薯干子酒
下乡来到塞北大山里，见村小卖部代销员从公社供销社进货归来，过山型小推车一边是零七八碎，一边是装白酒的塑料桶。再将酒往大酒坛里倒，咚咚咚咚，空气中立刻就弥漫了酒香。也怪，这时就生出另样感觉：怪好闻的。
然后就知道那是用薯干做的酒，品名薯干酒，当地人叫薯干子酒。九毛八一斤，也不便宜。我的生产队一天劳日值才三毛五，得干小三天才能买一斤。后来有机会喝了，进嘴辣，烧嗓子，落肚后腾地点着火一般，再猛地蹿到脑瓜顶。头就发晕，脚下轻飘飘，就兴奋，忘了烦恼。便想，或许这就是酒给人带来的快感。尽管酒醒了该烦还得接茬烦，但高兴一会儿是一会儿。那年月深山沟里的社员有两大快乐：喝酒与偷情。偷情有风险，喝酒没风险，就是缺酒钱。
头一年秋天分红，生产队长扣了我两块一毛钱，说打酒了，晚上来我家让你婶炒几个菜。队长是直接领导，我不敢说啥，晚上就去。热炕饭桌，一盏小油灯，一棒子酒，地下站俩眼珠瞪溜圆的秃小子。他妈端上一盘子炒白菜，菜里有个黑片片，大小子说肉，伸手就抓，让队长一筷头打回去。我忙夹给他，还有小崽呢，油灯太暗，好一阵才又翻着一片。头年腊月宰的猪，我只吃白菜，
可能这酒钱是我出的，是仗义还是舍不得说不清，反正那日就只管喝，喝到最后，就大头发沉啥都不知道了。清晨渴醒，迷瞪起身，窗纸朦胧，看炕上还有别人，心说这是哪儿呀――有些时日了，同伴回天津，就我一个人过，这是谁呀？再揉揉眼看，那边有个长头发的，是女的！我的妈呀！我在队长家睡了一宿！忙悄悄下地一溜烟窜个屁的。
年少面薄，从此不敢言及此事。可队长媳妇爱说，后来见我时不时被县里抽去写材料，当人面说：将来出息了别忘了婶，咱俩还一块儿睡过呢。众人起哄，我忙解释说不是一块儿是一个炕，而且是隔着三叔（队长）睡的。有人说：队长睡觉打雷都不醒，谁敢保证你半夜没从他身上跨过去了？事到此刻就得赶紧跑，西瓜皮擦脸，越擦越磨叽，有八张嘴也说不清。真害怕呀，虽然叫她婶，其实比我大不了几岁，那种事在那时可不是闹着玩的，那会摊上大事的。
后来就算学会了喝酒，量不大，还知道把酒烫热了，让薯干味挥发出些。别看薯干酒不咋的，有好长一段还买不着了，只有橡子酒。那酒可不行，太上头。最好的是代销点来了枣酒，一块二一斤。冬天打一斤，做熟饭，扒出点灶灰，往小茶缸里倒点，灰上一坐，一会儿酒就热了。那天去大沟里打柴，十几里地，一个人，早上走，怀里揣俩薯干饽饽，大扁担挑六个柴火，沉，歇会儿都不能平放地下，得一头借个坎子，才能上肩。到家狠狠心炒俩鸡蛋，把剩下的二两酒都倒进小茶缸。弯腰盛出鸡蛋，往里屋一走，脚下碰了烧火棍，棍一弹正弹倒茶缸，可惜那点酒，噗地一下在热灰里化成股烟，没了，可把我心疼够呛，把烧火棍撅成两截扔灶膛里。
1973年邓小平同志复出，决定当年考试入学。知青奔走相告，抓紧复习。初夏抽到县里写材料，和两个知青住旅馆二楼。高兴，晚上弄些薯干酒，就点什么就喝。喝得话多，说这些年自家的事，一会儿哭一会儿乐。结果喝多了，后半夜他俩就趴床上，这边一口那边一口吐起来，那叫一个味儿呀！开始他们吐点我往楼下铲点，可这二位活慢，不一下吐净，隔一阵一口，再两口。就一个脸盆，也吐不准，10点又没了电，黑灯瞎火我出来进去。有客人就喊，闹鬼啦，咋走个没完！
正好房间墙壁半当腰有个烟道，这会儿炉子撤了，没办法，就只能往那窟窿里铲了。转天天燥热，这屋就不能待了。赶紧退房，还不让走，得检查房内物品可有损害丢失。女服务员进屋清点，一样不少，刚要走，她皱眉问：这屋怎么一股烂薯干味？我答：是，他俩吃薯干子吃多了，打嗝儿打的。问：打嗝儿？能打成这样？我答：是，一宿没睡，俩人对着干，上头打，下头还放！再不走，这全楼就都不能住人了。
服务员顿时干呕一下，说：赶、赶紧走人！ 薯干雀白
初到塞北大山里，见房东和社员家都有大席篓，装着比巴掌小些的白片片。问，这是啥？说是薯干，咋样，雀白的。“雀”在那儿念“翘”，意思是我家这薯干很白、非常白。问好吃吗，说还中了，熏甜的。意思是还行，挺甜的。没敢说特好，比白面饼都好吃，那就是瞎掰了。
红薯，我们天津知青叫山芋。秋天切成片晒干，就叫薯干。薯干面爱受潮，多现吃现压。初夏，房东家压薯干，房东叔早早占下碾道借了驴，再扛了一袋薯干，往下就是房东婶的活。那天在村边耪头遍地，歇时我去打水，井旁就是碾道。无意间一瞅，我愣住了：茅草扎顶，碎石短墙，四面透风的破碾道竟然弥漫在一片白色的雾气中，有点神话的感觉。更不可思议的是，从雾中走出一个雪人，从头到脚从脸到手都蒙着一层白粉，若不动，绝对就是雪中塑像。但猛地一个喷嚏响过，震得粉末飞动，雪人就现出眼和口鼻，还是一颗黄灿灿的金牙，笑道：不认识了，我是你婶呀！
这就是山里压薯干面的情景！不亲眼见，一辈子也想不出来。必须用很细的罗，仔细地筛，筛出的面比白面还细，比白面还白。只是，这个“只是”太不该出现了，但终归要出现――用水一和，薯干面的本色就露出来――暗红色，说枣色好听，说铁锈也不差。
那天吃“硌豆子”，大锅水烧开，拿和好的薯干面往礤床上搓，一个个小的面疙瘩就叭叭落在水里，煮熟，捞出，用凉水一投，再盛饭里，放作料，就可以吃了。第一次吃，滑溜，甜咸，挺好，吃了一碗又一碗。房东叔一口不吃，喝稀小米粥，还说少吃，烧心……
什么是烧心？长那么大还不知道。吃过两顿，知道了，胃里闹得慌，吐酸水。这山里十人有八个人胃不好，就跟吃红薯多有关系。问为啥不种麦子。说山地没水种不了。说那就都种高粱谷子。答人多地少不够吃。说那就只能吃红薯面？答反正从公社以来，红薯就越种越多。红薯一亩地能收两三千斤，高粱谷子几百斤，这么多社员，一家生八个，都得有口粮，不种红薯咋活！
入秋，粮站不再供应知青粮食，我们与社员享受同样待遇。场上分什么，回家就吃什么。高粱谷子收了晒了，拣好的装车，扬鞭催马送粮忙。我和伙伴（俩人一个队）分到100多斤带壳的高粱，还有些谷子杂豆。当年口粮指标是每人360斤（毛重），余下的是啥？都是红薯。白天抡大镐刨红薯，收工分红薯往家运红薯，晚上坐屋里切红薯。 薯刀，一块长木板，有长方孔，刀片固定在孔上，中间留有间隙。再有一活动木柄，把红薯平放，用木柄一挤，一片红薯就掉到下面的筐里。尽管切得快，可架不住薯多，像我俩还得做饭，每天得切小半宿，第二天一早就得挑山上晒，还得找高处石头多的朝阳地。放泥地上，薯干就发霉，干了有黑点，吃着发苦。晒时也不消停，晴天，得翻个，一片片翻，得晒个两三天才晒透。一旦变天下雨，得赶紧收回来。
那年我俩分了2500斤红薯，折口粮500斤，每人250。我们忙个手脚朝天，可晒出的薯干，社员家是雀白的，我们是雀灰的、雀黑的。转年开春，队里种地没种子，正好我俩那袋高粱没吃，就都拿去了，往下就只能上顿下顿吃红薯面。做硌豆子太费事，就烙薯面饼子（当地称薯干饽悖），热着吃粘牙，凉了吃硌牙，急眼了能打狗，运动会能当铁饼使。实在懒得做，就直接蒸薯干。吃时一片一片的，经验是吃一口喝一口水，往下送。曾有人吃急了，噎个半死。
后来一联产承包，出了奇迹，还是那么多地，粮食够吃了，也不种那么多红薯了。后来我再去村里，到谁家也看不见席篓和薯干。想吃口红薯，还得问人家种没种。不过一般都是种几垄，吃个新鲜。可如想吃硌豆子、薯干饽饽，就难了。 生葱蘸酱
我从小就不爱吃生葱。1969年正月到山里，上顿下顿除了咸菜疙瘩就是又黑又酸的酸菜，吃得直吐酸水。
三月，按节令该暖和了，山上地里依然黄秃秃。有一天午后，亮亮的日头西照着，队里派我一人跟大车拉垫脚，（即从河套拉沙子垫牲口圈，日后为肥料），一趟两趟在静静的村中过来过去。我就发现，有一社员家园子里有几点碧色，绿得如翡翠。近了仔细看，是葱。问车把式得知，这是头年的葱根，在土里熬一冬，天暖，就最先钻出，支棱两支羊角，故叫羊角葱。此时这东西是新鲜物，鸡、猪都会啄啃，于是社员都早早用带刺的葛针将园子围好。
想想上中学学过杨朔的散文《荔枝蜜》《雪浪花》。倘杨朔听了见了这情景，该有感而发写篇《羊角葱》吧，说这葱生命力如何如何顽强，顶风破土报春来。而我那一时，心里没有文章，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将那绿色嚼到嘴里咽到肚里！
说白了，就是人太缺少维生素了！其实，若等到人家社员收工回来去要，一点问题没有，但就是等不及。待大车先走，看看四下无人，我嗖地跳进去，拽出两棵，跑到树后，剥去外皮，就大嚼特嚼起来。转眼吃掉一棵。由于太急，都没觉出什么味儿来。待吃第二棵，一看，就惊讶，那绿芽下一段如汉白玉，一股甜香，一身清白。一想到“清白”，就吃不下去了，人也冷静，长这么大第一次偷拿人家的东西，愧对这棵葱白。
又想到后果，收工回来，人家会一眼就看出葱被薅了，男人还好，女人也许冲着当街就骂（这情景常见）……亡羊补牢，我赶紧掏出一毛钱，用葱压在园子土垄上。跑远了，心里噔噔跳，打个嗝，葱味贼拉难闻。
努力又努力，直到1978年初，我才成为支部的培养对象，才有幸列席一次人家的组织生活会，但被一针见血指出缺点若干。其中有：骄傲，觉得自己是大城市人，不合群，吃食堂不吃葱蘸酱。组长是南方人，水平高，说：“不呲（吃）葱蘸酱，就四（是）瞧不起劳动人民。”
属实否？合适不？啥也不能说，只能诚恳接受，并努力改正。五黄六月，参加抗旱工作队下乡，与组长几人住大队部，自己做饭，没啥菜，只有大葱，我不敢说炒。组长说按搞“四清”的做法吃，即用热米汤一泡，放盐。他真行，吃得津津有味，我也硬着头皮吃，但更多的是吃盐水。后来有一天我当厨和面烙饼，老乡送来一碗酱，一推让，有点碎面掉酱上，稍一拌，隐约着像酱蛆。吃饭时组长就皱眉，拿着葱迟迟不蘸，却看我，我毫不犹豫带白点的酱抹饼，卷葱，大口嚼。
抗旱回来总结，组长对我评价很高，说连老乡酱里的蛆都不嫌弃的同志，一定能成为我们的好同志。这回打死我也不敢太清白说那是面渣。后来我调走了，好多年后偶然相遇，组长垂垂老矣，但记性不错，拉着我的手说，对不起呀，当年让你吃那酱，实话告，压根儿我也不爱吃生葱……
我说，都过去了，不提了。 “点葫芦”响
我初见“点葫芦”，不知为何物。
这种播撒体积较小如谷子、芝麻、烟籽儿等种子的器具，很是古老。博物馆的解说词表明，远在春秋战国时期，它就出现并广为使用。直到今天，春耕时节，在陡峭迂回的山地间，如果顺着有节奏的嘭嘭声寻去，你就会找到播种的人马。那声音来自对点葫芦的敲打，敲打之后，垄沟里就留下一串串足迹，以及丰收的希望。或许，你还会从中感悟到人类生命延续过程中的艰辛与欢乐。
一年分四季，四季各不同，虽喜秋收日，更惜春种时。塞北无霜期短，只收一季，故春耕的活绝不能有半点马虎，马虎了这一年的收成就白搭了。春播时一盘犁杖其顺序是：牵牲畜的（多为半大孩子）、牲畜、扶犁杖的、点种的、撒粪的、培垄的、踩垄或压垄的。比较起来，点种轻快一些，故多让老者来做。但这又是经验活，撒高粱种，看似随便一甩，但人家撒出的小苗破土分布均匀，耪头遍地好开苗。我试过，一甩，甩扶犁的人脖梗子里去了。
谷种籽粒小，顺手缝儿就流撒，故得用点葫芦。点葫芦的主体，无疑是个葫芦，就是现今农家饭中熬葫芦条的那种葫芦。一般取个头稍大的，将熟时把内中掏空。掏空是个技术活，不能一破两半，那就成瓢了。只能在葫芦顶底两端各破鸡蛋大小的孔，掏空后在底部安个木把，要牢，以便拿住。前端则装尺半长掏空内心的向日葵秆，封住断头，再在上部开一小孔，孔下绑几缕干高粱穗。同时，在葫芦大肚上开个往里装谷种的洞，这样，一个点葫芦就做成了。操作时，持此物者行在豁开的垄沟间，用根小棍有节奏地敲打葫芦头，顿时，谷种从小孔中蹦出，落在高粱穗上，再均匀地撒到土垄里。当葫芦里种子尚满，敲击的声响就发实。播到半路，葫芦内有了空隙，声音就大了。当年一个生产队春耕时都配几副犁杖，东山西山沟里沟外种谷子，从早干到晌午，骄阳如火，人马皆乏，这时能听到的只有点葫芦顽强的响声嘭嘭嘭。它仿佛在说：为了收成，还得种，种种种……
据有人考察，点葫芦的发明者是鲁班。想想这极有可能。鲁班一生发明的东西太多了，小到木工用的锯子、刨子、钻子、凿子、铲子，乃至班母（刨木头顶住木头的卡口）、班妻（弹墨线用的小钩），大到打仗用的重型兵器。涉及民生大计的农具，鲁班不可能不关心。当初我乍见点葫芦，还以为是那位社员一时顺手而做。日后才知道，那是上了古书有名有姓的农具。《齐民要术》一书称其为“窍瓠”。“窍”，孔穴。“瓠”，葫芦。窍瓠（即内中掏空之葫芦也）。书中“种葱”一节言：“两耧重耩，窍瓠下之，以批契继腰曳之。”就是指用耧开沟后，用窍瓠播种。这里是说种葱，我没种过，只栽过小葱。但见过葱籽很小，若大面积播种，只有用点葫芦才合适。
小小点葫芦伴随中国农民几千年了，我想还会相伴下去。春日湿润的空气中响起击打点葫芦的声音，那就是一首生生不息、古老而又充满生机活力的歌。那歌声在向世人宣告，这里还有原野，还有土地，还有乡村，还有勤劳的耕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