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二战结束后的七十年里，大屠杀一直在以色列的社会政治生活与公共话语中占据着中心位置。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第二代”叙事文学逐渐发展起来。其创作队伍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首先是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或者说大屠杀“第二代”；其次是父母并非幸存者的作家，但本人在成长过程中经历了大屠杀给以色列社会和个人心理带来的冲击，于是选择“第二代”体验为描写对象。他们都经历了以色列国家重建大屠杀历史与大屠杀记忆的过程，并把大屠杀历史与记忆融入到个人身份的建构之中。
〔关键词〕大屠杀叙事；第二代； 集体记忆； 幸存者； 身份认同
〔中图分类号〕I10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5）06-0021-09
“第二代”（the Second Generation） 指的是大屠杀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特殊群体，意指大屠杀幸存者的子女。这一术语最早见于反映幸存者在经历创伤后处于紧张状态并对其子女产生影响的心理文学中，用于形容与幸存者及其家人相关的心理治疗；但后来也逐渐用于与不需心理咨询的大屠杀幸存者及其子女的相关讨论。①广义地说，探讨犹太人“第二代”问题的两部具有开拓意义的著作发表于20世纪70年代：一部是斯坦尼茨与索恩义合编的文集《生活在大屠杀之后：美国大屠杀幸存者子女的反思》（1975），它反映了“第二代”的生存境遇，以及大屠杀对其身份塑造的影响；另一部则是爱泼斯坦撰写的影响深远的《大屠杀的孩子：与大屠杀子女的对话》（1979），该作探讨了父母的大屠杀经历对子女的影响。②真正对大屠杀叙事进行研究的学术著作问世于20世纪90年代，其中包括伯格的《约伯的孩子》（1997）和《第二代声音：大屠杀幸存者与迫害者的反思》（2001）、希赫尔的《打碎水晶：奥斯维辛之后的创作和记忆》（1998）、布吉亚特的《不会让你自由：犹太大屠杀幸存者后裔的创作》（2003）以及格里姆伍德的《第二代大屠杀文学》（2007）。③这些著作从心理、社会、历史、文化等不同层面探讨“第二代”叙事中所呈现的大屠杀幸存者及其子女的体验。除伯格《约伯的孩子》之外，它们均打破了国别界限，把“第二代”创作作为国际化的话题加以讨论。由于国内以往的学术研究大多关注美国等地的“第二代”作家，却对以色列的“第二代”叙事未曾问津，而以色列这个国家与二战及大屠杀幸存者的关系又极为特殊，因此本文将集中探讨以色列的“第二代”叙事文学与身份认同问题。
二战结束后的七十年来，大屠杀一向在以色列的社会政治生活与公共话语中占据着中心位置。1950年代，即以色列建国后的第一个十年，便有50余万大屠杀幸存者从欧洲各地移民到了以色列。这些人经历了大屠杀创伤，从肉体到心灵均受到了难以名状的摧残。无论从外在的语言、服装、发饰与举止，还是从内在的精神世界均与试图张扬英雄气质的新建国家格格不入。为将这些饱受创伤的幸存者塑造成时下需要的新型国民，同时也为了教育本土以色列人，尤其是让年青一代更好地了解历史、珍惜现在，以色列政治家和犹太知识分子从建国之初便开始寻找大屠杀的纪念方式，就大屠杀在犹太历史上的地位展开深入讨论：1951年，以色列议会决定建立“大屠杀与起义纪念日”；1952年，商议与德国签订索赔协议；1953年，决定建立大屠杀纪念馆亚德瓦神姆；1954年，围绕卡斯纳审判探讨大屠杀期间人性的复杂性；1959年，决定将“大屠杀纪念日”改为“大屠杀与英雄主义纪念日”；1961年，发起了举世瞩目的“艾希曼审判”，第一次将大屠杀时期犹太人遭受迫害的真相向全体以色列国民展示出来，产生了强有力的震撼力。从此，以色列人开始同情并理解大屠杀幸存者在欧洲的不幸遭遇，并将欧洲犹太人经历的创伤视为以色列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屠杀历史与记忆逐渐在以色列人身份塑造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与之相关的大屠杀叙事文学也拥有了别国文学所不具备的独特之处。Gershon Shaked. “The Children of the Heart and the Monster： David Grossman： ‘See under： Love’： A Review Essay”，in Modern Judaism， 1989， 9（3）： 311. 中文参见钟志清《“艾赫曼审判”与以色列人的大屠杀记忆》，《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4期；《身份与记忆：论希伯来语大屠杀文学的英雄主义》，《外国文学评论》，2008年第4期；《“艾赫曼审判之后”：1960年代本土以色列作家的战争书写》，《文化研究》，第17辑。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以色列的“第二代”叙事文学逐渐发展起来。其作家队伍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首先是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或者说名副其实的大屠杀“第二代”，这些人在弥漫着大屠杀阴影的家庭中成长起来；其次是父母并非幸存者的作家，但本人在成长过程中经历了大屠杀给以色列社会和个人心理带来的冲击，于是选择“第二代”体验为描写对象。这两部分人多在20世纪中期出生在以色列，或者是幼年时代便移居到那里，总体上是以色列教育制度的产物，经历了以色列国家重建大屠杀历史与大屠杀记忆的过程，并把大屠杀历史与记忆融入到个人身份的建构之中。
一、幸存者及其子辈的冲突
以色列建国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官方记忆”有意强化以“华沙隔都起义”为代表的武装反抗的英雄主义，而对600万犹太人在大屠杀期间“羔羊般走向屠场”的行为不予以理解，对大屠杀幸存者的苦难无动于衷，多数幸存者只能保持沉默，将战时惨痛的经历埋藏在心灵的坟墓中。父母的大屠杀创伤，以及公共记忆范式对“第二代”心理与身份形成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就像“第二代”作家娜娃・塞梅尔（Nava Semel）所述，“大屠杀幸存者的子女不可能在英雄主义的庇护下长大，不像父亲在战场上捐躯或者为国土而历经艰险的那些孩子。他们就像受到惊吓的野草，在屈辱中怯生生地长大。”娜娃・塞梅尔的短篇小说集《玻璃帽》（1985）是以色列第一部描写第二代体验的作品。引文出自其《内在灵魂――谈创作大屠杀文学》，钟志清译，《世界文学》，2003年第9期，121页。在这种情境下，大屠杀幸存者的后裔比较倾向于从个人经历与感受出发来描写大屠杀记忆给以色列人，尤其是给大屠杀幸存者的子女们的心灵深处所蒙上的阴影，在创作中表现幸存者及其子女之间的冲突。这批作家有伊塔玛・列维（Itamar Levy）、萨维扬・利比莱赫特（Savyon Liebrecht）、莉莉・佩里（Lily Perry）、大卫・舒茨（David Schutz）、米哈尔・郭福林（Michal Govrin）、阿米尔・古特弗兰德（Amir Gutfreund）、娜娃・塞梅尔等。 第一部揭示以色列大屠杀幸存者子女主题的作品乃是塞梅尔的《玻璃帽》（1985）。作品中的人物均以作者的幸存者母亲和与母亲有着类似命运的人为原型，表达了幸存者的子女无法摆脱过去身份的困扰，总在不断地追问：母亲，你是怎样活过来的？莉莉・佩里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圆周中的流亡》在这类作品中具有代表性。小说的女主人公即是幸存者的后裔，由于母亲终日处在准备迎接另一场大屠杀来临的状态中，给她的生活蒙上了一层阴影。她试图开创新生活，在同龄人中寻找友谊和爱情，但总是被内在的甚至是无意识的某些禁忌迅速挫败，根深蒂固地认定自己和别人不一样。直至母亲去世，才预示着她有机会过上成年人的独立生活。
与试图通过缓慢的精神追问在受难者母亲与她的以色列女儿之间建立脆弱联系的塞梅尔和佩里不同，女作家萨维扬・利比莱赫特则集中笔力描绘大屠杀幸存者与“第二代”甚至“第三代”之间的隔膜，而这种代际冲突与以色列社会的集体记忆方式具有密切的关联。利比莱赫特在1948年生于德国慕尼黑，父母均是大屠杀幸存者。1950年随父母移民到以色列。在她看来，大屠杀幸存者的家庭大致可分两类。在一类家庭里，人们着魔似地谈论大屠杀，任何话题，不管是一根鞋带还是一块面包，都可以直接导致对犹太居住区和集中营的回忆。而另一类家庭则对大屠杀体验讳莫如深，采取完全沉默的方式。利比莱赫特的家庭属于后一种类型。〔1〕利比莱赫特的父母出生在波兰，分别是两个大家庭中的唯一幸存者。二战爆发时，父亲已经结婚生子，但在战争中失去了家人。战后，父母在德国相遇并结婚。父母对大屠杀完全采取沉默的方式，从来不向子女讲述自己的过去。在这样的家庭里成长起来的孩子被迫采取与众不同的表达方式。收于《沙漠苹果》集中的《剪发》和《哈由塔的订婚宴》均把背景置于即将举行欢快的家庭聚会前夕――家庭聚会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公众社会的象征。
《剪发》描述的是以色列幼儿园里有些孩子的头上长了虱子，幼儿园于是发通知给家长提醒注意。大屠杀幸存者汉娅接到幼儿园通知后，不禁回想起自己在集中营的不幸遭遇，于是将心爱孙女米莉的一头漂亮的金发剪光，“残梗似的短发犹如割过的麦茬，从苍白的头皮中冒出来，娇嫩的白皮肤裸露着”。〔2〕此时汉娅的儿子和儿媳正准备第二天给孩子办生日晚会，剪发这一事件便将大屠杀幸存者和后代之间的潜在矛盾明显化了。
作为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和一个年轻的以色列人，汉娅的儿子茨维已经对幼儿园孩子头上长虱子的现象司空见惯，“我每星期五到幼儿园接米莉时，总有这样一张条子别在她衣领上，而且内容千篇一律。” 〔3〕他不住地埋怨母亲，认为母亲的冲动做法简直是疯了。但与此同时，他又能够理解母亲身为大屠杀幸存者与别人看问题的方式不同，于是在母亲和媳妇之间扮演了调停者的角色。儿媳则毫不留情地断言：“在那场大屠杀中，她的脑子就出了毛病。瞧她给我们带来的灾难。就为这灾难，我永远不让她再靠近我的孩子，也不想让她再到这里来。如果你想见她，就去她的家里。她疯了，你该把她关进精神病院，医生会立即同意接受她。”〔4〕年仅四岁的小姑娘尽管为失去一头漂亮的头发伤心不已，但她早已从奶奶口中听说过虱子对集中营里的死人做了些什么。这无疑更令孩子的母亲火冒三丈。“这样的事情对这样年龄的孩子合适吗？我在问你。我想要我的孩子听灰姑娘的故事，而不是奥斯维辛的故事！”〔5〕而汉娅则孤零零地坐在书房里，沉浸在对集中营里一幕幕可怕景象的回忆之中。
利比莱赫特通过围绕剪发一事而掀起的家庭内部风波，展示出以色列社会对大屠杀幸存者的嫌弃。小说中的儿媳身上则尤其体现出年轻以色列人对过去民族创伤叙事话语的本能性反驳。对他们来说，在大屠杀期间所发生的一切已经成为历史。结果，大屠杀幸存者被重新抛进沉默的世界里，而造成这种现象的驱动力则是她个人的生存环境，即当代以色列的一个缩影。
由不同代人之间的冲突而导致的向沉默世界回归，在《哈由塔的订婚宴》中则以一个大屠杀幸存者的死亡告结。在这个短篇小说中，82岁的大屠杀幸存者门德勒・格林伯格在大屠杀后沉默了40年，记忆之门忽然打开。于是每逢安息日、节假日、喜庆宴会前夕正当家人围坐在摆好食物的桌旁时，他便开始讲述那些恐怖的故事。但对年轻一代来说，家宴桌只具备喜庆意义。门德勒的儿子莫代海曾在战时跟随一个波兰农民生活四年――其身份既是幸存者，又是第二代，他试图以温和的方式劝父亲别再开口，“爸爸，现在在过节。我们要庆祝，要大吃一通，不要想这样的事情。过节时应该想快乐的事情。”〔6〕家人、亲友或是听众并不具备倾听接受幸存者讲述死亡、饥饿和腐烂的能力。最具反叛色彩的听众依旧是儿媳妇希弗拉。她不仅抱怨公公“毁了我们的夜晚”，而且攻击以色列自建国以来建立的具有法定意义的记忆方式：
我们受够了，也听够了。我们不是有死难者纪念日、大屠杀纪念日和各种各样的纪念集会，这还不够吗？他们一刻也不让你忘却。所以我们干吗需要每顿饭上都要记起呢？我不明白，当他唠唠叨叨说化脓的伤口、污血和呕吐时，你们怎能心安理得地吃饭――但那是你们的事，我管不着。至于我，他一张口，节日就完了。〔7〕
但是哈由塔的母亲，大屠杀幸存者的女儿，虽然无法破解父亲的记忆闸门为何在多年后打开这一心理秘密，但对父亲却有一种情感上的关注。
小说透过幸存者第二代与本土以色列人的心理差异，折射出以色列在对待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与大屠杀幸存者问题上的多元化特征。利比莱赫特在谈及大屠杀对自己创作的影响时指出，“做大屠杀幸存者的孩子乃是个沉重的负担。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做大屠杀幸存者们的孩子比幸存者本人还要艰难。”〔8〕她同时还提到塑造儿媳妇这一角色为的是表达出她个人与众不同的情感，因为“大屠杀幸存者的子女是不会说上面那些话的。”〔9〕两个短篇中的儿媳形象则显得意味深长，与身为幸存者“第二代”的丈夫相比，她们对幸存者因饱尝创伤而产生的怪异举动身为不解，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未经历大屠杀事件的本土以色列人对待历史创伤的态度：历史可以铭记，但不能危害时下的幸福生活。这样一来，至少在利比莱赫特笔下主人公的语境里，铭记历史成为当代以色列人的一种负担。 二、记忆蜡烛：承载过去苦难的孩童
在利比莱赫特的小说中，年仅四岁的小姑娘米莉的幼小心灵被镌刻了祖母的奥斯维辛记忆；而哈由塔继承了外祖母的名字，起的是记住外祖母的作用。理论上说，这些孩子应该是按其祖辈意愿被塑造成的“记忆蜡烛”。“记忆蜡烛”乃是以色列学者迪娜・瓦迪在从事大屠杀记忆研究时创立的“术语”。根据瓦迪的观点，像哈由塔这样的孩子须同时拥有双重身份，一是他们本身，二是与他们同名的亲属。〔10〕老一辈用死去亲人的名字为哈由塔取名，目的在于让其记住逝去的亲人，承载家族记忆，乃至民族记忆。然而，与老一辈的期冀相反，以色列国家所倡导的“反大流散”教育①却将哈由塔塑造成了典型的本土以色列人，她不但无法理解亲人的惨痛经历，甚至不愿意做倾听者。由于惧怕外公讲述集中营恐惧会毁坏她的订婚宴，甚至她的婚姻生活，哈由塔让外公保证不在姻亲面前开口，并在宴会上不断用犀利的眼神向外公示意。渴望讲述的老人在外孙女的遏制中栽倒在地。这一悲剧性的结局象征性地表现出，对幸存者的个人压抑实际上危害着民族集体记忆方式的形成，因为沉默本身意味着死亡，意味着民族记忆链环的断裂。
相形之下，大卫・格罗斯曼的经典之作《证之于：爱》中的莫米克则更为“称职”地承担了“记忆蜡烛”的角色。格罗斯曼1954年生于耶路撒冷，其父在1936年从波兰移居巴勒斯坦，母亲是本土以色列人。其本人或家人没有亲历大屠杀浩劫，反而更能祛除幸存者子女的个人感受，从而能够更为客观地拉开距离来观察幸存者的世界，进而把大屠杀体验当成塑造整个以色列国家的集体记忆或犹太民族身份的组成部分。
莫米克是格罗斯曼长篇小说《证之于：爱》中的主人公，在读者面前时只有九岁，其全名叫做施洛莫・埃弗拉姆・纽曼，目的是要纪念某某亲属。“记忆蜡烛”的双重身份使得他成了历史创伤和现实生存世界的双重受难者。莫米克既需要想象无法想象的事情，来填充民族和家庭历史；同时在成长过程中又要承受幸存者子女所特有的恐惧、耻辱与心理压力。莫米克生活在20世纪50年代的以色列，生长在耶路撒冷大屠杀幸存者居住区，他从人们的窃窃私语和传言中了解了大屠杀，因为大屠杀幸存者不愿意提到屈辱的过去的愿望，另一些人甚至为自己失去了亲人而独自活下来感到耻辱。当时的以色列社会也成问题，以色列试图从废墟中再创造自己，试图变得强大，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而这些不幸的幸存者令他们想起耻辱、痛苦的过去。莫米克那时就像作家自己小时候一样，把欧洲犹太人的生活当成以色列人生活的一部分。〔11〕
莫米克试图用以色列人的想法、术语和概念来理解大流散时期犹太人的生活。这是20世纪50年代以色列儿童生活中的一部分。这些以色列儿童，在学校里接受的是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教育，热爱并崇拜英雄。他希望成为新兴以色列的一名英勇的犹太人，一名战士，发奋学习希伯来语，把以色列总理大卫・本-古里安的画像挂在自己的房间。英雄崇拜与犹太复国主义理想赋予莫米克与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相类似的性格特征，他甚至比别的孩子对自己的要求更为严格。甚至在想象中构筑英雄主义的神话，甚至想让以色列英雄到欧洲把希特勒给杀了。看到大屠杀纪念馆林立的烟囱，他假设那是一艘轮船，满载着从“那边”（大屠杀发生地）过来的无人接纳的非法移民，像在英国托管时期那样，他不知怎样去营救那艘轮船。当他逐渐理解了犹太人在大屠杀中是多么无助，多么脆弱时，他先是为之震惊，无法忍受这种耻辱，而后感到了恐惧。更有甚者，莫米克运用犹太复国主义的理想模式来想象他的舅公――大屠杀幸存者，在精神病患者疗养院待了整整十年。他想象舅公是从 ‘那边’来的，大概他拒绝停止战斗，大概他是‘那边’唯一不投降的人。
小说正是从外祖母下葬后几个月，舅公突如其来被一辆蓝色的大卫之星救护车送到莫米克家开始，展开叙述，揭开了一个九岁男孩对犹太身份和记忆等问题的寻找。
莫米克成长的世界为许多大屠杀幸存者包围着，进而产生了破解家人――新到来的舅公和他的邻居那无法表达的过去的愿望。父亲的痛苦原因来自其集中营经历：他在集中营里被迫将尸体从毒气室运进焚尸炉。他认为自己手上沾满了鲜血，所以从来不碰自己的儿子。父母深受集中营经历的困扰，并且为自己的生存内疚，他们不能像普通人那样享受生活，不能同别人沟通，总是在自我封闭，和别人保持着距离。他们不仅承担着记忆的痛苦，而且承受着环境的压力，为使子女免遭不幸，他们不得不对过去所发生的一切保持沉默。每逢大屠杀纪念日来临，他们都要躲避，离开家，离开城市。与此同时，这些大屠杀幸存者所使用的语言也与当代社会脱节，他们把以色列人讲的希伯来语和欧洲犹太人讲的意第绪语混在一起使用。这种混合用语一方面标志着谢克德教授所说的作家所做的成功的艺术尝试〔12〕，同时也反映出大屠杀幸存者难以摆脱对过去苦难的回忆。
心理学家的研究表明，在大屠杀幸存者及其子女这两代人之间，几乎无法建造沟通的平台。〔13〕一度试图破解过去密码的莫米克从家人，尤其是从奇怪的舅公那里得到一些支离破碎的讯息，并由此得出一个结论：那边的世界让一个名叫“纳粹野兽”的恶魔统治着，正是这个恶魔躲在莫米克家的地下室里令他的父母无比痛苦。“从某种意义上看，也就是从那天开始，莫米克下定决心要找到那头野兽，驯服他，让它变好，说服他改变自己的举止，不再折磨人们，让它告诉他‘那边’都发生过什么，它到底对那些人都干了些什么。”〔14〕
他气喘吁吁地跑到那儿（贝拉的杂货店），把她拉到一个角落（要是碰巧店里有别的顾客的话），连珠炮似的向她发问，说是在低声说话但像是在吼：贝拉，死亡列车是怎么回事？他们干吗杀死小孩子？人们在给自己挖坟墓时是什么感觉？希特勒有妈妈吗？他们真的拿人做肥皂吗？他们现在在哪儿杀人？“犹太佬”是怎么回事？用活人做实验是怎么回事？什么，怎么样，为什么，为什么，怎么样，什么？〔15〕
莫米克对舅公身份的寻找实际上就是对犹太人过去记忆的寻找，因为舅公代表着没人告诉他的过去的秘密。而只有他自己，才能破解舅公口中地喋喋不休念叨出来的支离破碎的语词密码。因此寻找身份也就是寻找破解语词的方式。〔16〕“莫米克”一章的人物堪称以色列现实生活中人物的翻版。小说中有这样的描述，许多孩子和莫米克一样，多年做着内省。这一说法意味着，莫米克同“纳粹野兽”争斗来解释记忆并非个人现象，而是新一代人的体验。 尽管莫米克是一个模范学生，他的希伯来语在班上同学中出类拔萃，但是他想与同龄人交友的努力总是以失败结束。交友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起源于大屠杀的语义学含义。就像作品中所描述的，莫米克在同学阿里克斯――一个土生土长的以色列后代来家里玩之前，几乎兴奋得睡不着觉。他采取各种方式，来取悦阿里克斯：
什么，难道朋友之间得像一对木瓜似的闷声不响？他不停地向阿里克斯打听，问关于他的情况，问他从哪里来，阿里克斯一一作了简单回答，莫米克担心对方被问烦了会因此告辞，赶紧跑进厨房，爬上一张椅子，把手伸进妈妈的秘密藏物处，掏了一根巧克力，巧克力不是为客人准备的，但现在按说情况紧急，他把巧克力递给阿里克斯的时候，他告诉他亨妮外祖母不久前死了，阿里克斯掰了一小块巧克力，接着又掰一块，说自己的父亲也死了，莫米克有点激动，因为他明白这样的事情，便问他父亲是不是被“他们”杀害的，阿里克斯不懂他说的“他们”是谁，只告诉他父亲死于意外事故，他是位拳击手，被人打晕过去了，现在阿里克斯成了全家“唯一”的男子汉。莫米克一声不响地想着，阿里克斯的生活多有意思，阿里克斯说，在“那边”，我是班上跑得最快的。〔17〕
这一段话，主要体现出以语言张力为基础的一种交流的错位。在围绕莫米克的外祖母和阿里克斯父亲之死而展开的对话上体现出一种交流的错位，反映出大屠杀幸存者的孩子难以跨越横亘在他们和普通孩子之间在交流上的鸿沟。莫米克所说的“他们”，显然是大屠杀幸存者圈子中人尽皆知的指纳粹，但是本土以色列少年阿里克斯却搞不清楚“他们”指的究竟是谁。而在大屠杀幸存者及其后代，乃至受过大屠杀教育的本土以色列人的话语中，“那边”显然指的是大屠杀发生地。但是，阿里克斯在提到“那边”时却无动于衷，把“那边”仅仅当作一个地理位置。两个孩子虽然是同龄人，但属于不同的世界。小说通过两个孩子的对话，成功地展示了承担“记忆蜡烛”的大屠杀幸存者的后裔与本土以色列孩子之间具有本质区别的心理特征。
三、奇幻：联结以色列人与大屠杀幸存者经历的方式
格罗斯曼对大屠杀的理解与认知代表着50年代出生的一代以色列人的集体记忆。在他幼时居住的耶路撒冷街区，有许多大屠杀的幸存者，人们在提到大屠杀时，不说大屠杀，而是说那边发生的事；人们在提到纳粹时总是使用“纳粹野兽”一个词，但是却不告诉孩子们“纳粹野兽”的含义；人们在夜里尖叫，在谈论战争时总是窃窃私语。儿童时代经历的国家在塑造民族苦难历史时所采取的集体沉默，在格罗斯曼的脑海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也是形成他日后从事大屠杀文学创作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他在追忆自己这段经历时说：
“我越来越意识到，直到我描写自己未曾经历过的在“那边”，在大屠杀中的生活，我才会真正理解自己身为以色列人、犹太人、男人、父亲和作家在以色列的生活。 我问自己两个问题。如果我身为纳粹统治下的犹太人，一个身在集中营或死亡营中的犹太人，那么在一种人们不仅被剥光了衣服而且被剥夺了名字，变成他人眼中胳膊上符号的现实中，我会以何种方式来挽救我本人，挽救我的人格？在注定要遭到毁灭的现实中，我怎样保存自己人性的火花？其次，如果我身为德国人，像多数纳粹及其支持者那样，变成了集体屠杀的工具，我必须在自己心中保留什么，我该怎样的麻木，压抑，才可以最终和杀人者同流合污？我必须在心中扼杀什么，才可以屠杀他人或其他民族，才想毁灭其他民族？” 〔18〕
一个没有大屠杀经历的当代以色列人如何书写历史，犹如一个没有爱情经历的人书写爱情，确实是一种巨大挑战。①而在以色列的政治话语中，甚至曾一度形成了只有大屠杀幸存者才能书写大屠杀的禁区。在大卫・格罗斯曼之前，以色列作家约拉姆・康尼由克首先就没有大屠杀体验的作家如何描写集中营生活的题材进行了大胆尝试。其长篇小说《亚当，犬之子》（英文版译作《亚当复活了》）描写的是一位名叫亚当・斯泰因的马戏小丑的遭际，亚当・斯泰因曾经在欧洲名噪一时，他具有特异功能，死亡营头目让他为那些将被送进焚尸炉的受难者表演逗乐，使他在大屠杀浩劫中存活下来。1958年，斯泰因来到以色列，精神失常，被送到南部沙漠地区一个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后慢慢像普通人那样直立行走，具备了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在《亚当，犬之子》中，康尼由克使用荒诞的手法，祛除人类富有尊严的外表与装裹自己的衣装，写斯泰因含着眼泪像动物一样在自己的同胞面前强颜欢笑，苟延残喘，从而痛悼自己可怜民族的悲剧命运。小说的希伯来文题目蕴含着一种寓意，“亚当”在希伯来文中原本是人类始祖的名字，同时具有“人”的意思，而在整个犹太民族沦为囚虏与牺牲的二战期间，人物化为“犬之子”，用人的物化来象征一个民族的遭际则显得耐人寻味了。英文版把书名易为“亚当复活了”并非指《创世记》中的人类始祖亚当灵魂转世。亚当・斯泰因的名字在希伯来文中具有象征意义，亚当本意为人，说明主人公像人一样生活在世界上，但同时他又是斯泰因，意思是石头，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明他已经丧失了爱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亚当的复活”喻指主人公人性的复苏，表明他在疗治了身体和心灵的创伤后回归社会，重新开始自己的情感生活。②如果说，康尼由克真实地反映出幸存者带着破损的灵魂来到以色列，通过失去意识而形成忘记过去的假象；那么相比之下，格罗斯曼的《证之于：爱》则从多个向度来观察思索大屠杀对以色列社会政治生活、以色列人的集体意识乃至以色列人身份塑造的影响。
除以莫米克成长的耶路撒冷50年代大屠杀记忆为内容的现实主义描写外， 《证之于：爱》还运用奇幻与想象手法，将叙事背景分别延伸至80年代早期的以色列、纳粹死亡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但泽港口城市。小说的第二部分“布鲁诺”写的是波兰作家、画家布鲁诺・舒尔茨，布鲁诺生于1892年，死于纳粹手下。大卫・格罗斯曼早年对布鲁诺一无所知，后来一个偶然之机了解到布鲁诺在二战期间被害的原因。在犹太人居住区里，布鲁诺有一个雇主和保护人，即纳粹军官兰道。布鲁诺为兰道的家和马厩画壁画。兰道有一个对手名叫君特，也是纳粹军官。君特和兰道打牌打输后，在街角看到布鲁诺，便开枪把他打死，以此伤害他的主人兰道。后来两个军官见面时，杀人者说，“我杀了你的犹太人。”另一个人则回答说：“很好。现在我要杀你的犹太人。” 看到这一叙述后，格罗斯曼感到“人被贬低到生存的最底层，除了血和肉以外什么都不是”，这种想法令他发疯。〔19〕他想写一本书向读者讲述布鲁诺的故事，这就是他写《证之于：爱》的原因。〔20〕 在“布鲁诺”中，已经长大成人的莫米克在妻子和情人之间徘徊不定。他决定写布鲁诺的故事，甚至暗示要去观看布鲁诺的出生地。在小说中，布鲁诺变成一条鱼，置身于大洋中的鲑鱼群里，进而找到了逃避邪恶现实世界的一个所在。在格罗斯曼的笔下，大海变成了一个有声有色的世界，它就像一个“伟大的母亲”，保护自己的孩子免遭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邪恶势力的侵袭。也可以说，作家在这部分描写中已经开始借助比喻与奇幻等创作技巧，想象中的海洋世界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逃离现实世界的避难所。
在小说的第三部分“沃瑟曼”中，格罗斯曼运用奇幻手法让大屠杀中的受难者与他的以色列后人在想象中的集中营见面：
这时，安舍尔・沃瑟曼转过身，看见了我。他只是从侧面瞥了我一眼，但是我感到自己重生了；在最近几个月的阴沉和迷雾中，他的眼神就像背后的一声霹雳，使镶嵌图案上所有看似无关的碎片都依次排列起来。安舍尔祖父认出了我，我也感受到他了。他显得很惊惧。〔21〕
以色列出生的莫米克与外公在纳粹眼皮底下相遇，此乃大卫・格罗斯曼所做的充满奇幻色彩的大胆想象。正如批评家托多洛夫所说，“奇幻允许我们跨越某种无法跨越的界限。” 〔22〕成功地运用奇幻手法，代表着以色列小说中的一种新倾向。具体到这部作品中，运用奇幻手法可以打破只有幸存者本人具备述说那个世界秘密的资格，只有幸存者子女才有权利为受难者说话的禁忌。这一部分的描写既是第一部分内容的延伸，又为最后一部分内容留下引线。沃瑟曼既是莫米克的舅公、曾经的希伯来语作家，又象征性地代表着“永远的犹太人”，在生与死之间徘徊，大屠杀、痛苦与死亡均无法将其挫败。〔23〕纳粹军官尼格尔试图找到为什么不能杀死沃瑟曼的原因，最后得出沃瑟曼是不朽的这一结论，这在某种程度上暗合了犹太人乖蹇多艰、但顽强繁衍的命运。
小说第四部分，即最后一种叙事方式是百科全书。百科全书的作者便是主人公莫米克。莫米克作为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在大屠杀之后经历着痛苦。大屠杀幸存者们经历了创伤，总是在预想创伤不断再现，时刻准备着迎接另一场大屠杀。莫米克则和多数幸存者一样，也把充满生命与爱的生活降低到了原始的本能冲动。在他看来，爱就是性，性就是爱，别的什么都不相信。但格罗斯曼在写这本书时，是想晓谕读者，当他读过百科全书后，知道生活是如此地丰富，充实，充满了激情，充满了爱。〔24〕
结论
在过去的七十年间，大屠杀记忆一直在以色列国家的意识形态、公共话语和文化构成领域占据着重要地位，并在当代以色列人的身份建构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以色列教育体制下成长起来的“第二代”作家，从不同视角对以色列建构大屠杀记忆这一历史进程中的某些代表性特征与细部做了文学呈现。正如前文所示，“第二代”作家在书写历史创伤时表现出一种共同特征：他们往往把负载创伤体验的特殊族群――幸存者作为关注焦点。对大屠杀幸存者遭际的书写引发出一系列相关的家庭问题乃至社会问题：大屠杀历史与大屠杀记忆范式给一些以色列人，尤其是给大屠杀幸存者的子女们的心灵深处蒙上了一层阴影，使之无法像正常人那样生活（《剪发》中儿子和儿媳、《哈由塔的订婚宴》中的哈由塔、《证之于：爱》中的莫米克）；幸存者及其子女之间的隔膜难以化解，代际冲突无法消除（《剪发》中的汉娅及其儿子和儿媳、《哈由塔的订婚宴》中的祖父与后辈、《证之于：爱》中的大屠杀幸存者与莫米克等）。有时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幸存者的子女无法接受老一代人喋喋不休地讲述大屠杀的恐惧，甚至把刚刚打破沉默的生还者送回其自我封闭的沉默圆周内（《剪发》中汉娅的儿媳、《哈由塔的订婚宴》中的哈由塔）。而本来具有承载父辈与家族记忆使命的“记忆蜡烛”――幸存者的子辈或孙辈或者像莫米克那样在寻找过去的行动中无法自拔，或者像哈由塔那样不堪重负。现实主义书写中所展现的大屠杀幸存者及其后辈的压抑与冲突，恰恰暴露出以色列民族记忆链条上可能出现的某种断裂。由此引发的思考便是如何尝试从更为人性的角度来对待大屠杀记忆，如何在大屠杀受难者、大屠杀幸存者与其以色列子孙之间建构联系，进而填充民族记忆历史上的空白。从这个意义上，格罗斯曼的《证之于：爱》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它采用了奇幻与荒诞等诸多后现代手法，让大屠杀受难者与以色列人后辈在集中营相遇，探讨幸存者及其后裔如何在创伤之后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借以延续民族身份。凡此，均从不同层面展现了大屠杀对以色列社会与个人的冲击，表明当代“以色列人身份与犹太灾难强有力地结合在了一起”。〔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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