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胡同是朱天纯先生毕生的追求。十几年来，无论酷暑寒冬，天晴下雨，他都会穿梭游走在老北京城的胡同里，用镜头寻找儿时的记忆。为了拍摄，他曾被人殴打但仍无怨无悔，也跟三轮车车夫结下了难忘的友谊……北京的胡同里，朱天纯就像穿越时空的行者，将老北京特有的文化符号一次次定格，而他的每一幅作品背后，都蕴藏着深厚的老北京记忆。
我生在胡同，长在胡同，是满族正红旗人。从民国时期起，我的家族就定居在北京地安门胡同内的四合院，所以在我心里，一直潜藏着对胡同的深深眷恋。
文化大革命时期，我汇入了当时风起云涌的上山下乡运动，离开北京，前往东北边陲“接受再教育”，每当想家的时候，胡同里的一幕幕就会浮现在脑海：葡萄架下的金鱼缸，小巷里的大枣树，沿街叫卖的小商贩，穿梭在胡同里的车夫……一切都让我怀念不已。
后来返城回到北京，目睹了都城的拆迁改造，当我看到许多胡同被拆，痛楚油然而生，感到北京胡同文化就要被割裂，就要断传。于是我拿起了相机，开始穿行在老北京城的胡同里，用镜头记录有关胡同的点点滴滴，希望用自己的行为，唤起人们对胡同的保护意识。
现在，我依然一如既往地穿行于大小胡同之中，用自己余生的精力，去做胡同文化的守望者和记录者。
儿时的记忆
胡同里的人生百态
北京的胡同，有近800年的历史，与胡同一起保存下来的，就是四合院。
我家是一个标准的四合院，分为外院和里院，一共有14个房间。我见到的奶奶是二房，而我的父亲是头房的孩子，所以在我爷爷去世之后，父亲这一脉在四合院里是不受待见的，因此我家一直住在外院南屋，直到1964年奶奶去世，才搬进了里院。
后来，政府动员让我家将外院南屋腾出，作为街道的服务站。因为我的父母都是国家干部，加之腾房是为了给胡同邻里做善事，所以他们爽快地答应了。我记得服务站设有一部公用电话，那时打一个电话4分钱，传呼一个电话3分钱，晚上8点以后是5分钱，而谁去传呼，这几分钱就归谁。对于当时十来岁的孩子，这很有诱惑力，所以我常常跑腿，挣了不少零花钱。正因如此，我对住在胡同里的人十分熟悉。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著名演员田华，她就住在离我家不远的胡同口。以前在胡同里总是和她擦肩而过，后来因为我经常给她送传呼单，她也就认得我了，见到我总是微笑着和我打招呼，这极大地满足了我的虚荣心。
关于胡同的记忆还有很多，这个由一条条巷道和一座座四合院构成的世界，尽显人生百态。俗话说，百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话放在胡同里十分贴切。无论哪个季节，胡同里的叫卖声总是不断。早点、水果、蔬菜、日用品……售卖各种物品的吆喝声此起彼伏。也有的商贩用响器代替吆喝：吹糖人的铜锣、卖布人的拨浪鼓、算卦人的小锣儿……各种声响杂糅在一起，热闹非凡。
夏日的傍晚，胡同里的穿堂风吹走了白天的暑热。此时，人们端着热茶，拿上小凳，夹把芭蕉扇，来到巷子里乘凉。每到这时，常有鼓书艺人走来献艺，胡同便成了“露天曲艺场”。而到了冬季，人们常常在中午聚在胡同里向阳、背风的地方“晒暖儿”（晒太阳），文雅的说法叫“负暄”。老人或“负暄闭目坐”，或低头抽旱烟，年轻人有说有笑，数九寒天的胡同，
也就不再寂寞、冷清。
正是儿时美好的记忆，让我对胡同眷念不已。所以，我要用镜头将它们留住。当我拿着相机行穿行在大大小小的胡同里，那些留在砖缝里的音容笑貌，仿佛立刻就鲜活、灵动了起来……
按图索骥寻找胡同
拍摄钱市胡同遭人殴打
胡同记载着历史，也传承着文化，胡同存储的市井万象，构成了容量最大的北京文化辞典，读懂胡同，才能读懂北京。所以，在早年拍摄胡同时，为了清晰、全面地了解老北京文化，我利用在书店工作的机会，广泛阅读相关书籍。我还特意找到老北京地图，按图索骥，前往地图上标注的所有古都旧城地区。每次去到一个地方，走过几条胡同，回来之后除了将图片文件归档，我还会在地图上作标记。
回想这些年来的拍摄经历，有许多让我难忘的故事，而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有一次为了拍摄钱市胡同，我竟被人殴打。
钱市胡同位于北京前门外大栅栏旁的珠宝市街，这条胡同长50多米，最宽处不过80厘米，最窄的地方仅有40厘米，是北京最窄的胡同。在清代，钱市胡同是官办的银、钱交易市场，用如今的话说，就是当年老北京的“金融街”。在钱市胡同的最里面，有一座清朝光绪年间的建筑，面积约 100 平方米，房子中间有天井，两侧开有天窗，据说这里曾是当年钱市交易最热闹的地方。
由于媒体的不断报道，钱市胡同颇具名气。或许因为这里曾是老北京最繁华的地方，一些多事之徒竟想着来此行盗，胡同里许多院落的门牌都被摘走了，因此，胡同里的居民对于外来人员非常排斥。有一次我去那里拍摄，赶上一个院子里正在举行家庭聚会，一名喝醉的男子见我走进胡同，便询问我来这里做什么，我回答说是来拍照的，他不由分说便朝我大骂，说就是我们这些拍照的把他家的门牌给偷走了，说完竟向我动起手来。因为胡同过于狭小，
我只能用身体护住相机，任凭他捶打，见我的嘴被打出了血，怕把事情闹大，他的家人才将其阻止。警察闻讯赶来，了解了事情的原委，问我要不要向他索赔，想着照片已经拍摄完毕，相机也没有损坏，我也就放弃了追究。 其实，在多年的拍摄中，被人误解或遭人谩骂时有发生，我早已习惯。因为对于我来说，只要能收获精彩的照片，这些付出都是值得的。
与三轮车车夫的友情
曹队长和松四爷的故事
要展现胡同的全貌，除了建筑和静物，生活在胡同里的人也是重要的拍摄对象，而我最喜欢拍摄的，便是胡同里的三轮车车夫。
什刹海地区是北京市允许合法经营三轮车的地方，我经常到那里去拍片。拍摄中，我发现了一位形象非常突出的三轮车车夫，但在我拍摄时，他并不愿意配合，几次抓拍都没有获得满意的画面，这令我非常失落。也许是老天眷顾，有一次我开车上班路过东四美术馆时，发现门口有一群十分特别的练武之人，便停车下去观看，谁知武术队的老师竟是我的一位发小，更惊喜的是，我一直想拍摄的那位三轮车车夫也在这里练大刀。有老友搭桥，他也就开面了，一番交谈后，答应了我的请求。离开时，我让他坐我的车走，没想到他自己是开着一辆桑塔纳来的。等他走后，老友告诉我，他在什刹海非常有名，人称“曹队长”，他并不差钱，蹬三轮车一是为了锻炼身体，二是为了解闷交友。
为了对曹队长多些了解，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买了些水果到他的住所找他。他家住在什刹海南官房胡同，屋里的布置充满了典型的老北京气息，最吸引我的是墙上那些镶嵌在镜框里的相片和剪报。见我对此感兴趣，他便给我讲起了他的故事。原来他是北京一家大纺织
厂的技术人员，厂子外迁，他也就提前退休了，为了给自己找点乐子，便做起了三轮车车夫。他有知识又会外语，脑瓜灵活，且在形象包装上下了一番功夫，所以当时很多来北京采访胡同游的英美著名媒体，都点名要坐他的车，墙上的这些相片、剪报就足以证明他的“厉害”。因为他很讲面子，有活也常照顾同行，于是圈里人就尊称他为“曹队长”。我告诉他我准备出一本名为《胡同行吟》的画册，希望他能给予支持，他欣然答应了。所以，后来我的摄影作品里，就有许多他的特写。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曹队长名气大了，便招来了许多非议。一次在和别人争吵时，他没能压住火，抄起练武术的刀把对方砍伤了，因此被判入狱两年。出狱后，他家搬出了什刹海胡同，我便再也没有和他联系。
曹队长谢幕后，我的《胡同行吟》的下一位三轮车车夫主角是松四爷。松四爷比我小十来岁，很聪明，曹队长出事后，他秉承了曹队长的作法，在形象包装上狠下功夫，冬天一身青，夏天一身白，而且脖子上总是戴着小拇指粗的金链子，加上他浓眉大眼，光头倍儿亮，如此特别的形象招揽了很多生意。
接触松四爷，源于朋友的介绍。当我真正了解他后，发现这个外表粗狂的男人内心却十分细腻。由于他的母亲爱吃北京菜，但他的媳妇又不是北京人，所以平日里不管拉车有多辛苦，他都会按时回家给母亲做饭，是个大孝子。因此，每次给松四爷拍照，我心里都怀着敬佩之情。
“老北京拍记队”
镜头里的情怀与责任
其实，这些年来我并不是一个孤独的拍摄者，和我一起走在胡同摄影这条道路上的，还有很多具有胡同情怀的人，我们自发地走在一起，渐渐形成了一支队伍，名为“老北京拍记队”。
拍记队里，既有专业的摄影工作者，也有在校大学生，还有退休后闲不住的老人。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上发帖相约，走街串巷，一起拍摄记录日渐消失的北京胡同，堪称“京城胡同护卫队”。
拍记队成立以来，影响力不断扩散，越来越多的胡同爱好者加入进来，每周末的胡同拍记，由最初的三五成群发展到后来的几十人结队，浩浩荡荡。随着人员的增加、经验的积累，拍记队渐渐分成了两部分：拍记组和专业摄影组，我是专业摄影组的负责人。无论阴晴雨雪，我们的脚步都不会停下来。在拍记队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下雨下雪天你没去拍，别跟我说你是拍记队的。这足以证明队员们的执着与热情。
在拍摄记录老北京胡同文化的同时，拍记队也给许多人带去了欢乐。例如队里有一位母亲，跟着我们拍了十多年。她的女儿身体一直不好，性格也十分内向，她就决定带着女儿一起拍胡同。小姑娘从小学三年级开始，一直跟着我们拍摄，现在她已经上高中了，身体在长期的锻炼中有了很大改善，性格也变得开朗，身边的朋友也多起来。不仅如此，她还在学校办讲座，讲述老北京的故事，自信而快乐。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再如拍记队里工科出身的船舶检测工程师佟广平，不仅在北京798艺术区举办了关于老北京胡同的摄影展，还出了书。一些年轻人在队里拍摄多年后，摄影技术突飞猛进，最后去了佳能北京总部工作，由爱好到专业，获得了意外的收获。
十几年来，我们的镜头已经覆盖了北京上千条胡同，留下了70余万幅照片。而就在我们拍摄胡同的十几年间，大量的胡同消失了，很多原来胡同的住户搬进了小区高楼，春节庙会也改在公园进行。随着时代的变迁，在城市空间不断拓展的同时，也压缩了北京市井文化的空间。
如今，我们想通过自己多年积累的图像，在网上建立一个完整的胡同世界，因为在我们看来，在城市的快速变迁面前，这是无奈而唯一的选择――用影像留住人们对胡同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