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了70周年，但对于纳粹大屠杀的研究和讨论却一直没有停止。战后对于大屠杀的见证分为三个部分：大屠杀幸存者的见证、德国人对罪恶的见证和历史的再现。幸存者的见证由于创伤后应激反应，充满了再现的困境；德国人的见证则聚焦于集体罪恶和个人罪恶的问责；而历史学家的再现则从道德的、法律的、文化的、现代性的角度规范了再现的过程。这三个部分体现了大屠杀见证过程中的三个阶段，都将成为历史经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本文从这三个部分出发，对大屠杀的再现过程进行特征描述和归类，以求获得创伤后各类反应的发展逻辑及各种问题间的整体关联，在概念和经验上揭示和解释大屠杀的原因和现象。
〔关键词〕 大屠杀； 见证； 创伤；记忆；平庸之恶；齿轮理论
〔中图分类号〕I10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5）06-0014-08
1945年5月8日，随着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战场宣告结束。据统计，自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台以来，德国纳粹仅在波兰就建立起奥斯维辛等6座集中营，总计大约有600余万犹太人遇难，其中，奥斯维辛集中营就屠杀了110万到150万犹太人。大屠杀不仅是一场针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的浩劫，也是一场以现代化的技术和效率集体犯下的罪恶，引发了战后对文明和罪恶、历史和记忆的深刻反思。多米尼克・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劳伦斯・兰格（Lawrence Langer）、夏洛特・德尔波（Charlotte Delbo）、索尔・弗瑞兰德（Saul Friedlander）、丹尼尔・戈德哈根（Daniel Jonah Goldhagen）、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多利・罗伯（Dori Laub）、恩利・维塞尔（Elie Wiesel）等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精神分析家和文化批评家从各种角度对于这场浩劫进行了书写和反思。正如奥斯特（Paul Auster）所言：“记忆，因此不再只是对某个人过去的恢复，而是对他人过去的投入，也就是说，历史――人们既是参与者又是旁观者，是个人的一部分同时又是他自身之外的一部分。”〔1〕大屠杀在当今已经不仅是属于犹太人的集体创伤记忆，也是人类文明史上不可或缺的历史参照。克里斯蒂安・迈尔（Christian Meier）就宣称，应该把纳粹大屠杀纳入德国人自我认同的历史视角。他在《奥斯维辛之后40年》中，提出将纳粹大屠杀定义为“我们的罪行”〔2〕，对大屠杀的见证也因此成为现代社会认识历史、了解自身的必经之路。在这个过程中，创伤见证存在的再现困境，平庸之恶和齿轮理论，大屠杀历史再现等问题，也成为关于大屠杀讨论的逻辑发展的关节点。
一、创伤见证和再现的困境
1985年，拉兹曼（Claude Lanzmann）的《大屠杀》（Shoah，又译为《浩劫》）历时11年，以长达9个半小时的纪录片的方式，见证了纳粹屠杀犹太人的细节。“因为正是他们的[幸存者]的声音暴露了所知和所应该知道的；他们是唯一的声音，表达了在面对全新且完全恐怖的现实时，人类的清晰洞见和完全的盲目。” 〔3〕这部纪录片开启了战后大屠杀创伤见证的纪元，帮助人们认识在历史事件中被压抑的沉默的犹太集体。从词源上看， “见证”（testimony）一词来源于拉丁语词根“testis”，意思是witness。宗教上常用这个词来显示神迹并证实信仰。詹姆斯・杨（James. E. Young）在《书写和重写大屠杀：叙事和阐释的结果》中，追溯“testimony”的词根，确定为“witness”：
在英文的词源中，“见证”来自拉丁文的 “witness”（testi）， 而witness来自抽象的概念，即感知（或得知）什么事，也指真正地看到什么的意思。去见证就是指“来作证”（to make witness）――见证既指目击者也指见证者，同时也指知识的。〔4〕
因此，见证常常提供了一种对于其读者来说，先前不为所知、不可得、或不可解的某个话题或事件的知识。弗朗科（Jean Franco）指出， “见证……更清晰地注册了一个新的阶级在公众领域中作为参与者的出现。见证覆盖了自传和口述历史之间的光谱，同时，见证这个词还指代着法律和宗教，以及同时作为目击者和公共事件中参与者的主体。”〔5〕从知识的角度来看，见证暴露了一种之前不为公众所知的情况或问题，它代表着在公众领域中一个新的阶级的出现。见证不仅指代个人的回忆，往往也构成了集体的记忆。贝弗利（John Beverly）指出，“见证中的叙述者必须代表（既是从模仿的也是从法律和政治的意义上）一个更大的社会阶层或组织。见证中的叙述者……以一个集体或组织的名义讲话。”〔6〕不仅见证是关于一个更大的组织的，个人的作者也常常在文本中被置换或淹没。因此，主体的位置倾向于“我们”，而不是单数的“我”。
然而，创伤见证意味着重新经历创伤事件，往往伴随着见证者再现的困境。一般来说，叙事结构提供了记忆的时间顺序，过去被移植成为一个故事，冠之以时间顺序，有开始、发展和结束。但是，创伤记忆中的叙事性遭到了破坏。凯如斯（Cathy Caruth）等人借用了弗洛伊德的Nachtraglichkeit （延迟deferred action）的概念，认为创伤记忆是“象征系统的中断，它连接的不是压抑、无意识、象征，而是和时间的延迟、重复和真实的回归相关。”〔7〕由于创伤最初常常作为知觉的碎片储存，创伤患者往往在创伤之后经历各种闪回，如视觉、听觉、情感的、运动的等各种感官形式的记忆碎片，这些成为他们最初记得创伤的记忆方式；而后随着闪回密度的加大，创伤才进入意识，也激发了更多的记忆形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创伤幸存者不是和过去的记忆一起生活，而是和一桩不能也没有发展，没有结尾，没有结束的事件一起生活。对于幸存者而言，这桩事件延续到现在，无处不在。”〔8〕创伤对于幸存者的危害不仅仅存在于事件原发之处，而且存在于之后对于记忆和意识的破坏。 创伤后应激反应（PTSD）和后创伤（posttrauma）压力的混乱主要是创伤造成受害者正常感识功能的破坏，使受害者不能在正常的意识中回忆和认知创伤的经历，因而造成一种记忆的混乱，并伴随着意识的分裂（dissociation）、遗忘（amnesia）、转移（abreaction）、压抑（repression）等症状。日常生活回忆往往通过联想和经验联结，但由于创伤破坏了认知系统，创伤的见证因而也出现了再现的困境。表现在：第一，叙事层面上：语言的模糊和含混，时间顺序和因果关系的混乱；第二，认知层面上：见证的真实性和知识及意义的生产；第三，语境层面上：社会关系的再现和集体记忆的制造。1992年，美国耶鲁大学罗伯（Dori Laub），费尔曼（Shoshana Felman）等组织了对纳粹集中营幸存者的口述录音及整理，发现见证叙事“由支离破碎的记忆组成，充斥在这些记忆中的事件尚未进入理解或记忆范畴，不能建构为知识被人完全认知，而是游离在我们的认知参考框架之外。”〔9〕罗伯等人的发现证实了精神分析学中创伤叙事的模糊性。犹太人电影导演斯皮尔伯格在拍摄了《辛德勒名单》之后，建立了“纳粹大屠杀基金会”（Shoah Foundation），收集了大约5万个幸存者的访谈录像。但却被很多史学家认为“并不让人满意”，原因是里面“错误太多。”〔10〕然而，如果我们意识到创伤见证的意义也存在于这种见证叙事的主观性，那么创伤幸存者对自己创伤体验的解释和对大屠杀事件的认识，就提供了另一种历史视角和对于过去的知识。
关于证言真实性和知识的生产因而成为见证再现困境的第二个焦点。罗伯在《证言：文学、精神分析和历史中的见证危机》中，谈到一位幸存者的证言真实性问题。这位妇女回忆起1944年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亲自见到的一次犹太人起义的细节。她说，“我们突然看到焚尸房的四个烟囱发生爆炸并燃起熊熊大火。大火直冲云天，人们四散奔逃。那真是令人难以置信。”〔11〕然而，据史学家考证，当年事件发生时，实际上只有一个烟囱爆炸了。这位妇女的证词显然不符合历史事件的真实性。但罗伯认为，这个证言中最重要的不在于实际发生的，而在于这种发生对于这位见证人的特殊影响。这是一种感性的真实存在，它帮助人们认识到所发生的事件在其发生过程中具有的偶然性，理解这些见证材料对于再现历史方面的主观性价值。相反，如果采访者坚持传统的史学家的态度，那么在访谈中，他们总是会提醒见证人避免不确切的历史陈述，“因而就轻率地放弃了那些错误感知对于理解历史事件（例如当事人当时为何采取了这样或那样的态度）也具有的价值。”〔12〕正如大屠杀幸存者劳伦斯・兰格所描述的那样，“有些东西一直就‘不属实’。”〔13〕但在心理层面上，这些不确切叙述背后的恐惧、焦虑、绝望等主观感受却是真实存在的。
创伤见证的再现困境和真实性的讨论，也引发了创伤见证的价值的争议。见证固然向社会揭晓了被隐藏的事实真相，但这种对过去的知识是否能够帮助人们纠正过去的错误，知道是否就等于宽恕，这也是见证者对于见证的听众所期望但也怀疑的。犹太幸存者海伦K的证词即为一例。她的母亲在华沙难民所中被纳粹搜捕，送进了集中营，后来她母亲因为过于虚弱而被“挑选”出来死亡。她和13岁的弟弟在押送车上，因为过于拥挤而缺氧，弟弟又死在她的怀里。她告诉采访者，她一直对自己说，“我要活下去。我一定要成为我家那个唯一的幸存者。我要活下去。我下定决心我要打败希特勒。我不打算放弃，因为他要我死，我却要活。我就是要非常非常坚强。”〔14〕但她在讲述了在马伊达内克和奥斯维辛的艰难经历后，总结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一切是否值得。我不知道是否值得――因为，你知道，当我在集中营时甚至之后我说，‘战争过后人们会了解到，他们会知道。他们会……他们会看见。我们，我们会了解。’但是，我们真的了解到什么吗？我不知道。”〔15〕在海伦的证言中，可以看到创伤幸存者对于创伤见证的“知识”的期望，同时也提出了传递这个知识的要求，这对于幸存者、采访者和见证的观者来说，是见证之后最困难的部分。大屠杀的见证是否能够真正让犹太民族了解历史，能否形成具有政治影响的新的集体认同形式，这需要考察见证的另一侧面，即个人创伤记忆和集体记忆的塑造。
犹太幸存者的见证塑造了大屠杀前后犹太民族个人创伤记忆和集体创伤记忆。兰格（Lawrence Langer）在《大屠杀证言》中，根据见证的事件性质，格式化了集中营犹太幸存者的回忆见证。比如，“屈辱”的记忆，回忆了个体在极端的人权剥夺和暴力打击下的无助感；“污点式的”记忆，回顾个体在更为正常的环境中，对过去的行为所感受到的道德负疚感和行为。如在集中营中，犹太的长老和精英们对于牺牲的人群谁先谁后的拣选；“反英雄的”回忆，这种并非英雄式的牺牲玷污了解放的快乐，个体的主体意识也随之丢失，或者妥协的代价是失去爱的人，失去尊严，选择的自由，自我的完整等。〔16〕这种对个人记忆的分类和民族的集体记忆相联系，虽然充满了矛盾和冲突，但却说明在特定的集体记忆中，犹太幸存者对于“牺牲者”和“受害者”形象的塑造，大屠杀的回忆对于形成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具有重要意义。
二、平庸之恶和齿轮理论
大屠杀引发的历史见证除了创伤幸存者的见证之外，还有普通德国人对于历史和罪恶的见证。然而，将大屠杀的罪恶纳入自我认同和历史联系之中的见证之路是艰难的，原因是德国纳粹将民粹主义发展到极致，借用了德国哲学和民族文化的精粹，来说明纳粹意识形态的完善。为了说明这一点，可以看看纳粹党卫军首领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在1943年的“波森演讲”（Posen Speech）。在这篇演讲中，他首先提到“一件在我们中间从来没有提及，从来没有讨论，每一个人都战栗，然而每一个人只要命令一来或必要的时候，都会再做的事情。”〔17〕这件事：
我是指对犹太人的疏散，对犹太民族的彻底消灭。这说起来很容易，“犹太族将要被灭绝”，每一个党员都这样说，“当然，这是我们的计划，消灭犹太人，灭绝――我们来做这件事。”……那些这样说的人中，没有人曾眼见过这种事的发生，没有人能跨越它。你们中大多数知道这意味着眼看着一排排并列的一百具，五百具，或者一千具尸体，坚持下来――除了人类的虚弱――保持我们的完整，这才能让我们坚毅。在我们的历史中这一页是将不会被书写，永远不会被书写的光荣，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曾多么艰难地做到了，为我们自己，如果今天――在炮弹的袭击中，在战争的艰难和剥夺中――我们仍然在每一个城市有犹太人阴谋搞破坏，策划骚乱，煽动政治情绪，如果犹太人仍然舒舒服服地待在德国民族的躯干内，我们可能现在就会回到1916-1917的时代。〔18〕 希姆莱向党卫军（SS）的高级官员宣称，在呈几何数字增长的尸体面前，纳粹德国保持了一种康德式的得体（decency，指道德的优美和不受污染）以及崇高（sublime），正是这种得体和崇高的结合，才造就了纳粹党卫军的坚毅性。〔19〕希姆莱的演讲，运用了传统的德国民族主义文化资源，消解了大屠杀的本质，鼓吹纳粹对犹太人的“最后解决方案”（The Final Solution），并吹嘘这种残杀将会成为历史上最光荣的一页。正是诸如希姆莱这类高级官员的演讲，让德国战后对罪恶的追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集中在头号或重要战犯身上。在见证大屠杀的初期，德国的公众讨论中纳粹分子通常被妖魔化、反面化和他者化，将超历史的价值观矛盾地与德国战后生活结合，以保持与纳粹罪行的道德距离。然而，缺乏道德深度的批判，造成了个人和历史关联的割裂。随着历史的发展和见证的深入，纳粹的罪行被逐一揭露，罪恶不仅仅集中在政府头脑和高级军官的指挥中，还存在普通人的行为里。执行大屠杀的罪犯并不是如希姆莱鼓吹的那么崇高或坚毅，而是平庸肤浅的，或者是政府机构内的一个零件，或者只是普通人。这成为大屠杀之后对罪恶见证的一个新的发现。面对纳粹大屠杀之中，大量德国“普通人”犯下的罪恶，如何确立责任以及决定罪行的范围，这成为战后见证的另一个问题。
1961年，前纳粹党卫军的高级将领艾希曼（Adolf Eichmann）在耶路撒冷接受审判。《纽约客》杂志派汉娜・阿伦特前往报道，1963年，阿伦特将其所见纪实成书出版，即《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引起了诸多争议。阿伦特提出了“罪恶的浮浅性”（the banality of evil，又译为“罪恶的平庸性”），并提出公民的责任的问题。矛盾引发的争议在于，一位如阿伦特所描绘的像艾希曼这样一位个性平庸，思想愚钝，语言陈词滥调的纳粹将领，如何可能犯下“根本或绝对之恶”？不仅仅是一些幸存者对于纳粹的认识停留在“普通人”上，甚至希姆莱作为党卫军首领，也被视作具有普通人的软弱。据他的助理卡尔・沃尔夫（Karl Wolff）记录，在视察明斯克的一次清剿行动中，希姆莱让监狱拉出100人枪毙给他看。放第二排枪的时候，他突然痉挛着颤抖着用手拂过脸庞，擦去了一块溅到脸颊上的脑浆，然后脸色发青，摇晃了几步就晕了过去。不过希姆莱在经历了肉体的恐惧后，不是停止杀戮，而是要求用更文明的方式来处决尤其是妇女儿童，要求不要用枪，而是用毒气。1943年1月，希姆莱到华沙去视察，虽然华沙集中营在1942年7月至10月已经“重新安置”了31万多犹太人，但当他得知犹太人隔离区还有6万多人时，他马上下令，将这6万多人“重新安置”，并且要求在2月15日前完成。虽然没有记录表明他看过“最后解决”的行刑场面，但他确实是坚定不移的执行者。平庸之恶涉及了公民责任的问题。一方面战后的德国公民面对大屠杀犯下的罪行，个人的自我完整性和一致性及国家宪政的同一性和延续性遭到了破坏，成为创伤记忆的另一载体；另一方面，平庸之恶说明了纳粹极权统治下，个人放弃判断和和独立思考所带来的可怕后果。
另外，阿伦特提出了“齿轮理论”（cogtheory），提醒我们重视在罪恶的见证中，集体责任和个人责任的问题。阿伦特认为，“当我们描述一个政治系统时――仅举其要：它如何运作，政府不同分支部门之间的关系，那些由命令渠道构造的庞大官僚及其如何运作，以及民政、军队和警察如何相互联系，我们用齿轮和轮子这些词来指称那些被这个系统利用以保障其顺利运行的人们。” 〔20〕如果齿轮理论成立的话，即假定官僚或罪犯的身份是庞大官僚或政府机构中的一个零件或齿轮，而服从命令和墨守成规是他们服务公职的责任；那么，他们的身份即是“非人格性”的，也是功能性的，可以随时被更换。如果他们都是可以替换的，那么是否意味着他们不需要担负个人责任？即大屠杀应该归咎于“集体责任”（collective guilt）？阿伦特纠正了战后德国的“集体责任”的概念，认为那是对犯下罪行的人的粉饰，因为“哪里所有人都有罪，哪里就没有人有罪。” 〔21〕这种对集体责任的自发承认会有意无意地掩饰个人的罪行，造成道德混乱。因此，战后德国人寻找“我们中间的凶手”的热情，事实上是以集体的名义，混淆了罪责和清白，因为在法庭上，罪恶只有落实到个人才有意义。
其次，阿伦特认为，如果“齿轮理论”成立，那么“替罪羊”理论就会成立：如果一个罪犯作为少数决策者，或者作为下决定的命令者，即这个人在政治上是负全责的，那么他可以代表一个系统服罪，成为一只替罪羊。在官僚系统中，责任的转嫁司空见惯，组织和架构的完整性保证了其运行，“齿轮”和“替罪羊”事实上是硬币的两面，但在法庭中，这些零件必须还原为个体的人，不允许责任的转嫁，也不能将其免责。1995年本哈德・施林克的小说及同名电影《朗读者》中的女主角汉娜就是齿轮理论和替罪羊的形象化代表。战时汉娜充当了集中营的女看守，在一次德国纳粹袭击挤满了犹太人的教堂时，她充当了纳粹杀人机器上的一个零件。而且因为汉娜是文盲，从本质上看也是一个善良但麻木的普通人，她的服罪也就使她成为一个替罪羊。但这种表述事实上并不能消解犯罪的事实和罪恶的性质。
另外，小恶（lesser evil）在道德论证中，也成为阿伦特一个突出的观点。“如果你被迫面对两种恶的时候，选择小恶就是你的义务，而完全拒绝选择就是不负责任。” 〔22〕阿伦特认为，这个论证的弱点在于，“那些选择小恶的人很快就会忘记了他们已选择了恶。” 〔23〕选择小恶的人事实上并不是属于犯罪的外部，而是内化于罪恶和屠杀的机制之内。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台以来，德国推行诸如“纽伦堡法案”、《德意志帝国公民法》和《德意志血统和荣誉保护法》等反犹太法案，在最终灭犹行动执行前，这些反犹措施是系列渐进的，但由于担心不合作就会更糟糕，这些措施都被普通人接受了。美国华盛顿特区犹太大屠杀纪念馆和波士顿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刻有德国新教神父马丁・尼莫拉的一段忏悔，为人们熟悉并引用：“纳粹杀共产党员时，我没有出声――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员；接着他们迫害犹太人，我没有出声――因为我不是犹太人；然后他们杀工会成员，我没有出声――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后来他们迫害天主教徒，我没有出声――因为我是新教徒；最后当他们开始对付我的时候，已经没有人能站出来为我发声了。”不仅仅在纳粹政府和德国人中，在受迫害的犹太人中，也存在“帮凶”。当时一些欧洲犹太团体领袖在集中营中，在死亡的先后顺序上，就有意挑选了那些不太重要的犹太人，让他们被先送去毒气室。阿伦特认为这是一种和艾希曼“合作”的事实。阿伦特的警示虽然过去多年，也不乏受到指责，但仍然提醒人们，我们从历史中学习的不仅是经验，还应该是思考和判断。作为大屠杀的另一类创伤受害者，德国人对历史的见证不仅表现在对罪恶的问责中，也表现在道德困境里。 三、戈德哈根引发的辩论：如何再现罪恶
对于大屠杀的见证中，引发思索的不仅仅是过去的苦难和创伤的原因，还有对宗教、人性和道德的拷问。战后德国处于战争失败和物质困难的困扰中，“由于在战后第一代德国人有意识地从反面同纳粹主义划清界线，遂使后者成了构建德国人自我认同的一个根本要素。” 〔24〕将纳粹主义作为对立面，从情感上代表着和纳粹大屠杀受害者的认同；但另一方面，也等于将纳粹主义和大屠杀的历史从德国的过去中排除。因此不难理解，美国年轻历史学家丹尼尔・戈德哈根（Daniel Jonah Goldhagen）的专著《希特勒的自愿的行刑者：普通德国人和大屠杀》所引发的讨论如此激烈。梳理这场讨论，可以帮助厘清对于大屠杀见证的问责和历史意义。戈德哈根认为：大屠杀的主要罪犯是德国人，这场种族灭绝的主要原因是“德国文化中长期形成的、普遍的、憎恨的、种族歧视的、灭绝式的反犹太主义。”〔25〕对于种族灭绝式的大屠杀，普通德国人的所作所为是出于自愿，而非胁迫。然而，历史学家和其他学者，对于戈德哈根的这本书却不乏微词，认为作者在历史再现的过程中，没有考虑到见证移情的作用，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作者在再现创伤的时候，使用的犯罪者的视角。比如：
林中散步为每一个犯罪者提供了一个沉思的机会。和他的牺牲品肩并肩地走在一起，他有机会用心来思考身旁的这个人形物。有一些德国人，当然，曾有孩子们走在身边[的经历]。非常可能的是，过去在德国，这些人曾和他们自己的孩子在树林中并肩散步，一路上[孩子们]很欢快，问这问那。[而现在]这些行进的人，一边看着旁边的这个人形物，或者说，一个8岁或12岁大的小姑娘，如果一个没有意识形态的脑袋甚至可以将其看作和其他女孩一样时，这些德国人的脑子里会有什么样的所思所想？在这些瞬间，每一个杀戮者都曾和他的牺牲品，他的这个小姑娘有一段个人的，面对面的交流。他会看着这个小女孩，问自己为什么他将要杀死这个小小的、精致的人类，后者如果是他的小姑娘的话，按理说应该接受他的关爱、保护和养育？或者他只是看到一个犹太人、一个年轻的，但毫无疑问仍是一个犹太人？他曾经狐疑地思考什么才可能为他一枪崩开这个脆弱小女孩头颅的[行为]来辩护？〔26〕
这一段中，戈德哈根采用了反问句和第三人称视角来切入分析纳粹凶犯的心理，毫无疑问，这种见证方式显得缺乏控制，渲染了罪行的恐怖，忽略了见证中的移情作用，显得过于残酷。再看看下面的一段：
杀戮本身是一件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林中散步之后，每一个德国人之前对准后脑勺的枪口，现在垂下来对着地面了，[那枪]曾上下举起，拉栓，瞄准人，有时对准的是一个小女孩，[直到她]扭动然后再也不动。这些德国人必须对牺牲品的哭嚎、妇女的哭泣、小孩们的啜泣保持坚定。在如此近的射程内，这些德国人常常溅上了人体凝固的血块。用其中一个人的话来说，“补发的射击击中了头颅，力量如此之大，以至于整个后脑都裂开了，血、骨头碎片，脑浆弄脏了射击手。”安东・本森姆中士说到：“行刑者令人厌恶地被血、脑浆、骨头碎片弄脏。这些东西黏在了他们的衣服上。”尽管这是明显让人五脏不安，甚至能困扰最坚强的行刑者，但这些德国开拓者们还是返回去寻找新的猎物、新的小姑娘们，返回树林开始新一轮旅程。他们在林中为每一群犹太人寻找到没被污染的地方。〔27〕
这一段中戈德哈根大量使用直接引语和自由间接引语来分析行刑者的心理，被拉普卡拉评价为“无节制”的叙事（uncontrolled narrative）：作者对于受害者的选择有意地聚焦于花季少女，有操作情感和类型化之嫌，“插入的思考或情感投射似乎归于犯罪者，但却来自不仅仅属于他们的声音或视角――事实上，一个模棱两可、他者视角的，犯罪者应该知道或不时应该感觉到但可能从没有感觉的声音或视角。”〔28〕戈德哈根的反问句假设了人性的平等，换句话说，假设了在犯罪者的眼中，犹太人也可能是人；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一个人[德国党卫军]能够对另一个人[犹太小女孩]犯下如此的罪行？从问题的层面来看，戈德哈根的心理分析二元性地建构了德国纳粹施虐者和犹太人受害者的形象，一方面将犯罪行为普遍化；另一方面又过于偏窄，忽略了当时的集中营中，受害者不仅仅是犹太人，还包括吉卜赛人、战俘、知识分子、抵抗组织成员、斯拉夫人、同性恋者和布尔什维克等。
贝恩（Ruth Bettna Birn）认为，戈德哈根的问题不在于他对历史不感兴趣，而在于他缺乏相关的研究材料。她指出，“别忘了，现在有大量的幸存者回忆录和见证材料，我们可以在其中听到受害者他们自己的声音。在戈德哈根的文章中，历史是通过一个中介人的角度上演的，这个中介人对[历史]材料的解读，却是通过他自己的想象来重述的。我们听到的是他自己的声音。”〔29〕贝恩的评价从历史再现的角度强调了创伤见证的作用，也突出了历史书写中，口述实录的重要性。
巴托夫（Omer Bartov）就戈德哈根研究范围的广度这样评价道，“戈德哈根忽略的，关于大屠杀曾经是，保持到现在的全新的[问题]是全然不同[他的分析]的：死亡工厂内成千上万人类所遭受的，由一个现代化的政府所指令，为一个勤勉的官僚机构所组织，并受到一个遵纪守法、爱国的、文明的社会所支持的机械化大屠杀。”〔30〕巴托夫的问题直指现代技术，机械工业化方式和精密的政府机构合力所代表的现代文明的弊端。在整个屠杀过程中，纳粹政府机构依靠现代化的效率，精心安排火车运行表，有效利用毒气室、焚尸炉等手段来提高杀人的数量，避免浪费时间和财力，用现代化大机器时代的方式，造成了机械式的毁灭和工业化的大屠杀。巴托夫的问责提醒我们，现代文明并不代表历史的进步，奥斯维辛的创伤如果仅仅停留在特定人群和特定历史时期，这种炼狱般的人间悲剧就丧失了历史意义。
芬克斯顿（Norman G. Finkelstein）认为，虽然戈德哈根的叙述很可怕，但其最后得出的教训是过于自满的，即普通人不会做这些事。芬克斯顿借用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林根斯-瑞恩（Ella LingensReiner）的话反驳道：绝大多数的党卫军，“完全是知道对错区别的普通人。” 〔31〕另一位奥斯维辛的幸存者李维（Primo Levi）指出，“这些不人道命令的勤勉执行者并不是天生的虐待者，不是（除了极少数以外）怪物：他们是普通人。”〔32〕芬克斯顿认为，这种结论预设了“我们”作为普通人，我们行为的乖张是我们也需要思考的。芬克斯顿的观点结合了阿伦特“平庸之恶”的论点，提醒我们，纳粹的罪恶不仅仅存在于集中营的毒气室和枪口下，还存在于“案牍杀人”（desk murder）和意识形态之中。 毫无疑问，见证同时也是一种公众形式（public form）。证言深入到一种先前被拒绝进入，或情况被隐藏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更深一层的意思是，见证有法律的所指。它所提供的信息往往与不公正或罪恶相连，见证帮助重新矫正一种错误的认识或改正一种不公众的看法。见证的公众形式可以迫使人们面对其过去。这种方式――正如哈贝马斯在1986年历史学家大辩论的时候指出――这种方式可以精确和批判地联系到过去，帮助理解同时抵抗偏见和迫害，帮助为现在打下一个合法的、自我审视的、自我批判的民主政体。戈德哈根引发的辩论尽管众说不一，但这些讨论都提醒我们，在对大屠杀的历史研究中，还存在诸多尚需考虑和讨论的问题。对于材料的使用，对于历史的判断，以及可信度的把握，是今后研究的重要环节。
结论
2015年7月5日，一名93岁的前纳粹党卫军军官弗雷德里克・恩格尔被德国汉堡一家当地法庭判处7年有期徒刑。这位绰号叫做“热那亚屠夫”的前纳粹军官，被指控在1944年下令杀害了59名意大利战俘，这也可能成为最后一名受到审判的纳粹战犯。这表明距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虽然已经70周年，但对纳粹大屠杀的讨论远远没有结束。从犹太幸存者创伤见证再现的困境和真实性的讨论，到德国人对平庸之恶的问责，再到对罪恶的历史再现的诸多问题，这三个部分体现了大屠杀见证过程中的三个阶段，都将成为历史经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关于大屠杀的记忆，重要的不仅仅是去记住什么，而且是怎样去记住。对于同一场大屠杀，可以作为充满恐惧和死亡威胁的创伤经历去记住，也可以作为政治历史的一部分去记住，或者作为文化记忆的另一种形式去再现。过去并非具有稳定的固定的含义，而是在我们的重述中不断被重建和被再现的。只有这样才可以帮助我们对大屠杀的再现过程进行特征描述和归类，以求获得创伤后各类反应的发展逻辑及各种问题间的整体关联；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在概念和经验上揭示和解释大屠杀的原因和现象。伊恩・克肖（Ian Kershaw）在就他写的希特勒传记而接受的一次采访中指出：“希特勒以极其恶劣的方式向我们表明，我们能够干出怎样的坏事。” 〔33〕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纳粹大屠杀的体验已经具有了全人类的自我理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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