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春的早晨
那天清早，母亲从堂屋走到门外粉红的霞光中，浑身上下拍打着，说去接萍儿姑出方，我立即蹦出家门。
太阳像烤透的红薯饼，夹在村东筷子样的古树杈间。地面散落的金黄稻草上，布满洁白细碎的霜花，仿佛神仙撒下的白糖粉。巷里不时炒豆似的爆出一阵炮响。空中弥漫着淡淡的火药味儿和醉人的酒肉香气。家家灰色土砖门框上的红对联，如我们旧棉袄上罩的新褂子，干净、鲜亮。我拉着母亲的手，一路跳跃、哼唱。
“呀，娘儿俩冻坏了！快进屋。”萍儿姑一见我们，就跑过来。“萍儿姑！”我连忙叫道。“哟，我银儿的嘴儿还蛮甜呢！”萍儿姑飞快地一捻，拆了一颗花纸包裹的糖，放进我嘴里，另装一颗我的口袋内，拉我到堂屋墙边的灶旁，把我的手往半盆热气腾腾的水里按。她那满头的乌发，在宽阔的肩头披散开来，飘闪着丝丝亮光，好似展开的黑缎子。
母亲望着我们，眯眯地笑：“叫银儿做你儿子算了。”萍儿姑马上说：“好哇！――啊，不……”
这时，房门“吱”的一声，闪出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启开红嘟嘟的小嘴，清脆地叫道：“桂舅娘！”母亲抱起小姑娘：“怪不得叫铃儿呢，声音比响铃还好听！”
“怎么样，相得中么？”萍儿姑笑吟吟地望着我母亲。 母亲一愣，随即哈哈大笑：“没说的！这个婚姻，我包办了！铃儿，快叫我娘！”铃儿头一低，红着脸伏在我母亲的怀中。母亲掰开铃儿的头，很响地亲一口，轻轻放下她：“不难为我铃儿。一时难得改口，今后再叫。”
铃儿跑到墙边，拉来绳子上干硬的毛巾，往脸盆里放。毛巾站在热水盆中，软涨着往下蹲，一会儿就躺在盆里，荡漾着。母亲捞起毛巾，给铃儿抹脸。霞光斜射进屋里，照得铃儿的脸更显红润、白嫩，在缕缕热气中，连小小的茸毛都看得清。
萍儿姑把我拉到她的怀中：“铃儿给你做媳妇，要得么？”铃儿双眼一眨不眨地望着我，乌亮亮的大眼珠中，清晰地印着我的影子。我看见我咧嘴笑了：“要得！”萍儿姑又问铃儿，铃儿含笑望着我，点了点头，羊角辫颤动着，辫上的一对花蝴蝶，也随着飞舞。
母亲微笑着说：“银儿，你凭什么接媳妇？”我连忙从口袋里掏出那颗糖，笔直地举到头上：“我有一颗糖！”
“真是男子汉！”萍儿姑和我母亲笑得前俯后仰，互相拍打着：“我们这玩得睦义的姊妹，现在成亲家了！”母亲大笑着：“银儿，把你媳妇接俺家去！──从大路走！”
我和铃儿牵着手，轻巧地跨出很高的石门槛，嘴咕嘟着糖，“辍蔽溜着，一摇一晃地踏向村前的大路。
太阳攀上树梢，累得脸通红。田野上，盖着很厚的雪。地边显着青翠的麦苗或碧绿的油菜，两支细嫩的油菜花儿，钻出洁白的雪被，披着朝霞，黄灿灿的。几只羽毛光滑的喜鹊，在田间轻飞、踱步。
“哟，天生的一对伢儿！”一位白胡子爷爷，头戴棕色大绒帽，身穿青棉袄，挑着一担花花绿绿的小百货，摇着红色小圆鼓，从灿烂的阳光中，向我们“咚咚”晃来。
“托您老的福哇，仙伯！”母亲连忙说。萍儿姑也迎向仙爷：“您老好勤快！”“担子不重。一点小玩意儿，正月间的，出来凑凑热闹。”母亲说：“看看什么小玩意儿合适，给小把戏们买点儿。”
“谈啥‘买’字？”仙爷放下担子。担子的一头是小木箱，箱面嵌的明亮的玻璃下，木条隔的小方块中，摆有纽扣、花线、口哨和玉镯…… 仙爷抹一把白胡子，俯下身，问了我们的名字，便一拍大腿：
“妙！──银儿，铃儿，银铃儿！”仙爷从方格中拿出一对银光闪耀的铃铛，穿上鲜红的丝带，系在我的鞋后侧。
母亲盯着我笑：“银儿，给你媳妇买点什么？”我望着那些花花绿绿的东西，眼都花了。见铃儿正看那清纯得叫人想舔一口的玉镯，我便手一指：“这个！”
“好！一个脚铃，一个手镯。”仙爷拿来一只火红一只碧绿的玉镯，递给我：“就这一对大的吧，一直可以戴到老。”
我拉起铃儿胖乎乎的小手，她并拢手指往玉镯里伸。玉镯太大了，晃荡着。我捏紧铃儿的内衣袖子，把玉镯往上套。铃儿望着箱格说：“那儿有红丝带。”我便拿来，把玉镯系在袖子上。
“哈哈哈！这对小把戏……”仙爷摸着胡子，爽朗地笑。旁边地上探头望着我们的喜鹊，拍起翅膀来。
萍儿姑掏出钱来。仙爷瞪大眼睛，翘动着胡子：“我可要生气了！──昨夜我梦见王母娘娘送我一对金童玉女。‘银’跟‘金’相连，小把戏要的又是‘玉’镯，这不正应了梦么？”
“受您老的太多，我会落头发。”母亲说。 萍儿姑还要给钱，母亲接过来，塞进萍儿姑的口袋，笑得眉梢一扬一扬的：“儿子定亲，我这当娘的能不给点定亲礼？”母亲边说边去扛担子：“走，仙伯！我家没啥好吃的，肥肉却有几块，酒还有几盅。”
仙爷连忙抓起扁担：“我得赶桃园的戏场。等银儿和铃儿今后成亲，我一定去喝喜酒！”“那时我们再接您老。”母亲动手抢起扁担来，样子就像打架。 萍儿姑大着嗓门：“仙伯赶紧和我们一路去吧，桂儿姐上次接老舅妈，把膀子都拉脱了！”我和铃儿一人扯着担子的一头，往我家拖。仙爷笑得咧开缺牙的嘴：“好，好，我去！小把戏们带前走！”
我们手舞足蹈，把路旁冻裂了的干土块，踢得像谷粒一样飞散开来，落在雪上，好比白糖上撒了芝麻。铃儿袖子上的玉镯，红光绿彩一闪一耀的。我鞋上的银铃，“叮当！叮当！”响得欢。
几只小鸟，在地边“啾啾！啾啾！”地叫，色彩斑斓的长尾巴，拖在身后，一翘一翘的。我和铃儿同声唱着：“秧鸡儿叫，尾巴儿拖，三岁伢儿会唱歌。不是爹娘告诉我，是我聪明自作的歌……”
从此，母亲每年接萍儿姑出方，都要叫我：“把你媳妇牵俺家去！”我和铃儿渐渐地红起脸来，各自溜开。
后来，萍儿姑的丈夫，在“双抢”时，不幸中暑身亡。别人给她介绍的后夫，个头矮小，腿脚不利索，在河对岸山那边煤矿当工人。
他们走的那天下午，西北风“呜呜”地叫，把枯黄的树叶刮下地，又旋上天。萍儿姑的后夫一走一跌的，背上两个包，有节奏地起伏。萍儿姑一手挽着洗得发白、满是补丁的被单捆成的包裹，一手牵着铃儿，磕磕绊绊地跟在后面，一步一回头。 突然，铃儿跑回来，绯红着脸，把一个红软的柿子，往我手上一塞，转身跑开了。铃儿外公家的小黄狗，蹦跳着追在她们脚边打转儿。铃儿抚顺它背上被风吹乱的毛，它舔铃儿白嫩的小手。
他们的身影，伴着“沙沙”旋转的枯叶，在西下的夕阳中，渐渐地小去。最后，被昏黄的晚霞酌弧
母亲说，他们是去县城赶夜里九点半的船，还得坐火车，钻长长的黑qq的山洞……我感到手指手心黏在一起，抬手一看：我把柿子捏化了，鲜红的柿汁从指缝间往外冒，热乎乎的，好像手心在流血。
萍儿姑和铃儿这一去，几年没能回一次。即使听说铃儿回了，我也只好早早地跑出去玩。因为我的伙伴们都爱唱：“银儿，铃儿，银铃儿。”以致我不知铃儿长成什么样子。
萍儿姑与我母亲拉起家常来，常叹气，甚至流泪。萍儿姑说：铃儿的成绩蛮好，可惜，她刚读完初中，继父的腿病恶化了，她只得接职上班。
我高中毕业，便回乡务农。后去县城做临工，开店，结婚生子。
“银儿！” 一天，我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放下正在谈的生意，见一位花白头发的老人向我走来，嘴角眉梢堆着笑。
“啊，萍儿姑！”我稍一愣，就认出了，连忙端凳子请她坐。“好，你做生意！”她坐在一旁，笑盈盈地看着我。
等我生意做完，萍儿姑走过来，问这问那。离去时，还要几次回头望我。萍儿姑再路过我店，总要坐一晌，谈一晌。听说，现在铃儿的继父去世了，萍儿姑跟铃儿过。铃儿嫁给我们县城一个大她好几岁、杀牛的知青，生了女儿。那知青爱酒爱牌，酒喝多了，牌打输了，就搞得铃儿身上青一块紫一块。
一日，我正坐在店里看书，无意中抬头，见门前的路上，一双大眼睛正对我闪亮。我刚感觉到，这亮光就转移了。只见比较高瘦的背上，拖着乌黑的长辫。瘦长的手提着一篮红湿的牛肉。手腕上戴着一个缠发丝的手镯，手镯的半边是红色，半边是绿色，光滑闪亮。
我站起身，走到店门口。那背影匆匆地远了，在转入小巷的屋角，乌亮的光又向我一闪，就消失了。我似乎熟识这眼光，但想不起是谁。
待了一晌，我使劲眨着眼睛，再望那转角，只觉模糊的人影来来往往，甚至连男女都分不清。我才想起自己的眼睛，早被生活磨成了近视。这更使我疑惑：刚才我是不是睁着眼睛，做了个梦？
随后，我在一位当小学教师的同学房里玩。见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送来一沓作文本，红嘟嘟的小嘴，乌溜溜的大眼。我差点失声喊出：“铃儿！” 同学说她叫钱银铃，作文写得不错，并翻给我看：
哑 镯
妈妈说，她小时就戴上了一对玉石手镯。一个红艳艳，一个绿莹莹的，光滑清凉，她常用小舌头去舔。它们被红丝带系在手腕上，总是说话、唱歌、跳舞，可活泼啦！
后来，它们渐渐地累了、瘦了，跟妈妈说，再瘦下去，就受不了。
妈妈便用她那乌亮的长发，织了一件光闪闪的毛衣。它们合穿着，紧紧地结合在一起，静静地过着日子。
有时，妈妈跟它们说话，它们只是眨巴着多彩的眼，而默默无声。妈妈的眼泪滴在它们身上，叫它们“哑镯”。
回到家里，我与母亲谈起铃儿。我以为我是农民，家里又穷，铃儿是工人，我们便没能结合。母亲说，萍儿姑原本问过她几次，但我先是上学，后来一出学堂门，就说要当作家，暂不谈对象。而铃儿出落成水灵灵的大姑娘，做媒的踏破了门槛。继父的腿病落下一大摊债，那知青资助了不少。
母亲从发黑的衣柜底下，翻出一对雪亮的银铃。红丝带，已褪成灰白色。我换上鲜艳的，系在儿子的鞋上。妻子说太老气，解下来，丢在杂物堆里。 我偷偷拿去，收藏在书柜里。有次夜深，我看书疲惫了，拿出银铃摇晃几下。妻子眨着睡眼，说我疯了。
过后，我到外地开店，再也没见萍儿姑了。本想第二年春天回乡，趁雪铺田野之时，再走儿时的村前大路，摇一回铃。可惜，现在气候变暖了，我们家乡飘一点头皮屑似的雪，一沾地就不见了。那黄土大路，已变成水泥路，找不到过去的痕迹。
村里扩建了不少新楼房。铃儿外公家那土砖房子，现在歪裂了。砖缝里光滑无泥，大块凸现的土砖，像老人稀松的牙齿。古铜色的阳光，斜斜地射过来，如老人的舌头，舔着那老墙砖。
仙爷已去世了，葬在村后的松树山上。坟边的荒草丛中，几只灰不溜秋的麻雀，叽喳着。母亲说我结婚时，仙爷离我家老远转动着。见我母亲去拉，他连忙跑了。谈起那个梦，仙爷说那天早上，他一急，就说破了，以致失灵。
村前的地里，还栽着碧绿的油菜。在这深冬，又有两支早开的油菜花儿，金灿灿地挺立着。听说，这些花儿，难得结籽。难道，早开的花儿，只是花族中美的记忆？
至今，我常在晴天白日，有时与人谈生意，甚至正经手人民币，却突然哑张着口，迷茫着眼，脑里闪现出那个初春的早晨……
割荷包
我九岁时的一天，觉得胯下一阵一阵发痛。母亲问是不是玩时摔了，我不清楚。父亲给我抹几下，抠几下。我甩甩腿，感到轻松些。
而第二天，我胯下的筋，痛得一拽一拽的，似乎短了一截。父亲请来大队赤脚医生、祖父的老朋友世岭爷，把画着红漆“十”字的黑木箱，“啪”地放在堂屋的八仙桌上。母亲连忙把鸡蛋煎得松黄，堆在一大碗面上，端到八仙桌的正上方。祖父捧来乌黑发亮的细颈瓷酒壶，微笑着说，没啥吃的，酒多喝一盅。世岭爷大口嚼吞着鸡蛋，点着筷子，笑眯眯地说我母亲做菜的手艺不错。吃完，他又给我抠抠揉揉，弄得我麻木了。
第三天，我觉得屁股也隐隐作痛。世岭爷又背来木箱，母亲又是一大碗面卧蛋，祖父又捧来酒。世岭爷说可能得开刀，先看看血变色没有。他叫我脱下裤子，伏在床上。他“叭”地掀开箱盖，夹出银光闪亮的针，上在粗长的针筒上，一只手拿着，另一只手破裂的长指甲，在我屁股上的一处，按一按，像刀在划：“痛不痛？”我偏头紧盯那对着我屁股的锐利针尖，赶忙说：“不痛！”他换个地方按一按：“痛不痛？”我颤抖着：“不痛。”再得到几个这样的回答，他睁大眼睛：“怎么不痛了？”站在一旁的父亲看着我：“是怕开刀吧？” 世岭爷从中山装左上方的小荷包里，抽出一根粗大的钢笔，扭下笔帽，把笔放在耳朵上夹着，捏着针，在我屁股上扎下去：“痛不痛？”我咬起牙：“不痛。”他拉动把柄，随后拔出针头，把玻璃针筒中的一点血，凑到眼镜底下看一看，挤到地上，再在屁股上换个地方扎下针：“痛不痛？”我双手紧紧抓着被单：“不痛。”他又抽出一点血，看看，挤掉，扎针。我这边屁股都被扎遍了，布满红肿的针眼，如马蜂窝。世岭爷望着这马蜂窝，再瞪着地上一摊淋漓的鲜血，搔着灰白的头发，发黄的大门牙咬着下唇，待了一会儿，从耳朵上取下钢笔，在我屁股靠近腰的地方，画出了凉凉的黑“×”。
世岭爷抹一抹额头细密的汗珠，长吁一口气，收拾好东西，关上箱盖：“明天再来。”我的心悬挂着，曲着身子，躲在被子里，一只手擦那“×”，一只手按胯下，鼓着眼到天亮。
白花花的阳光，从敞开的大门斜射进房里，照见细密的灰尘颗粒飞舞，俨然放电影。世岭爷弯腰背着黑箱从银幕上闪过，我仿佛看恐怖片子，浑身打颤。世岭爷拿出雪亮的尖刀，在灰不溜秋的破布上擦了擦，又送到沾着浑浊水珠的花胡子中间，吹一吹，比画着，对并立在床前的祖父、父亲和大哥扫一眼：“捉紧啊，不能松手！”
父亲、大哥和祖父，捉脚的捉脚，捉手的捉手，搂头的搂头，齐齐把我按在床上。我拼命挣扎、嘶喊。只听“嘶”的一声，屁股就火烧一样地疼，一股热流奔涌出来。大哥小声说：“这血没变色呀……”世岭爷横了大哥一眼。祖父搂着我的头，柔声说：“好啦！别动！敷上药就好啦！”世岭爷捏着尖嘴钳，从瓶里夹出浸得黄湿的药棉，一点一点往刀口里塞。拿大块白纱布盖在上面，再粘胶布条：“好啦！”
我感到火在屁股上烧，铁棍一下一下向刀口里戳，尖刀一下一下在屁股内绞，不禁张大嘴，连声叫唤。吞了世岭爷给的蚕豆大、印着“去痛片”的白圆药，还痛得浑身冒汗。一会儿，衣服就湿透了，贴在身上。世岭爷从箱内拿出一粒小圆药，我吞后，感到迷迷糊糊的，浑身麻软，手脚恍若不是自己的，想动，动不了，听到人说话，不知话的意思。“这样会死吧？”我赶紧呼喊，但嘴张不开。我竭力睁着眼，无声地喊着：“别死！别死！……”等我慢慢感到能动，我的心轻松了，随即感到屁股一绞一绞地痛。
隔一天，世岭爷就来给我屁股的刀口换一次药。不几天，母亲就说我瘦了。大哥抱我到门口晒太阳时，他胸前的扣子，硌出了我的眼泪。不太久，刀口愈合了。
可第二年夏天，我又觉得胯下痛，接着屁股痛。世岭爷说，还得开刀。上次的刀口，开得太高。好比荷包里装的东西，上次的一刀，是割破了荷包口，荷包口的脓流出来了。这次只有在荷包底来一刀，才能彻底放尽脓。于是，世岭爷又说：“捉紧啊，不能松手！”几个人又把我按在床上，世岭爷在我屁股靠近大腿的地方，“嘶”了一刀。
这次活脱刺破了荷包底，黏稠的绿脓紫血，从刀口源源不断地往外流，就如细长的花皮蛇从洞里往外爬。随后，我常觉得刀口处刺得生痛，伸手一摸，尖利刺手，慢慢地拈出，是白生生的鱼刺样的东西！
我身上怎么出鱼刺？祖父、父母和大哥都瞪圆眼盯着这鱼刺。世岭爷捻着它，半闭着眼笑道：“这次真是捅破了荷包底，连荷包底的渣子都漏出来了！这次一定好个彻底！”可是不几天，与这屁股同边的手也发痛，脚也发痛。很快像吹气球，手腕关节处的皮鼓起一个大包，膝盖也鼓起大包。世岭爷拿来尖刀一一刺开，绿脓紫血又蛇似的往外奔，都附送鱼刺。世岭爷睁着眼睛，咬着嘴唇。接着，荷包口处早长拢了的刀口，竟也鼓起来了。世岭爷皱着眉头，又拿尖刀刺开，放出脓、鱼刺。
再令世岭爷皱眉的是，刀口处的肉，常常长拢，近乎顽皮小孩嘬着的小嘴。脓、鱼刺在皮肉内吵闹，就是出不来。世岭爷拿起剪刀，“咔嚓”一下。不等我咧嘴吸冷气，一个红嫩的小肉环，已在地上滚动。几只瘦瘪的鸡，伸长脖子，连连飞快地划动着瘦长的腿，追抢啄食，搅起满屋灰尘，从门窗漫向外面的世界。刀口旁、刀口里，火辣辣的。红的绿的两条蛇，争先恐后顺着我的腿往下冲。
脓血不断，天天得换药。不能老麻烦世岭爷往我家跑，母亲也没法天天端出一大碗面卧蛋，我便去世岭爷家。我屁股刀口的嫩肉，鸡屁眼似的翻着，走一步，裤子就在红嫩的肉上摩擦一下，钻心地痛。我只得把挨近刀口处的裤布拉开，脚几寸几寸往世岭爷家挪。
我换了药回去，对父母说，世岭爷在他家与在我家的样子不同，脸板着，牙咬着。父母便叫我再换药时，带一包一角五分钱的“大公鸡”香烟去。世岭爷的脸皮松动了些。
不久，世岭爷换药时，不看我屁股上的纱布，有的粘结在刀口上，而用铁钳夹着纱布猛地一拉，拉下一团肉。塞药棉时，一两下就戳进去了。我咧着嘴吸冷气，简直像在挨刀。父母叫我带两角钱的“圆球”烟去。世岭爷的手轻柔了些。
几天后，我又感到铁钳的冰冷“铁”硬了。我想，这回得三角二的“游泳”烟了。但父母每次给烟的手总在颤抖。我只得扭过头去，闭眼咬牙。后来努力睁开眼，望门外树上虫蛀了的青叶飘落，看屋里鸡公赶鸡婆。
这脓把裤布沾染浸透，夏天的太阳，又把裤子上、我腿上，脓流过的地方的两边，晒硬、结壳，形成两条堤岸。两岸间的脓，河水一样起皱奔涌。
苍蝇总在我身边飞舞，我走到哪里，它们就追踪、围绕到哪里。老鼠也忙坏了。母亲把我的裤子搭在竹篙上，第二天早上，裤子就不见了。母亲在门角落或床底下的老鼠洞口，拉出已经破烂的裤子，洗净补好。我穿过后，母亲再洗了套在竹篙上，第二天清早一看，那几个补丁，又不见了。
这脓，从夏天流到冬天，从冬天又流到夏天，一直没干。好不容易，刀口合拢了。可再到夏天，又鸡屁眼似的鼓起来。这次世岭爷拉下苍白的脸，闭上多皱的眼皮，摊开瘦长的双手，喉头滚动着痰：“我行医四十多年，从没见这么烦难的。我拿不下来，别人更没法。只有去省城大医院。”而父亲东挪西借，仅弄到一点钱，只得送我去镇卫生所。
“再来晚些，孩子就残废了！”一位五十多岁胖胖的女医师，姓陶，灼亮的眼光射过圆圆的眼镜片：“鱼刺样的东西，是骨头烂成的渣！孩子患的是骨髓炎，开始一发痛，就打青霉素，便把炎症治消了，根本不用开刀。今后还会发痛，还得赶紧打青霉素。”
很快，陶医师就把我的骨髓炎治好了。摸着屁股上三个深深的、薄皮贴在凹陷骨头上的洞，想到世岭爷说的“割荷包”，我不禁打寒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