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生”是俄罗斯文学与中国文学共同的主张。关心民族与人民的命运，体现时代脉搏也是中俄许多作家共同的追求。这种文学的共性本身就给中俄作家与中俄文学比较提供了一个基点。本文就是从此出发，结合特定的时代背景，从鲁迅与普希金两个具体人物之比较提出继承与超越的命题。
20世纪初的中国与19世纪初的俄国都处于内忧外患中痛苦的转型期，彼得大帝的改革使古老的俄国在万分不情愿中逐渐摆脱了生存已久的农奴制，在向西方的借鉴与学习中向近代化靠近，俄罗斯文学也在艰难的蜕变中寻求新生，开始了俄罗斯文学的复兴。而中国，康有为、梁启超等知识分子的维新改良，孙中山、黄兴等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革命运动推翻了帝制，以西方民主、科学为武器的五四运动在思想文化领域承担起了启蒙与救亡的双重责任。在这种极为类似的时代背景中产生了两个代表着各自民族精神的文化巨人－－鲁迅与普希金。鲁迅被毛泽东誉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文化革命的旗手”和“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的方向。”普希金是俄罗斯文学的奠基人，是“俄罗斯民族的太阳”，“他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等于意大利的但丁，英国的莎士比亚，德国的歌德。”
同作为精神价值的战士，民族的儿子，他们都用自己的方式进行着表达。用新的“法”去“重整乾坤”，在这个急需“立法”的年代里探寻着新生的文化，去催生一种新的体制。当然，由于民族特征与个人精神气质的不同，他们的文化抉择、信仰与追求具有明显的差异，然而，他们之所以成为文学史上巍峨的丰碑、世界性的大师，正是因为他们的思想、精神与艺术都契合了时代甚至超越了时代。他们与时代保持对话，成为时代精神的灵魂。而这种超越的基点恰恰在于对民族精神的深刻理解与充分的表达。时代性与民族性的价值判断是任何文化都无法回避的命题，也是鲁迅与普希金给予我们的超越了时代与国界的共同文化遗产与精神财富。
一、精神内涵之比较
面对20世纪初的中国与19世纪初的俄国内忧外患的形势，鲁迅与普希金都以自己的方式进行了深刻的表达，进行了民族前途艰难的追寻。
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急情势，促使鲁迅对如何不致亡国灭种这一严峻问题进行深沉思索；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的先后失败，促使鲁迅思考如何解决民族文化体系、国民劣根性与民族振兴事业之间的矛盾；西方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物欲膨胀、精神萎靡的社会弊病，促使鲁迅关注人的主体性，重视焕发人内心的精神光芒；梁启超的“新民说”和西方人学传统（特别是个性主义哲学）的影响，促使鲁迅对人的价值和个体生命的自由予以高度重视。
在俄罗斯，普希金面对激烈的民族变革，探寻和追求着时代的出路。“普希金之所以能产生极大的影响，是由于他对俄国来说是真正时代的儿子，他同他的祖国齐头并进，他是祖国精神生活发展的代表。” 俄罗斯国家的命运、有启蒙意识的贵族青年与俄国社会发展的关系、俄罗斯妇女问题、俄罗斯社会演变与传统道德的关系、俄罗斯的民族文化发展等重大主题均由普希金最先感悟并加以开掘。
1．民族性的开掘：鲁迅的批判与普希金的培育
同为民族之魂，鲁迅与普希金对本民族的精神都有者深刻的领悟，但鲁迅更多的是进行国民劣根性的探讨，在批判中找寻挽救国民性的一剂良方，以拯救大多数“思想有病”的人们，“拔除人性的萧艾，培养人性的芝兰”（茅盾语）。而普希金则努力张扬民族的希望，在理解中培育出理想的人物。
鲁迅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是一部“吃人，被吃”的历史，中国人在“一治一乱”的循环更迭中，“向来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而“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在她历史和现实充分的审视和深刻的痛挽中，鲁迅对在此土壤中生长的国民劣根性进行了冷静而有力的批判。五四时期，因为雷峰塔的倒掉，他一面批判中国人的“十景病”，一面斥责愚昧的民众的“奴才式破坏”。他赞美卢梭、尼采、托尔斯泰、易卜生等“轨道破坏者”，叹息的是“中国很少这类人，即使有之，也会被大众的唾沫淹死。”他感叹：“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祝福》中身受封建思想毒害不可自拔的祥林嫂，《采薇》中喜欢制造谣言的阿金，他们存在的意义不在于激起人们的同情与怜悯，而是让人深感无奈之后的恐惧。如果说《狂人日记》是民族整体与个体的自审为精神背景的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核心的部分－－封建文化最恶毒的咒语的话，那么《阿Q正传》则把被以封建文化为根底的旧文明剥蚀一空的躯壳，活生生地呈示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看到“自决能力”丧失的人是什么样子，他怎样活着。作品 里包容了我们民族全部苦难的历史和在此基础上深厚的劣根性，鲁迅的其他小说和他一生中各个 方面的作品，也都无不是从不同角度同这两篇作品的主题相呼应。从反面教育人们应该怎样做人，是鲁迅一贯采用的手法，也是“鲁迅人学”的一个重要特点。
普希金出身贵族，因此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本阶级日趋没落所产生的屈辱感，以及设法战胜屈辱以保全自己的个人尊严与社会地位的热烈愿望。《叶普盖尼·奥涅金》是一个真正意识到自己是人的“新人”，是普希金内心精心培养的那个时代的“新生儿”。因为只有“人”才会表现出过多的无可奈何，只有人才可能作为一个改革者，对自己的农庄进行农奴改革，提出对人的关怀（包括对农奴的关怀）。普希金也是第一个正确认识和评价妇女社会价值的伟大作家。他的前辈，如卡拉姆津等，虽然在文学作品中反映了俄国妇女受压迫遭歧视的悲惨境遇，对他们寄予了一定的同情和关切，但总的来说，没有一个作家像普希金那样重视这一具有世界意义的社会社会问题，更谈不上积极评价妇女的社会价值和作用。作为一个具有博大的民主意识的诗人，普希金在作品中高度评价妇女的思想境界及能力，颂扬她们的抗争精神。他认为，低估妇女的理解力或把她们排斥在“重要题目”之外，“普天之下都是不礼貌的。”他要凭借文学的力量改变“妇女生下来仅仅为了在家绣花或在舞会上跳苏格兰舞”的古老世俗偏见。因此，普希金笔下的女主人公不仅与男主角平起平坐，而且，她们的形象往往比男主角更具光彩。《上尉的女儿》中执着而勇敢的玛丽娅最后变成青年军官的拯救者，傲视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塔吉雅娜最终成为整个“俄罗斯妇女的圣像”（陀斯妥耶夫斯基），她“整个人仿佛用一块完整的原料塑造而成，没有斧凿的痕迹，也不夹杂任何杂质”（别林斯基）。她从一个纯洁、忧郁，在爱情上大胆得出奇的乡村少女成为一个贵夫人之后，心中依然保持着对感伤小说主人公的怀念，对奶娘的深情以及对社会的反抗。她的主要特征已不同于往日，但前后两个塔吉雅娜同样纯洁，一个纯洁地幼稚，一个纯洁地高尚；她们都不满现实，一个公然反抗，一个把反抗藏在心底。这些都艺术地表达出诗人对妇女优秀品格和才能的诗意的理解。
2．个性气质：鲁迅的无奈痛楚与普希金的纯洁平和
不管是新人还是旧人，不管是批判还是培育，鲁迅与普希金都在紧扣时代的脉搏，寻求民族的新生。“新人”的痛苦与“旧人”的痛苦都是民族的痛苦，面对痛苦，他们不压抑自己鲜活的个性，一方面对未来寄以厚望，但又不将希望简单化，而是以强健的人格与积极的心态进行不同方式的努力。同作为一个民族精神文化的象征，鲁迅与普希金强健人格与积极的心态正如优秀的作品一般同样令读者同样的心醉。创作本体内部的和谐、为人与创作上一脉相承的协调，这是两位民族文化之父共同的特征，也是促使他们孕育出伟大作品的内在因素。但是，作品始终是他们的人格气质与民族精神的外化，正是这两方面的差异决定了他们着眼点的不同。
就鲁迅而言，“确定的体现”和“稳定的性格” 是他之所以伟大的内在原因。少年的困顿使他感受到尊严的受挫，社会政治文化精神各个层面的腐烂与崩溃考验着他的人格与文化创造力，对一切非人因素的高度敏感及强烈的反抗性使他时刻咀嚼着痛苦与耻辱，并孜孜不倦地致力于记录这份耻辱，拼尽全力维护人格之尊严、人性之尊严、个性之尊严、思想之尊严。因此，他的一生都处于痛苦的煎熬中，“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在《野草·复仇其二》中鲁迅重现了《圣经》中基督耶稣被杀的场面。“突然者，碎骨的大痛楚痛透到心髓了，他即沉酣于大欢喜和大悲悯中。他的腹部波动了，悲悯和咒诅的痛苦的波。”实际上，鲁迅也像耶稣一样，被悬在不可战胜的虚空之中，低头以沉默面对津津有味的看客们。对于鲁迅来说，他所处的时代太残酷了，一切超前性的思想和探究都因这残酷而显得奢侈，他能够走出铁屋子，却割舍不下铁屋子里熟睡的人们，尽管熟睡的人们把他当作可恶的惊梦者。先锋总是孤独的，他对时代的超越，决定了他的痛苦与煎熬，他的深刻决定了他的地位，也带来了他“举世皆醉我独醒”的无奈与悲哀。痛知中国文化之毒，苦无中国自救之理，而自己最终又不得不向中国这无限的存在去求活，他孤身一人，自责自苦，没有答案。所以，我们决不会因为鲁迅没有参加北伐而责难鲁迅，我们也不会因为鲁迅没有参加“三·一八”请愿而责难鲁迅，我们更不会因为鲁迅始终不像个弄潮的好手而责难鲁迅，正像我们不会责难嵇康要去打铁，向秀的《思旧赋》为什么只写了一半。他与犹太神教先知们相类似的性格特征，从人类黑暗和苦难面切入的特殊思维方式和对被压迫者悲惨命运的深切同情交织在一起，使他的思想和作品具有宗教式的哲学深度和为受难者而牺牲的高尚的人格魅力。这些与“尊个性而张精神”、注重个体精神自由的启蒙逻辑结合，使得鲁迅作品《阿Q正传》、《狂人日记》、《孤独者》、《野草 》以及诸多“人史”杂文等等，具有了永远不会消失的现代意义。在置弃了爱和文学性（小说、散文和一切叙事性或抒情性的）写作之后，借助临终遗言和死亡絮语，他发出了20世纪最冷酷而又动人的战斗呐喊，并在20世纪后半叶引发了巨大的回响。
普希金浪漫而理想，为爱情决斗，因决斗而死亡，这一生命的终结方式给他富有浪漫诗人气质的一生划上了光辉的句号。19世纪的俄国作家中似乎只有屠格涅夫不拐弯抹角地点出普希金身上的“阴性”和“阳性”因素，并将之称之为“感受性”因素和“首创精神”的因素。正是这种敏锐的“感受性”和由反抗性、创造性结合产生的“首创精神”，赋予了他能够把民族性完全展现出来的能力。这种秉性孕育出了和谐，“普希金是纯洁、和谐、平衡、圆满的象征，是使人免于堕落或使堕落的人摆脱危机的保护人和指路明星，他是‘灵魂纯洁并且一生纯洁过度的人’，他永不会衰老的奥秘’在于其精神不同寻常的圆满’。” 正是基于这种平和与纯洁，普希金尽管主张俄罗斯变革，但却只是改良，而非革命。从主人公格里尼约夫那个可怕的梦幻中，读者又不难体会到普希金对农民革命深深的忧虑甚至是恐惧，从而才有了作者对叶卡捷琳娜女皇“慈爱宽宏”的描写，由此表达了诗人对所谓“明君”的幻想。这也是俄罗斯19世纪解放运动第一阶段贵族改良思想的主要特征。纵观19世纪俄罗斯文学，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渴望俄国社会制度改良而又惧怕民众革命的矛盾心态，贯穿于其时俄罗斯众多贵族作家的作品中，格里尼约夫的那个恐怖梦幻通过世纪的文学长廊，又演化成拉斯柯尼科夫可怕的梦境。托尔斯泰在其小说中对受苦受难的“玛丝洛娃”们寄予了深切同情，对腐朽的沙俄社会进行了更加尖锐无情的抨击，但他的改革“良方”仍然是人类心灵的善化和道德的自我完善。
3．方式的选择：鲁迅的斗争哲学与普希金的道德探寻
在如何挽救民族危亡的方式上，鲁迅与普希金都以自己的方式进行了选择。他们都充分意识到了道德的重要性，对这一主题进行了各自的阐释。但是，最终他们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普希金将道德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金钥匙，并对未来俄罗斯文学的创作主题产生了深远影响。而鲁迅在艰难的尝试之后发现了道德的软弱，最终选择了斗争。
五四时期的中国已进入尖锐的阶级斗争的时代，实际的社会变革活动已成为当时中国主要的历史主题。在这种历史境况下，任何一个敢于直面社会、热爱人民并力图以艺术改造人生、社会的作家，都不会呆板地空守于一种道德象征口号，将人的自我意识与自由发展仅停留在一种抽象的道德模式之上，而是要从具体的社会变革中获得特定的内容，用显示本身来重新理解“人类”和“人的解放”的内涵。它包括阶级的政治解放、物质解放和精神的解放。无论人们对《伤逝》、《孤独者》等小说主题做出怎样的解释，但物质的和政治的因素在涓生与子君离异的悲剧中，在魏连自戕的人生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鲁迅作为一个时刻直面人生的现代思想家，也必然不断从现实中汲取思想资源，选择以斗争的方式来获得为人的权利。早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就大力介绍过反抗复仇的外国作品。他赞赏波兰诗人密茨凯维支《先人祭》第三卷中囚徒们高唱惩办沙皇、绞杀沙皇的反抗歌声，拜伦长诗《海盗》中康拉德的那首囚歌：“渴血，渴血！复仇，复仇！仇吾屠伯！”也令青年鲁迅热血沸腾。被压迫者采取反抗、复仇的手段惩办侵略者和刽子手，拯救危难中的祖国和人民，是他们神圣的权利。
鲁迅从来不信人人相爱会成为事实，早年他批评托尔斯泰“和平主义”时就指出：“故其所言，为理想诚善，而见诸事实，乃弗戾初志远矣。”对那种婆婆***人道主义不以为然。他主张热烈的爱，也主张热烈的憎。他总结专制时代人压迫人的历史教训指出：“俄皇的皮鞭和绞架，拷问和西伯利亚，是不能造出对于怨敌也极仁爱的人民。” 统治者用非人道的恶辣手段残害人民，人民当然不会对他们讲仁慈。面对旧社会剧烈的阶级对抗，他热烈鼓吹：“在现有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憎与爱相统一，便是鲁迅为人道主义而抗争的情感基础。鲁迅后来学会操马克思主义的枪法以后，对“人类之爱”的道德说教更是进行了彻底清算。他指出：“在帝国主义的主宰下，必不容训练大众个个有了’人类之爱’，然后笑嘻嘻地拱手变为‘世界大同’。”博爱主义者试图以阶级调和的手段消除阶级对立，进向世界大同，无论抱有多么真诚的愿望，只能 是一厢情愿的幻想。
普希金是俄罗斯以及苏联小说“道德问题”或“道德探索”主题的开创人。《强盗兄弟》多侧面地刻画了主人公的性格，揭示了他们由良成寇复杂矛盾的心态，在同情主人公的不幸遭遇的同时，毫不留情地否定了他们的愚昧和违心选择，正是作品积极的道德力量之所在。《别尔金小说集》的代表作《驿站长》中冬妮娅形式感情的转变可以看做是传统道德失落的一种典型象征，她心态的改变反映了19世纪初俄罗斯社会的某些侧面。古老的传统道德在物欲横流的生活风气冲击下松动了它的基石，她虽然眷恋养育她多年的父亲，却也经不起都市贵族生活方式的诱惑，终于弃别相依为命的老父亲，跟着军官私奔而去。在作者普希金心目中，冬妮娅抛下的不仅仅是苦命的父亲，而且是人类最可珍贵的亲情；贵族欺压下层小人物的现象固然可恶，应该抨击，但亲情的丧失和美德的湮没，却让人更感痛心。伟大的诗人似乎在用他的故事拷问每一个读者：在圣洁的亲情和世俗的物欲之间，你会做出怎样的选择？面对种种诱惑能否依然故我？由此可见，《驿站长》的道德批判更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和更为普遍和深远的人道主义意义。普希金时代之后，无数俄国作家秉承这一优良传统，出现了《安娜·卡列尼娜》等传世佳作。
4．对大众的态度：普希金的眷恋与鲁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每个民族都要寻求一条传播“大众”声音的线路，每个时代都需要一种只属于这个时代的自白，以保证民族精神强健的发展。大众是时代的主体，也是民族精神的承载者，对民族劣根性的深刻认识使鲁迅在关注大众的同时，更具有启蒙与批判的意识。而作为贵族的普希金更多的是认识到对立立场的缺陷与狭隘后，对人民的全身心的融入甚至爱戴。
鲁迅前期对民众的态度大概是公认的，他之所以弃医从文，就因为看到了中国民众的落后与愚昧。“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文章显示的对庸众的态度人们已多有论及。但是他的现代启蒙主义立场使他不可能与大众在思想情感上保持一致或者打成一片。因为他知道，“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时常还不能餍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暴君的臣民，只愿保证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安慰。”他悲哀于大众 的冷漠，竟将烈士的鲜血吞食，竟把革命家逝世的日子作为欢乐的时光。因此，当左联讨论文艺大众化的时候，他首先担心的是“若文艺设法俯就，就很容易流为迎合大众，媚悦大众。迎合和媚悦，是不会于大众有益的。”他主张“应该多有为大众总设想的作家，竭力来作浅显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爱看”，目的却仍然是“挤掉一些陈腐的劳什子”。 这种选择使鲁迅走上了既无权威可依，也无大众可靠的异常孤独的道路。同样，这种选择也使鲁迅成为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的奠基者，在与历史的相互选择中，他为把中国引向现代而自觉地承担起了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空间的创建。
但是，这选择不是由于对民众的冷漠，而是由于对民众的热爱。正因为爱之深切，才对其弱点不能容忍，发出毫不留情的猛烈批判。鲁迅对民众的态度没有表现出尼采式的对民众的蔑视甚或敌视，他对弱者，对孩子，对女性，对受压迫和欺凌的大众的人道主义的关怀使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话语在强调个性主义的同时，留下了通往大众的道路。所以，“哀其不幸”和“怒其不争”是必须联在一起的，如果没有哀其不幸，就失掉了人道主义的博大情怀，就背离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方向。如果失掉了怒其不争，这种同情就容易使知识分子滑入民间大众的话语立场。是否承认大众的落后性，是否坚持启蒙主义立场，是否承认个人的权利和地位，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之后中国文学现代知识分子话语与民间话语和权威话语的重要分界线。
二、创作方式、叙事技巧、语言风格之比较
作为不同民族文化的代表，鲁迅与普希金都对民族语言进行了创新与改造。五四时期，文言与白话语言的斗争席卷文学界。鲁迅虽然没有在理论上参与讨论，却在作品中坚决摈弃了文言，成为白话文的倡导者和主要实践者之一，他的《狂人日记》被视为中国第一篇白话小说。经历了狂风暴雨式的文学革命，中国的白话文由于鲁迅的出现而彻底摆脱文言文的痕迹，走向了成熟的状态。
受民族文化的影响和民族语言的限制，鲁迅和普希金的创作显示出差异性。而且，所处时代的不同，也使他们的创作在文学史中占据不同的角色。同时现实主义创作的大师，普希金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开创者，鲁迅的作品则已具有了明显的现代性特征。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话题。但是，作为民族的灵魂与时代的先驱者，鲁迅与普希金都充分看到了文学对于挽救民族危亡的作用，并对此作出了自己的尝试，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接下来，本文将就此作一阐述：
第一，追溯历史的创作方式
鲁迅的《故事新编》均采用对历史故事的改编来表现今日的主题，他所要追寻与表现的，正是这“古”与“今”之间的深刻联系。他在《序言》中宣称自己“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为了揭示古人与今人在精神气质、性格、思想上的相通，他在小说艺术上进行了大胆的试验：有意打破时空界限，采取了“古今杂糅”的手法：小说中除主要人物（如女娲、羿、禹、墨子、老子、庄子等）大都有典籍记载的根据外，还创造了一些次要的喜剧性的穿插奇怪界，如《理水》“文化山”上的许多学者既以古人身份出现，又开口“OK”，闭口“莎士比亚” 。鲁迅这种创作方式目的是要在古今相通之中，以现代照亮古代，更有力地揭示古代人与事中某些被掩盖了的真相。例如在《采薇》中，作者写了两类“先王之道”的信徒：小说主人公伯夷、叔齐真心实意地身体力行，却处处不合时宜；与他们相对立的周武王，他的伐纣明明是违反了先王之道，却打着“恭行天罚”的旗号，因而博得“王道的祖师而且专家”的美名。在《起死》里，玄学家庄子与乡下汉子围绕“赤条条”展开的论战，就已经让庄子的“相对主义”哲学“赤条条”地当场出丑。如此放肆地将已经被神圣化与神秘化的古代哲学戏谑化，这本身就显示了鲁迅的一种眼光与胆识。人们从这类戏谑化的描写中，看到了鲁迅杂文的锋芒：包括杂文的眼光、思维、手法、以至语言。在这个意义上，《故事新编》又是鲁迅打破文体界限，以杂文入小说的一次有益的尝试。
第二，精确简练的写作风格
鲁迅也在追求表达的含蓄、节制，以及简约、凝练的语言风格。他这样概括自己的经验：“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能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肯什么陪衬也没有，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小孩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对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要极省俭地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人们经常提及的，是《故乡》里那幅“神奇的图画”：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仿佛绘画中运用疏体笔法涂抹大色块，色彩单纯而浓重，同样取得强烈的效果。祥林嫂那最后的“肖像”也只有寥寥几笔：“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寥寥数语留给读者的印象可以说是惊心动魄的。
同样，普希金在语言形式方面崇尚的最高诗学原则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简明。用他本人的话语来说：“精确和简练，这是萨那翁的第一个优点。”的确，鲜明、准确、简洁和修辞结构的极度纯朴，有意识地弃绝任何种类的修辞装饰，描写手段的简约和经济而又不失表现力，乃是普希金叙事创作最基本的话语表征。在遣词造句上他惜墨如金，在故事结构上也尽可能洗练文词。他善于在简洁中展示复杂，往往是只用三言两语，人物的音容笑貌、性格特征、故事的来龙去脉就跃然纸上，活现眼前。在小说《驿站长》中，作者对于站长的住所的描写只用了两个形容词“简陋而整洁的住房”和三个细节“几盆凤仙花”、“挂着花帏子的床”和“四幅浪子回头的画。”这寥寥几笔却让站长家庭的简朴然而充满温暖的生活跃然纸上。住房的整洁和那几盆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冬妮娅这个美丽、活泼、勤快的姑娘，此间的和谐与小说结尾的悲剧产生鲜明的对比，在叙述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种诗学原则的建立得益于所钟爱的以纯朴的普通民众的生活和语言为特征的民间文学。从他的创作中，我们不难发现普希金的诗学观念与他的社会意识具有的内在一致性。
第三，多方借鉴的叙事技巧
鲁迅在试验为中国现代小说寻找自己的小说形式的最初阶段，自觉地借鉴了西方的小说形式。因此，在谈到《狂人日记》的创作时，鲁迅强调“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但在试验过程中，他自身的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逐渐发挥作用，使他由不自觉到自觉地吸取中国文学的养料。诗歌、散文、音乐、美术以至戏剧的艺术谨严均被他借鉴来从事小说创作，并且试图将它们熔为一炉，于是出现了“诗化小说”（《伤逝》、《社戏》等），“散文体小说”（《兔和猫》、《鸭的喜剧》），以至“戏剧体小说”（《起死》）等等。正如鲁迅自己所说：“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鲁迅的创作正是“继承传统”与“冲破传统”的统一。
普希金作为卓越的诗人，他的叙事散文同样充溢着丰富饱满的诗情，确立了叙事散文的情感化和抒情化。在这方面普希金继承了卡拉姆津感伤主义的散文创作传统，并加以发扬光大。无论是写景壮物、营造故事发生的氛围，还是描绘人物的心理状态，普希金的话语总是饱含着动人的情愫，以诗情去领悟平淡无奇的自然现象和司空见惯的社会生活，正如别林斯基概括的那样，他能“为最’散文化’的对象增添诗意。”驿站的感伤，传奇的忧郁，复仇的激荡，多余人的失落，农民英雄悲壮苍凉的情怀，弥漫在娓娓的叙述中。《上尉的女儿》中作者两次让读者去体味这位农民领袖的悲壮豪情，欢宴上的“纤夫之歌”和“苍鹰的寓言”既突出了普加乔夫坚毅无畏的性格，同时又向读者暗示出一个命定的慷慨就义的豪迈结局。这种在叙述过程中的抒情或散文话语的情感化使普希金作品的叙事本身平添了意趣和张力。这里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普希金的情感总是一种正直而又高雅的情感，“他的任何情感中总有一种特别高贵、亲切、温柔、芬香与和谐的东西”（别林斯基），它脱离了世俗生活的低级趣味，可以表露和咏唱。
三、继承与超越
相似的时代背景、强烈的民族精神和对文化的深刻体悟，造就了普希金与鲁迅两位世界性的文化巨人，他们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然而，从宏观的角度分析两者对中国文艺现状的意义，我们无法脱离时代与民族这两个永恒的话题。他们不是简单地契合了时代，扎根于民族的土壤，更可贵的是进行了深刻的透视与勇敢的超越，从而达到了他人未及的高度而成为人类景仰的大师，给后人留下了取之不尽的精神资源。
首先，他们都超越了民族，在文化选择上达到了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统一。他们从人学的高度，在人类的整个历史发展范畴内，对人类的根本性的生存境遇和精神状况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天才观照和哲理反思，从而创造出由不朽形象所构成的艺术精品。
在对民族文化批判的基础上，鲁迅强调的是文化的同一性，他在对文化发展的整体趋向的肯定的基础上，即在世界现代文化的框架下，以中外文化交汇对话为纵横坐标系，以立人立国为终极价值，提出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和中国民族人格的现代性重塑。鲁迅首先肯定了人类的精神生命努力向上的共同趋向：“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他不得”，“无论什么黑暗来防范思潮，什么悲惨来袭击社会，什么罪恶来亵渎人道，人类总是踏了这些铁蒺藜向前进的。” 这里，鲁迅提出的向上的精神生命之路，是人类在生物的共性基础上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的共同性，具有更为普遍的文化哲学和生命哲学意味。他在文化选择的价值判断中，不仅看到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而且从文化哲学的高度看到二者的共同性，从而超越了一般的人类文化异质观而上升为一种人类文化的共同性命题。他把“人类的道德” 作为中国文化现代化转型的价值取向和自己的文化选择标准：“人类尚未长成，人道自然也尚未长成，但总是在那里发荣增长。……将来总要走同一条路的。” 无论是世界还是中国，都被纳入了现代化的轨道上，无论是走是推，都必须沿着同一个方向。“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正是鲁迅为完成立人立国巨大历史使命而建构现代化的自我主题意识的独特方式（或途径）。文化的民族性或特殊性应适应文化时代性的需要而发生变革，这正是鲁迅为自己更为民族所做出的文化选择。
在普希金的作品中，我们处处可以看到对俄罗斯性格和强大的精神力量的信念，一种作为俄国人而存在的伟大希望。但是，普希金又超越了民族，而深刻把握了“人”这一主题，从而达到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奥涅金说他“永远不会站在政府方面”，同时“也不会站在人民方面”，他是属于自己的，从而能够独立能成为自己，去追求理想。《茨冈》中，吉普赛淳朴的民风是道德批判的铺垫，也是作者对真诚、纯洁的人性真实的向往。这与现代社会对人的关怀这一文化主题具有鲜明的一致性。张承志的宗教皈依，周涛的自然追慕，卡夫卡提出的人性复苏，古今中外的作家们始终以不同的方式在进行着人的精神价值的追求，去选择有普遍意义的答案。无论结果如何，这种思考与探求的本身始终具有世界性的一致，普希金寻求的正是人类学意义上的这深层的一致。
其次，他们都超越了时代，从一个痛切的爱国者出发，以自己的思想丰富了时代精神的内涵，推动了时代，并以此与民族的历史保持了永久性的联系。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世界性文化趋向，即人类文化的共同价值趋向。这一趋向在当今时代的集中表现就是社会与文化的现代化转型。鲁迅在五四时期就以他自己的方式深刻地领悟并表达了那个时代的哲学命题。他在世界近现代文化中感受到了那种只有具有思想家气质的人才能深切感受到的现代精神，提出了以“自知”与“他知”的尽可能广阔的结合的方式来完成对一种古老的封闭性的文明进行现代性的改造，完成真正民族精神的恢复和升华。如果说，他在《摩罗诗力说》里把“首在审己，亦即知人”作为“扬宗邦之真大”的根本性策略，本身就包含了哲理化的宏阔视野，《科学史教篇》也证明了他对自己这种哲理化思考的实践的话，那么，《狂人日记》的发表则标志着他的思想已完成了以从整体上继承现存世界文明成果为前提来打破古老封闭僵化文明的理性升华。虽然《狂人日记》是以民族整体与个体的自审为主要内容，但这种自审所达到的深度却证明了在这种自审之外所达到的“他审”的广度。而他在《野草》中体现出来的深刻的“荒原感”则是充满孤独、破碎、恐惧的现代人今天的通感，鲁迅在那个尚属启蒙的时代仿佛就已预知人类精神的未来。
普希金是“俄国文学中惟一的完人，我国民族面貌中唯一全面的代表。” 他看到了近代化的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向，塑造出了“奥涅金”这一具有超时代意义的典型形象，并通过这个典型形象表现了历史的动向。高尔基曾经指出：“作为典型，奥涅金在20年代刚形成起来，但诗人马上便看出这种心理状态，对它们进行研究，了解之后便写成了俄罗斯第一部现实主义长篇小说。” 继奥涅金之后，“多余人”的画廊里相继出现了毕巧林（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的主人公）、罗亭（屠格涅夫《罗亭》的主人公）、奥勃洛摩夫（冈察洛夫的《奥勃洛摩夫》的主人公）等一系列不同时代不同性格特点的多余人的形象。这一形象不仅丰富了俄罗斯文学殿堂，更展示了人类寻求希望与真理的良知和处于时代、社会夹缝中的迷茫与痛苦，这是当时“多余人的悲哀，也是今天所有思想者的悲剧。普希金则”导夫先路“，成为揭示人类这一意识的先驱。
第29届普希金诗歌节上，著名作家瓦·科斯特罗夫曾说：“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都应该拥有在民众中深具凝聚力的杰出人物、英雄人物。只有这样，一个民族才有能力抵御任何敌人，战胜一切困难。”郁达夫在鲁迅逝世时曾说：“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俄罗斯的普希金诞辰200周年的大型文化活动－－“普希金与现代”反映出俄罗斯在当前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有识之士的共同担忧：大量欧美文化，尤其是美国式的快餐文化的涌入使人们感到民族文化的日益匮乏。他们对普希金在当代俄罗斯的回归既不属于忧郁的怀旧，也不应算空洞的纪念，而是一种澄明的精神升华和当代人最向往的生命活动的昂扬，显示出俄罗斯这一民族在20世纪行将结束之际，力求独创性地繁荣文化的信心，即俄罗斯要以自己的民族文化为立足点，找到一条未来文化发展的出路。而现在的中国，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讲，都迫切地需要新的思想和思维，新的价值理念。几十年文化的封闭，造成了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知识结构根本的缺陷。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艰巨性、复杂性逐渐呈现出来。金钱的诱惑使旧社会的沉渣泛起，烟赌娼卷土重来，宗法势力死灰复燃，“黑社会”悄然抬头，贫富差距拉大造成新的等级分野……鲁迅毕生关注改造国民劣根性的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而且有了新的发展。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一些人失去了理想、信仰，失去了精神家园。面对这些，我们更需要鲁迅，需要普希金。思想大家的出现不光依赖于个人的知识积累，还依赖于他所具有的民族精神气质，“作为一个思想者，我的责任就是把我自身和民族共同经历的苦难，转化为精神的资源。”（钱理群语）我们要通过普希金、鲁迅的作品引导读者认识人类文化史、中国文化史上的某些时刻，从而引导现代人建立积极向上的价值取向，在现代文明中树立起较为牢固的精神文化的依托。
谈继承，也必须有正确的理解与有效的方式。看鲁迅与普希金，我们决不能脱离民族与时代的母体。他们在对民族的精神的深刻的理解与把握上契合了时代的语境，并根据民族需要进行了有效的转换，从而超越了时代，烛照千秋。契合、转换与超越，这是两位文化巨人民族文化改造的共同模式，也是两者精神的连接。从立足和尊重鲁迅讲，“回到鲁迅去”是正确的，但任何研究都是为了建设新文化，在当前信息社会和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我们对文化的建设不可能保留在鲁迅的时代，而应将鲁迅作为一种精神资源。我们对他们的继承，也必须前瞻性地继承，超越性地继承，将21世纪的中国文学纳入不断发展的螺旋式、阶梯式框架，既牢牢把握时代的现实基础，在多样性的世界文化整合的动态平衡中进行民族文化的批判继承与提升，又在继承的同时有超越性的创造与发展，这才是继承的本质。
赫尔德在评价莎士比亚时有过精彩描绘：“如果说，有一个人使我心里浮现出这样一个庄严场面：高高地坐在一块岩石顶上！他脚下风暴雷雨交加，海在咆哮；但他的头部却被明朗的天空照耀着！那么，莎士比亚就是这样！－－只是当然还得补充这一点，他的岩石宝座的最下面，有一大堆人在喃喃细语，他们在解释他，拯救他，判他的罪名，为他辩护，崇拜他，诬蔑他，翻译他，诽谤他，而他对他们的话却一点儿也听不见！”用这段话来描绘鲁迅与普希金，也是再合适不过的。在纪念鲁迅诞辰120周年之际，重温这段著名评论，我们不难会明白得更多，无论是对鲁迅、普希金本身还是他们那个时代，今天的时代以及未来的时代。
点 评
作为中俄两国的文化巨人，民族精神的代表。学术界对鲁迅和普希金的研究已极为深入。但将两者放在民族文化的背景下进行比较分析，却具有极大的挑战性，这本身就显示了此文的难能可贵。
文章以中俄文学“为人生”的共同主张为基点，从文本出发，结合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从精神内涵和文体的比较中总结出两者作为民族文化的巨人的共性，即“对民族与时代的超越”的命题，并创造性地得出“契合、转换与超越这是两位文化巨人民族文化改造的共同模式，也是两者精神的连接”的结论。视角独特，资料详尽，开拓了学术研究的新视野。尤其对两者在精神内涵上的总结、分析与提炼在异中求同，既能说明问题，又有着丰富的文学观点，有进一步深入挖掘的价值。第三部分鲜明地提出了两者比较的现实意义，即继承的命题：认为继承的本质在于前瞻性和超越性，也就是“将21世纪的中国文学纳入不断发展的螺旋式、阶梯式框架，既牢牢把握时代的现实基础，在多样性的世界文化整合的动态平衡中进行民族文化的批判继承与提升，又在提升的同时有超越性的创造与发展。”这也就赋予传统的命题以时代的新意，使之有较强的时代性。
总之，全文构思大胆，视角新颖，条理清晰，论证充分，具有较强的学理性和现实意义。具体的行文过程亦时有思想的亮点，它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了年轻一代学者对21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新思考，值得推荐。
浙江大学：吴秀明教授
摘自《中国大学生毕业论文精选精评 文学卷》2002-10-17 （J-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