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不论在鲁迅研究界,还是在胡适研究界,胡适与鲁迅交恶的原因,都是一个焦点话题。关于这个问题的探讨,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有学者认为两人的分歧在《新青年》时代的“双簧信”事件中就已见端倪,也有学者认为两人真正交恶开始于鲁迅与“现代评论派”论战时期,因胡适亲近“现代评论派”,鲁迅也就恨屋及乌了。
学者房向东在他的《鲁迅与胡适》一书中对这个问题也有涉猎。书中指出,《新青年》时代,在《新青年》的编辑方针问题上,胡、鲁两人有分歧,不过,他也认为:“应该说,这绝构不成所谓的冲突。”
也就是说,胡适主张发表宣言不谈政治,鲁迅则认为没有必要发这个宣言。虽观点不同,但两人书信沟通,字里行间也心平气和,这一微小的分歧似乎构不成胡适与鲁迅交恶的原因。但确实是在这一时期,两人关系不睦了,那么他们交恶的原因何在呢?本文想通过陈望道给周氏兄弟的一封信,来探讨一下胡、鲁交恶的原因。
二
先说两人关系不睦。证明两人关系在这一时期不和睦的文字来自鲁迅。
1934年,刘半农逝世。应李小峰的要求,鲁迅写了《忆刘半农君》的文章。文中,鲁迅回忆这一时期,他写道: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第73―74页)
通观此段文字,鲁迅认为,陈独秀直来直去,可以信赖。胡适则要“侧着头想一想”,提防着些。这就是鲁迅对胡适的印象。显然,这时,鲁迅对胡适已有了成见。
对鲁迅的这一回忆,学者张耀杰有所质疑。据他考证,鲁迅根本就没有参加过《新青年》的编辑会。张耀杰给出的证据是周作人给曹聚仁的信。信中,周作人写道:
世无圣人,所以人总难免有缺点。鲁迅写文态度本是严肃、紧张,有时戏剧性的,所说不免有小说化之处,即是失实――多有歌德自传“诗与真实”中之诗的成份。例如《新青年》会议好像是参加过的样子,其实只有某一年中由六个人分编,每人担任一期,我们均不在内,会议可能是有的,我们是“客师”的地位向不参加的。(张菊香、张铁荣编著:《周作人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62页)
由周作人的这段话可以看出,鲁迅根本就没有参加过《新青年》编辑部的编辑会议。鲁迅的这段话,未免有失真之嫌。
张耀杰的这一辩伪,还可以通过晚年胡适的批语得到印证。晚年的胡适系统看了八大本的《胡适思想批判》。在《胡适思想批判》第三辑中,胡适看到了王忠匡、江山撰写的《鲁迅笔下的胡适》一文,文中就引用了鲁迅的这一段文字来批判胡适,而在这一段文字旁边,胡适写了一句批语:“鲁迅说的大谎。”(《胡适研究通讯》2013年第4期)
既然鲁迅没有参加《新青年》的编辑会议,那他的这一段话也就大打折扣了。毕竟,建立在谎言基础上的论断是经不起推敲的。不过,鲁迅如此写,至少说出了当时他印象中的胡适。那么,鲁迅对胡适这一不好的印象是怎么得来的呢?我认为,这可能与陈望道给周氏兄弟的书信有关。
三
这封书信也涉及当年《新青年》编辑部成员分裂的具体情形。为方便叙述,这里有必要先说一说《新青年》内部的分裂。
看到这封信之后,胡适给陈独秀回复了一封长信,信中给出了三个建议:
1.听任《新青年》成一有色彩的杂志,另办一个以文学、哲学等内容为主的杂志。
2.将《新青年》编辑部从上海移到北京,并发表原本就有的“不谈政治”的戒约。
3.停办《新青年》。
适之先生来信所说关于《新青年》办法,兹答复如下:
第三条办法,孟和先生言之甚易,此次《新青年》续出,弟为之太难;且官厅禁寄,吾辈仍有他法寄出与之奋斗(销数并不减少),自己停刊,不知孟和先生主张如此办法的理由何在?阅适之先生的信,北京同人主张停刊的并没有多少人,此层可不成问题。 第二条办法,弟虽在沪,却不是死了,弟在世一日,绝对不赞成第二条办法,因为我们不是无政府党人,便没有理由宣言可以不谈政治。
第一条办法,诸君尽可为之,此事于《新青年》无关,更不必商之于弟。若以为别办一杂志便无力再为《新青年》做文章,此层亦请诸君自决。弟甚希望诸君中仍有几位能继续为《新青年》做点文章,因为反对弟个人,便牵连到《新青年》杂志,似乎不大好。
(转引自:欧阳哲生《新发现的一组关于〈新青年〉的同人来往书信》,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1809099/)
看到陈独秀这封火气甚大的信之后,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商讨,胡适给陈独秀回了一封信,信中胡适对自己前一封信的内容做了解释。收到胡适这封信之后,陈独秀将这封信转给陈望道看了,结果这封信的内容让陈望道很生气。这封信中,有两点让陈望道非常生气。
第一点,信中胡适写道:
我很愿意取消“宣言不谈政治”之说,单提出“移回北京编辑”一法。理由是:《新青年》在北京编辑或可以逼迫北京同人做点文章。否则独秀在上海时尚不易催稿,何况此时在素不相识的人手里呢?(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第9页)
信中“素不相识的人”指的就是陈望道,陈望道看了此信,自然有闷气。
第二点,胡适写道:
我并不反对他个人,亦不反对《新青年》。不过我认为今日有一个文学哲学的杂志的必要,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汉译本,故我想另创一个专关学术艺文的杂志。(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第10页)
此时的《新青年》,正由陈望道主持,胡适批评“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汉译本”,在陈望道看来,矛头指向的正是他陈望道。
陈望道因胡适这封信而动气,可以从他给周氏兄弟的两封信中看出来,这两封信也影响到了鲁迅对胡适的认识。
四
陈望道先后给周作人写的这两封信,涉及胡、鲁交恶的关键。因此,有必要全文抄录出来。
启明先生:
大著小说三篇已登八卷六期;九卷一期稿,请设法搜罗一点来。
诗稿也很缺乏,也请先生尽力。
胡适先生口说不谈政治,却自己争过自由:我们颇不大也请教他了。但稿颇为难,在京一方面只有希望先生与豫才,守常,玄同诸先生努力维持了。先生病好点吗?很记念着。
望道
一九二一年一月廿八日
(《陈望道书简》,《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三期,第19页。)
启明先生:
来信敬悉。收到两大作后,曾有一函奉复,想也收到了。大作定当编入九卷一号。
潘君作品,我已在编辑部中搜寻过一番,找不到。当写信去问仲甫先生,如果时间所许,定当编入九卷一号。
我是一个北京同人“素不相识的人”(适之给仲甫信中的话),在有“历史的观念”的人,自然格外觉得有所谓“历史的关系”。我也并不想要在《新青年》上占一段时间的历史,并且我是一个不信实验主义的人,对于招牌,无意留恋。不过适之先生底态度,我却敢断定说,不能信任。但这也是个人意见,团体进行自然听团体底意志。
先生们在北方,或不很知南方情形。其实南方人们,问《新青年》目录已不问起他了。这便因为他底态度使人怀疑。怀疑的重要资料:《改造》上梁先生某序文,《中学国文教授》,《少谈主义》,《争自由》。
胡先生总说内容不对,其实何尝将他们文章撇下不登。他们不做文章,自然觉得别人的文章多;别人的文章多,自然他有些看不入眼了。人们各有意志,各有所学,除非学问诚足以支配一世,如“易卜生”,何能有“易卜生主义”足以范围一切。实则,易卜生主义也不曾范围一切。
总之,所谓“周氏兄弟”是我们上海广东同人与一般读者所共同感谢的。多如先生们病中也替《新青年》做文章,《新青年》也许看起来,象是“非个人主义”,“历史主义”,却不是纯粹赤色主义或“汉译本的‘Soviet Russia’”了!!
先生说,“自从钱刘噤口以后,早已分裂,不能约缝”。诚然诚然。祝先生贵恙早日痊好!鲁迅先生有文来,我很欢喜。不但欢喜有文章给读者,因此便知他底病(据说曾有病)已经痊好了。
陈望道
一九二
一.
二.十三日
书信手稿存北京鲁迅博物馆
如果说第一封信中关于胡适的笔墨是几句闲笔的话,第二封信中的相关笔墨更多了,也更有针对性。他明确告诉周氏兄弟:“我是一个不信实验主义的人,对于招牌,无意留恋。不过适之先生底态度,我却敢断定说,不能信任。”
这些话若生硬地说出来,恐怕会很难让人接受,但陈望道说起来则巧妙得多。
信中,陈望道先叙编辑事务,让人体会其辛苦,再引胡适给陈独秀信中的话语,说自己“是一个北京同人‘素不相识的人’”。如此辛苦却被认为是“素不相识的人”,其委屈、哀怨溢于言表,让人心生同情的同时,也让人觉得胡适不可理喻――怎么能说“素不相识的人”呢!接着自然地就说到了对胡适的认识――“不能信任”。
虽然说胡适“不能信任”,但也只说“是个人意见,团体进行自然听团体底意志”。似乎是个人意见,不想影响看信人对胡适的认识,但接着却说,你们在北方不了解南方:“其实南方人们,问《新青年》目录已不问起他了。这便因为他底态度使人怀疑。”其意在说,这不是我个人的偏见,大家都这么看他,只是你不了解而已,再次加强了“胡适不可信”的观点。
接着又就《新青年》的内容,诉说自己的委屈:“胡先生总说内容不对,其实何尝将他们文章撇下不登。他们不做文章,自然觉得别人的文章多;别人的文章多,自然他有些看不入眼了。”
说到《新青年》的内容,陈望道不忘向时常给《新青年》供稿的周氏兄弟致谢, 同时又强调,有你们给供文章,《新青年》不会是“汉译本的‘Soviet Russia’”了!
前面说过,胡适曾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讨论《新青年》的内容等问题,当时说到过 “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汉译本”,也说到过《新青年》在上海,陈独秀不易催稿,“何况此时在素不相识的人手里呢”。
显然,看过胡适此信的陈望道将自己与信中“素不相识的人”对号入座,在给周氏兄弟的信中,一次次针对胡适的这封信,传达胡适“不可信”的信号。这两封信,虽没有剑拔弩张、义正词严,但层层铺垫,逐渐加强这种观点。而且,信中,他那种略显委屈的诉苦,也更能将读信人拉入自己的战壕。作为语言学家,陈望道不愧是深谙语言之道的革命家。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时鲁迅与周作人兄弟还没有反目成仇,两人正处于兄弟怡怡的时期。此时,他们两人还住在一起。周作人收到陈望道的书信之后,很快就给鲁迅看了。这两封信后来由鲁迅保存了下来。
鲁迅对胡适有“表里不
一、老谋深算”的不好印象,或许与陈望道的这两封信息息相关。10多年之后,鲁迅将这种印象写在了《忆刘半农君》一文中。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因鲁迅走向了政治神坛,他对胡适的这一论断,也成为人们对胡适形象的惯性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