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起来看，《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研究》打破了传统的研究格局，开启了新的研究路径。因此，本文的讨论重在该书研究理路的梳理与研究方法的抉微，并在此过程中彰显其学术特点及其对于学术史的贡献。
第一，文化现象：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的整体考察。《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研究》一书的出版，可以说是系统研究唐人选唐诗文总集的一次成功尝试。作者认为：“唐人诗文总集的编选活动与唐人诗文创作活动一样，贯穿整个唐代社会的始终，二者共同构筑了唐代诗文文化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第1页）“全面地研究唐人编选诗文总集，并将其放在中国古籍编纂长河中全方位审视，不仅是研究唐代选学的需要，也是研究我国古籍编纂与编纂文化史的需要。”（第13页）基于此，作者在论述中一直将“唐人编选诗文总集”作为一个整体概念进行探讨，同时将宏观研究与专题研究、理论阐述与文献稽考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具体的论述中又能做到三个部分既各自独立又相互渗透、互为经纬。如本书总论编，在宏观追溯唐前诗文总集的编纂对唐代总集编纂活动的影响之时，又着重以《文章流别集》《晋元正宴会诗集》《文选》《诗苑英华》《玉台新咏》等唐前总集为例，考述其与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的内在联系。在研究宋人著述对唐人总集的重出、误收现象时，则以《新唐书・艺文志》《玉海》为中心重点考察。再如本书分论编，虽以个案探微为主重点择取九种颇具代表性的唐人编纂诗文总集，各成章节进行考论，然而，这些看似独立的章节之间仍有一条宏观发展主线贯穿始终，这条主线即唐代初、盛、中、晚四个时段诗文总集的编纂特点及其成就得失。至于文献稽考，更是全方位地渗入了本书各个章节的研究内容，尤其在《宋人著述对唐人诗文总集的误收》《〈续诗苑英华〉考论》《〈翰林学士集〉题名职官考辨》《李吉甫编纂的诗文总集考论》等章节中。作者通过大量的考据作为自己立论的基石，以支撑其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研究属于一种文化现象的学术理路。
再次，缘于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的复杂性，其研究范围的边界和类别划分的尺度也是可以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比如，本书将《艺文类聚》《初学记》视为诗文总集汇入辑考，这是否合适是可以讨论的。众所周知，此二书虽收录了大量唐人诗文作品，但本质上仍属于类书，是各种专题文献资料的汇编，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唐人编纂诗文总集。作者辑考时“参照胡应麟等观点，视该集为诗文合选集，暂系于此”（360页），而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一三：“然类书有数种，如《初学》《艺文》并载诗词，则近于集。”胡氏只说“近于集”，但也并未归入总集范畴。况且《初学》《艺文》广为学术界所用，即便视为诗文总集，也没有辑考之必要。再如第二章第一节，在考察唐代诗文别集编纂者的类别时，作者以“杨炯为王勃编集”为例，说明第三类为门生、友人或崇拜者，这个例子似乎有争议之嫌。据杨炯《王子安集序》：“君平生属文，岁时不倦。缀其存者，才数百篇。……兄壹瑁磊落词韵，铿风骨，皆九变之雄律也。弟助及勋，总括前藻，网罗群思，亦一时之健笔。友爱之至，人伦所及。永言存没，何痛如之。援翰纪文，咸所未忍。盖以投分相期，非弘词说，咳G涕。究而序之，分为二十卷，具诸篇目。”从杨序的这段文字看，王勃的诗文集似乎是其死后由兄弟收集编写，而杨炯只是为之作序。
总体而言，《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研究》是新世纪以来唐代文学研究领域颇具启发意义的一部专著，值得向学术界推荐。作者试图将唐代诗文总集编纂从雏形、产生、发展、高潮至成熟各阶段的种种面貌，通过一条清晰的线索展现于读者面前，同时熔理论综括、个案探微、文献考订于一炉的研究方法，不仅对于唐代诗文总集研究是一大推进，而且对于有志于学术的年轻学子撰写博士论文具有实际的指导和借鉴意义。而对于唐人编选诗总集与唐人编选文总集的比较研究、唐代总集编纂中的诗文分合考察、唐代总集编纂与文体分类的关系、唐代总集编纂与文学运动的关系、唐人编选总集在域外的传播及其影响等新的论题的提出，也可能会成为未来几年该研究领域新的学术增长点，希冀有心的学者能做进一步考察与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