品的科学家和科研人员能设计出更好的产品。因此，在他看来，消费者并非无缘由的捡到了创新的好处，消费者也是付出了努力，至少也是承担了新产品的风险。从这个角度来说，消费者应当作为推动创新的重要力量。

（四）基于返还民权进行模式变革

北京大学王建国教授在界定经济模式的基础上，对当前中国经济模式进行了分析，并指出了中国经济模式如何变革。王建国教授将经济模式定义为四个战略的系统组合。第一，价值承诺，一个国家或者政府必须对国民有一个价值承诺，这是从商业模式借过来的。第二，一个国家或者政府对国民制度定位。第三，财富创造战略怎么满足价值主张，实际上是GDP的创造战略。第四，是财富分配战略，实际上是GDP的分配问题。

王建国教授根据这种战略组合分析了中国经济模式的主要要素，并总结了中国模式的内在规律和内生矛盾，他将这些概括为权控经济。王建国教授建议，需要对当前的经济模式改革，而改革的根本就是放权，把控制资源的权利放到老百姓那里去，即返还民权，本来这个权力是老百姓的，但是又集中了，现在应该返还给老百姓，因为没有民权就没有民智，没有民智就没有民强。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也表达了政府应当简政放权的观点。高尚全指出，两会最大的共识就是实现“中国梦”，怎么样实现“中国梦”？就是靠改革创新，我们要有这种时代的精神。政府是创造环境的主体，而不是创造财富的主体，所以要减政放权，真正变成服务型政府。具体而言，第一，要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为基础的经济制度；第二，要坚定不移的打破垄断；第三，要完善司法制度，使得司法能够真正的公平；第四，要真正转变政府职能。

在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士余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中国金融体制改革要推到一个更高的阶段。因为现在国家持股比例还是太高，整个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还远远没有达到真正的公司治理的境界。未来十年，应当立足于开放市场的体系建设，发展新的民营为主导的中小银行体系，并且要坚定不移的推动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的改革。如同法国前财政部部长埃德蒙·阿尔方戴利（Edmond Alphandery）在峰会中谈到的，如果微观经济机制能够在市场中自由的流动，那么现在看到的一些失衡就可以得到调节。

（五）基于商业文化进行职业引导

哥伦比亚大学的理查德·罗伯（Richard Robb）教授以及巴黎理工大学的助理教授莱彻·博吉洛夫（Raicho Bojilov）都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中国现象。罗伯教授讲了他和他的中国学生的故事，他的中国学生找到他，说想在美国找一份分析师或者交易师的工作，实际上是不太可能的，因为有一些能力非常强的学生在竞争。罗伯教授就问这名中国学生，为什么你不想去华尔街成为一名销售人员呢？随后，罗伯教授就看出来这个学生有些不高兴，因为他不想告诉他的家长，我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就成了一名销售员。

但是罗伯教授却认为这是非常有荣誉感的职业，销售团队可以帮助公司销售产品，并且通过创新来对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在美国人看来，如果去参加一场晚宴，一个人说我是小城镇的镇长，一个人说我是销售飞机引擎的，相对而言，这个销售人员处于非常高的社会地位。

而在博吉洛夫看来，这种差异表现更加明显。他认为，在美国，有一些受过高等教育很成功的人士成为企业家，而在中国最有才能的人都成为了公务员。在美国，才能不是特别出众的人才去做了公务员，或者受的教育不是特别高的才去做公务员。

当然，这种观察和差异并非绝对，但是包括费尔普斯教授、罗伯教授以及博吉洛夫在内的诸多学者都一致表示，中国在职业引导上应当更多的是基于商业文化而非其他。职业的选择和职位的提升依据的是一个人的贡献和能力，而不是看地位和关系。如同费尔普斯教授所讲，我们应该把注意力更多的放在商业文化上，这对于创新而言非常关键，有了这种文化才可以更好地进行商业创新和机会拓展。

结束语

总而言之，中国经济发展要有实实在在的GDP，更要对人民的福祉和快乐做出贡献，为了驱动这种有效增长，中国经济需要创新和企业家精神，还要通过以增量来带动存量，而非一味的以存量作为代价来增长，无论是市场设计、产业政策、顾客创新、模式变革还是职业引导。当我们可以践行这些智慧之时，我们就已经踏上创新和新经济增长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