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关“80后写作”缺乏历史感的指责持续了有一阵子了。《名作欣赏》杂志的“80后”专号上，金理与黄平二位批评家在就此问题向读者与评论界展开自己身为同代人的体悟与诠释。②不过，对于这种指责，我所感到怀疑的是，这种所谓“无历史感”的批评，究竟是源于对一代人精神特质及文学样貌的一种普适症候的概括把握，还是仅仅出自评论家及严肃的文学爱好者们对于郭敬明这样一款“幻城”型的写作体例的一种“狼来了”式的应激焦虑，抑或说――套用二位老师对谈的文题――一种固有性的“成见”？
回到批评的声音本身也许能更明确地说明问题。在这些批评的声音里，青年批评家杨庆祥长文《80后，怎么办》③可谓其中翘楚。在杨庆祥眼里，“80后”们的弊病正在于其“无法找到历史与个体生活之间的有效的关联点，所以不能在个人生活中建构起有效的历史维度，另外一方面‘暂时性’的参与历史的热情又不能持久和加固，这一切导致了一种普遍的历史虚无主义。这一虚无主义的典型表征就是以一种近乎‘油滑’的态度面对生活和他者”。因而，他呼吁一种“重归历史现场”的讲述、写作以及实践，借此在充满资本迷魅、权力滥用与价值堕落的小时代里杀出一条破除迷局的血路。
对于“幻城”这样一种架空性的写作模式来说，杨庆祥的批评可说是切中肯綮。一旦历史感被从人的生命体验当中剥离出来，一个虚伪的心灵真空也就顺势应运而生了。在种种千奇百怪又各怀鬼胎的意识形态渲染之下，记忆的断裂、改写与移植的戏码将纷至沓来地于这个真空里轮番上演。而一旦时间与记忆的打开方式遭到颠覆，“我从哪里来”与“我凭何而生”的问题被彻底悬置乃至错置，“我该做什么”及“我往何处去”的话题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了。放纵、迷失与虚无终将成为个体仅有的归宿。
然而，接受对于历史的承担与重返宏大叙事之间似乎无法轻易地等量齐观。我理解杨庆祥对于郭敬明式的不及物文学大行其道的不满和焦虑，但我想要质询的是，拒绝历史的虚无主义是否仅有宏大叙事这一条唯一的通路？在口号、事件、运动、灾难以外，是否尚存其他能够彰明历史存在的表征？在“80后”的成长历程当中，又是否真如庆祥老师所言，“历史是历史，生活是生活”，两者泾渭分明以致必须寻求一种能够使两者对接的方式？抑或说，两者其实根本就是水乳交融，后者反而恰是前者不可脱离的孕育沃土？在批评者的止步之处，有关“历史感”的新的阐释空间其实已被不经意地拉扯开来。
因此，当我在读到钱佳楠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人只会老，不会死》时，不免地心生而出了一种久违了的雀跃之感。当她的许多同龄人在依仗虚假的王国置放被现实压力所扭曲摧折的自我之时，这位年轻而真挚的小说家却选择在时间与记忆的长河当中勇敢地逆流直上，去勾勒与铭刻过往的黯淡岁月所带来的沉痛与酸涩。她写的虽然只是私人情怀，但有一股上海历史的投影在人物与情节的背后若隐若现地浮显，成为建制故事的真正主角。在小说集的序言之中，钱佳楠直言不讳地宣告了自己写作的初衷：
我尤其钟爱上海诗人陈东东《论语组诗》的开篇二句：鸟的翅膀雪白/时间的翅膀雪白。很多年后，奇怪的是竟然连诗人自己也想不起来他曾经写下过这两行诗句。如果将这两句诗和泰戈尔的名言“天空没有留下鸟的痕迹，但我已经飞过”比照着吟诵，就会生出一种恐怖的感觉：宛若自己的身后跟着一块硕大的橡皮擦，自己留下一点儿痕迹，它马上就跑上来把痕迹抹灭。不仅是我自己，我觉得城市的背后也跟着这块硕大的橡皮擦，缓缓拭去一代人的生活印记，将一切推倒重来，改得面目全非，不消多久，熟悉的街道便将化为少小离家老大回的乡人口中那句悲哀的问话：“这里是哪儿哟，我认不出来！”
不过，我固执地认定在我们和身后的这块橡皮擦之间还隔着一段间隙，不很长也不很短的间隙，足以让我们把印迹留得深一点儿，纸笔记录，或者口口相传，然后渗透进城市的肌理，让我们存在过的印迹和生命留下的启示，不至于全被时间偷走。（《序言・时间的翅膀雪白》）
更为可贵的是，钱佳楠所记录下来的梧桐碎影自觉地同“奇迹”“腾飞”这样一些令人热血沸腾的宏大字眼保持了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④相反，她选择了这座城市在复兴岁月里最容易被人忘却的隐晦断层，去同贫穷、计较、懒惰和庸俗共生共处，以一个青年人的视角去亲近与斗争社会底层的生活和文化。这种姿态既接续了上海文坛优秀的文学传统，又以年轻的视角改变并丰富了我们对于历史的把握与认知。
王德威教授曾如是论及一种“后遗民”的写作立场：“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如此众声喧哗，却无不以简化历史为目的。语言与权力的交相为用，莫此为甚。而在政客不知所云的时刻，文学史论者或者仍能化简为繁，记起我们已经忘记的，提醒我们原不该想起的？后遗民的写作形式不同，但触及的命题无他，就是有关时间、有关记忆的政治学。”⑤钱佳楠的写作对象虽与“后”无涉，却也不能不说是上海这座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为复杂的城市时光之中的“遗民”，在这个意义上，她所触及的命题也同样别无二致，正是这样一种“有关时间、有关记忆的政治学”。
二
上海可以说是中国的现代性发展得最为充分的一座城市。这并非仅仅归咎于其领跑全国的GDP抑或鳞次栉比、发人窒息的钢筋水泥，更是得缘于上海的那种“繁华与糜烂同体”（陈思和老师语）的城市性质。在这座占地面积不足全国万分之六的城市当中，各种阶级、文化、立场、力量都在此起彼伏地互争短长，但却又谁也吃不掉谁，最终只好吊诡地参差交错、相斥相容在一起。它们相互搏斗，相互角力，却又彼此影响，彼此渗透，从而共同构建起了上海错综复杂、众声喧哗同时也特别引人入胜的近现代史。
不过，这种充满丰富性的局面却通常是被遮蔽和误读的。尤其是在90年代中期以降，上海所留给人们的印象往往是流于表面的――一座风花雪月、绮靡纤弱的怀旧之城或者一座流光溢彩、纸醉金迷的欲望之都。城市碎裂而丰富的异质性因素伴随着生活肌理的抽空与文学表达的失位和错位逐渐地销声匿迹了（表达这些边缘立场本是上海文学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郁达夫到茅盾到王安忆，一代代作家都曾在这一条线索下创作过非常优秀的作品），留在纸上和脑海里的只空余下一个个刻板僵化的标签：南京路、外滩、恒隆广场、陆家嘴…… 但钱佳楠在作品里所呈现出来的文学景观却与这些标签带给我们的印象截然不同。正如她自己所言：“在我眼中，上海不只是南京路的十里洋场和陆家嘴的水泥森林，洪镇老街、巨鹿路、曹杨铁路农贸市场也同样是上海，并且这才是我生活中每日寒暄致意的上海，南京路和陆家嘴反倒让上海人感到陌生。”（《后记》）从她所列举的三个地点（而非地标！）当中我们不难发现，钱佳楠所欲图表现的本土有意识地同上海摩登的固有框架保持了距离，而是承续上了海派文学精神阳刚面的一脉气息，走入到有血有肉的民间社会里，进而还原出另外一番在时光中切实存在但在书写里匮缺已久的悲欢记忆――一段属于底层的生活史与生命史。⑥钱佳楠故事中的人物可谓是她的这种写作立场的最佳诠释者。在她的笔下，男人/父亲们总是闲散、羸弱、胆小、无能的。对外会胡乱吹嘘，跟同事毫无愧色地高声嚷嚷，“我嘛，靠阿拉老婆的，上海滩哪一个男人不是靠老婆的？”（《回家的第三条路》）;对内却自私自利，“只知道帮自己先盛饭，好的菜全往自己嘴巴里塞，大块朵颐，六亲不认。”（《一颗死牙》）;而女人/母亲们则小气、势利、刻薄、卑琐。对外贪慕虚荣，会在“别人勾起手指说‘还是你的女儿有本事’时”“笑得尤其招摇”，然后虚伪得从“牙缝里挤出一句‘你的儿子有啥没本事啦？’”（《谣言》）;对内则抱怨连天，“每回季节交替总有”“无休无止的争吵”――“谁人像侬这样没心事，一天到晚只会混日子”。（《一颗死牙》）他们居住在局促的空间里，心胸的狭隘和住所的逼仄令人讽刺地“相得益彰”。他们在日常当中沉沦，又把沉沦演绎成日常。他们是社会当中的庸众，是与“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城市主流格格不入的局外人。
难能可贵的是，钱佳楠并未将笔触仅仅停留在对于这种“庸”或“落伍”的批判之上，而是更进一步地深掘下去，直触到形成这样一种生存状态的历史缘由中来。在《一颗死牙》里，她设置了一个饱含意味的场景：高中入校，父母帮着女儿把被褥搬进宿舍。在打理宿舍之时，隔壁床的陌生人竟熟络地同自己的父亲打起了招呼。在两个父亲的寒暄的时候，母亲的脸色却在发青，因为“人家的父亲上身条纹衬衫，下身西装长裤，黑皮鞋，手腕上还有块豪格表。她老公着了件白颜色背心，背心的吊带像送了的裤紧带长出一点儿，打着波浪，挺出个十月怀胎的肚子，下面是菜市场十块钱一条买来的卡其短裤，拖鞋，一双脚白塌塌全是手剥的裂纹”。作者很快点出了母亲愠怒的缘由――两个女儿的“父亲原本在一块儿工作，改革开放以后，人家很快就跳槽发达了，自己的老爸却越走越往下，从电工一直做到小区门口打瞌睡的保安”。在这里，我隐约嗅到了一丝与改革开放的荣耀所共生的酸楚。在市场打开，物欲解放，人们的生活日新月异的时代到来之际，社会分化与不平等加剧的种子也同时萌芽了。在一部分人乘着时代的东风飞升而上之时，另一部分人却迫于个中因由开始越发的品尝起了贫穷的艰涩。在自传体散文《回家的第三条路》当中，这部分人的身份被更为明晰得标示出来，那就是工人。在1990年代，他们经历着国企改革、工厂转制、大下岗……一步一步地被原先曾当家作主过的社会抛得越来越远。青葱岁月里的进取与朝气在不断的下滑过程中慢慢为将就和无奈所替代，岁月沉积给他们的最终只有难以打发却又不得不勉力为之的日常。⑦
通过对这些人物命运的刻画，钱佳楠在文学之中将生活与历史悄然无缝地对接起来，她的写作实践也由是获得了一种增补历史叙事上的意义。所谓“增补”，并非单纯意味着“补到完整完满”，而是“会代入一种意志的甚至是颠覆性的东西”。借助新质料的汇入，我们思考历史的逻辑构架与讲述史实前因后果的表达方式都有可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从而“增补之后并不是叙事完整了，而是提出更多的问题”。⑧依托于钱佳楠的文学之笔，或许我们不得不抛出一连串对于时间与记忆的政治性诘问：曾经的红色年代给这些所谓的“国家主人”们所真正提供的究竟是什么？他们是否真的如理念上所言的成为了一种在感情与理性上均获得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劳动者？抑或说，他们仅仅是在一个扭曲变态的体制之中膨胀起来的低能怪胎？而在所谓的“激荡三十年”里，是否除了赤贫与颓丧以外就再无任何他们的容身之所？对于这样一个庞大的阶层，现实的壁垒又为何必须如此地严丝合缝、冷酷无情，而不能制造出充分使之逆袭发展的空间出来？这些问题均游离在宏大叙事的话语之外（无论是“前三十年”还是“后三十年”），却又让我们无从回避，它们共同编织起一张的沉重的精神大网，将历史的重压紧紧地倒扣在读者的心坎。
不过，更使人感到凛冽的或许还不在于面对过去，而在于处理同未来的关系之上。由于自己的上升通路被时代变迁所拦腰斩断，这些故事的主人公们便理所当然地将自己全部的人生希望豪赌在自己的后代身上。他们选择的方式也往往简单粗暴，那就是企盼着子女们成为资本体系运行逻辑的弄潮儿，至少也要是后备军。无论是找一份投行的工作还是嫁个有钱人，总之就是要子女能够迅速地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进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从这个角度，我们便很能理解《一颗死牙》中的母亲看到女儿“找工作找得焦头烂额终于觅得了份教职，陪小孩子”时的失望，因为“这份教职的薪水卑微让母亲多年来唯一的梦都落了空”。我们亦很能明白当女儿误打误撞地找到了一个富二代男友时母亲的欢喜，因为她的梦“又回来了”。所以她必须要“温柔地搓着女儿的手”，加紧叮咛着：“有好机会要自己把握啊。我希望你嫁个好人家，受苦。”（作者还不忘适时地补上一刀，让她在“提点”完女儿之后狠狠地“瞪一眼她六月就赤膊往地板上一躺的丈夫”。）但虚妄的是，不是别的，恰恰是他们自己成为了子女“翻身”梦想的最大包袱。他们的孩子就如同小说当中那颗必将发黑的死牙，父母的庸俗（似乎有钱就意味着幸福的到来）、无知（投行的工作岂是“蛮好的”“学校和雅思”就能找到的？）乃至他们的生活习惯（实在和他们向往的“上等人”相去甚远）都在冥冥当中变成自己说不清道不明的原罪。他们“隐隐中觉得自己的幸运会断送在这个破败的家里”但只能感到无可奈何，“甚至都没有躲起来独自哭泣的房间”，因为他们“只有一间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