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唐代科场试诗对儒家经典表现出多层面的接受。在现存科场试诗中，主司首先以正经或注解为题，其中存在取用原句或化用经意的区别。在题目规定下，考生根据题目出处以诗体的形式表达自己对经义的理解。在行文中，应试者常援经入诗，不仅表现出深厚的经学根底，使应试作品显得经学气息浓郁，更折射出当时儒经在科举考试中的重要地位。在具有温柔敦厚特质的儒经影响下，偏于颂美的应试诗表现出了突出的含蓄美特征。就命题侧重而言，《礼记》堪称大端，这是与唐代尊经重礼的文化导向相一致的。
关键词：科举;科场试诗;儒家经典;接受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诗是唐代重要的科场应试文体之一，与赋并列杂文试。科举试诗是朝廷对刘思立调露二年（680）所指进士科“止试策”有伤肤浅的纠偏举措。从永隆二年（681）八月所颁《条流明经进士诏》中“进士试杂文两首，识文律者，然后并令试策”①句看，诗应是进士所试杂文两首中的重要选项。无怪乎明人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十八《诂笺三・进士科故实》中云：“唐进士初止试策。调露中，始试帖经，经通试杂文，谓有韵律之文，即诗赋也。”②
唐代科场试诗大体分为省试和州府试，这两个层次的科场试诗均属政府行为，很大程度上体现着社会的文化导向。当诗作为取士文体出现时，它无疑具有了参与政治建设的特殊意义。作为具有特殊意义的取士手段，其命题起着反映朝廷文化旨趣和思想导向的作用。从永隆二年诏书“识文律者，然后并令试策”这一点来看，应试诗首先突出了诗体的文学性一面。
唐代自立国便确定了儒家经典的政治地位，唐高祖于武德二年（619）下诏兴学崇儒，在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四时致祭;唐太宗更是锐意经籍，倡导儒术，尤其“以经籍去圣太远，文字多讹谬，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考定《五经》，颁于天下，命学者习焉。又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③，成为盛事。综观唐朝历史可以发现，在具体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儒家经典是被作为基本指导思想的。在这种尊经崇儒的文化氛围中，作为“圣贤微旨”的儒经必然也会对国家的科考应试诗存在影响。
综观唐代科场试诗，史、子以及《文选》均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就现存唐代科场试诗作品而言，除即事命题外，对其影响较大的要数儒经和《文选》了。而据笔者统计，儒经对唐代科场试诗的影响又大于《文选》，单以命题为例，现存科场试诗作品中题出儒经者占15题，比出自《文选》者多了3题。若从命题、行文、用典等方面综合考察则可发现，科场试诗与儒经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儒家经典对唐代应试诗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命题上。具体而言，主司或以正经原文命题，或以后世注解命题，其中前者明显占有主导地位。而在这两类
作者简介：王士祥，男，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郑州 450001）。
命题中，又表现为直接取用原句和化用经文或注解两种情形。
以正经原句或截取原句中相关语词作为科场试诗题目，是主司以儒经为诗题最常见的表现形式。这考察的是应试者对正经的把握，避免了“不读正经”的弊病。开元十九年（731）进士科试《洛出书诗》，此题出自《周易》。《周易・系辞上》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④题中“洛出书”三字出自《周易・系辞上》之原句。如此命题情形者还有贞元十五年（799）进士科试《行不由径诗》，此题出《论语》。《论语・雍也》云：“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⑤大中八年（854）进士科试《振振鹭诗》，题出《诗经》。《诗经・鲁颂・有》云：“振振鹭，鹭于飞。”⑥《诗经・周颂・振鹭》亦云：“振鹭于飞，于彼西。我客戾止，亦有斯容。”⑦乾宁元年（894）进士科试《东风解冻诗》，题出《礼记》。《礼记・月令》云：“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獭祭鱼，鸿雁来。”⑧此类命题情形还出现在府试中。《文苑英华》收马戴《府试水始冰》诗，题出《礼记》。《礼记・月令》云：“孟冬之月”，“水始冰，地始冻，雉入大水为蜃，虹藏不见”⑨。
与以正经原句或截取原句中相关语词为题相比，根据正经或注解总结归纳出诗题则表现出了一定的创造性。比如贞元二十一年（805）出自《论语》的进士科试《沽美玉诗》题便表现出了这一特征。《论语・子罕》云：“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题中“沽美玉”三字虽见于引文中，但并非三字连文，命题者拈出“沽美玉”三字实则是对引文意义的理解和概括。又如元和十三年（818）进士科试《玉声如乐诗》，题自《礼记》化出。《礼记・聘义》云：“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此题概括性较上题更强，“叩之”即叩玉，叩之则发“清越以长”之声，且“其终诎然”，声音延续则清越，终止则戛然，全然合乐，故称“乐也”，亦即题中所谓“玉声如乐”。如此类者还有元和四年（809）进士科试《荐冰诗》，题出《礼记》。《礼记・月令》云：“天子乃鲜羔开冰，先荐寝庙。”荐冰属祭祀行为，指天子在仲春时取用冬天凿取并窖藏的冰块时先以之献祭祖庙，题中“荐冰”包含了引文中应有的信息。 除了以上所举题出儒经正文诸例外，尚有介于正经与注解之间者。如《文苑英华》所收吕温《河南府试乡饮酒》诗，题中“乡饮酒”即“乡饮酒义”或“乡饮酒礼”，出自《礼记・乡饮酒义》或《仪礼・乡饮酒礼》。《礼记》和《仪礼》中分别有“乡饮酒义”和“乡饮酒礼”篇，且二篇开篇即称“乡饮酒义”“乡饮酒礼”，所以吕温所试此题直取其三字亦有可能。但“乡饮酒义”和“乡饮酒礼”仅是篇目，其义、礼究竟所指为何却需详论。而《仪礼・乡饮酒礼》贾公彦疏引郑玄《三礼目录》则云：“诸侯之乡大夫，三年大比，献贤者、能者于其君，以礼宾之，与之饮酒，于五礼属嘉礼。”寥寥数语，点明义、礼之内涵，更有利于命题和应试者理解、写作。
主司既以儒经为题，应试者则需根据题目出处细味经义，然后在迎合朝廷需要的情况下以诗体表达自己的理解。现存15题35首科场应试作品均表现出此类模式。以贞元十五年（799）进士科试《行不由径诗》为例，试看封孟绅诗：
欲速竟何成，康庄亦砥平。
天衢皆利往，吾道本方行。
不复由蓬径，无因访蒋生。
三条遵广道，九轨尚安贞。
紫陌悠悠去，芳尘步步清。
澹台千载后，公道有遗名。
此题出《论语・雍也》，通过澹台灭明之既公且方的品质以喻得人，故“行不由径”一词便具有了形容人正直端方的含义。作者措辞时时以求端正为要，如首联下笔拒绝速成之法，唯遵行康庄砥平之大道，表现出了对正道的向往。第二联以行为正直自任，“天衢”指京都大路，这才是作者“本方行”的直道，其实作者以“吾道本方行”阐明自己决心谨行大道的同时，也展示了自己的品质。第三联以“蓬径”“蒋生”表明了自己不循小道的志向，与上联形成对比关系。“蓬径”即荒僻的道路，“蒋生”即汉代蒋诩。据晋代赵岐《三辅决录》载，蒋诩以廉直著称，后因不满王莽专权而辞官隐退故里，闭门不出，其舍中有三径，故后世常以“三径”代指隐士住所。第四联中更是以“三条”“广道”“九轨”“安贞”等词汇高密度表现自己对大道的遵行意志，“三条”本指三条大路，亦泛指都城通衢;“广道”即正道、大道之谓;“九轨”出自《周礼》，指城中大道;“安贞”出自《周易》，指静而正。至第五联，又以“紫陌”代指大道，再次展示了作者品性。“行不由径”本由澹台灭明引出，故作者尾联以之作结，既扣住了出典，又再次以生动的例证突出了自己的追求。总之，全诗或正说或反论，或言行事，或言立身，紧紧围绕遵行正道展开。
再以吕温《河南府试乡饮酒》诗为例，此诗为吕温贞元十四年（798）登进士第前府试作品。诗曰：
酌言虽旧典，刈楚始登堂。
百拜宾仪尽，三终乐奏长。
想同莺出谷，看似雁成行。
礼罢知何适，随云入帝乡。
乡饮酒为源自周代之选贤嘉礼。周代乡学三年业成大比，考其德行道艺优异者，荐于诸侯，将行之时，由乡大夫设酒宴以宾礼相待，谓之“乡饮酒礼”。因此，河南府试以“乡饮酒”为题表现出地方政府为朝廷选贤、荐贤的初衷，那么应试者自然要通过乡饮酒这种仪式表达自己入仕的愿望。
“乡饮酒”既然是酒宴之礼，所以作者开篇破题言酒。“酌言”即酌酒，出自《诗经・小雅・瓠叶》“君子有酒，酌言献之”句。此礼因源自周代且历朝沿用，距其应试时可谓久远，故称“旧典”。“刈楚”出自《诗经・周南・汉广》：“翘翘错薪，言刈其楚”，本意是砍取牡荆，此处借言选拔人才，所以才有“登堂”之说。第一联出句与对句俱用《诗经》典，一言求贤，一言荐贤，完全迎合了题中应有之意。第二联写乡饮酒宴上的礼乐制度。据《仪礼・乡饮酒礼》可知，被选中参加活动的贤者从被告知至活动结束，宾主之间要多次拜谢和答拜，因此作者有“百拜”之说;又《礼记・乡饮酒义》“工入，升歌三终，主人献之;笙入，三终，主人献之;间歌三终，合乐三终”，一遍为一终。据贾公彦疏可知，乐工所歌者《鹿鸣》《四牡》《皇皇者华》;吹笙者所吹之曲为《南陔》《白华》《华黍》;“间歌”谓歌一曲则吹一曲，依《乡饮酒礼》，歌《鱼丽》则吹《由庚》，歌《南有嘉鱼》则吹《崇丘》，歌《南山有台》则吹《由仪》;“合乐”谓歌唱与乐奏同时进行，贾公彦疏云：“若工歌《关雎》，则笙吹《鹊巢》合之;若工歌《葛覃》，则笙吹《采蘩》合之;若工歌《卷耳》，则笙吹《采萍》合之。”“三终”指四个环节皆为三遍，仪式隆重而烦琐，故吕温称“三终乐奏长”。接下来诗人以“莺出谷”“雁成行”表达自己的入仕愿望。“莺出谷”本自《诗经・小雅・伐木》“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以黄莺出谷迁乔比喻入仕或升迁;“雁成行”即雁行，古人常喻以列位朝官。被推荐为贤人的最终目的是入朝辅佐帝王，因此作者卒章言志，在尾联毫不掩饰地喊出了自己的心声：“礼罢知何适，随云入帝乡。”“入帝乡”便是每一位举子的应试理想。诗从酒仪至渴望入仕一气呵成，全在诗题笼罩之内。
从对吕温《河南府试乡饮酒》诗的分析中，我们明显感觉到，应试者不仅要对出自儒经的诗题进行阐释，而且在阐释中多次援经入诗，使应试作品显得经学气息浓郁，诗歌甚至成了儒经思想的一种表达方式。元和四年（809）进士科试《荐冰诗》，现存作品5首，其中，陈至创作的诗突出反映了这一特征： 凌寒开固冱，寝庙致精诚。
色静澄三酒，光寒肃两楹。
形盐非近进，玉豆为潜英。
礼自春分展，坚从北陆成。
藉茅心共结，出鉴水渐明。
幸得来观荐，灵台一小生。
全诗六联，无不和儒经有直接关联。第一联出句“凌寒开固冱”与《左传》有关。《左传・昭公四年》谓：“其藏冰也，深山穷谷固阴冱寒，于是乎取之。”“凌寒”即“凌阴”，《诗经・国风・豳风》：“三之日纳于凌阴”，毛传称：“凌阴，冰室也。”“固冱”系“固阴冱寒”之简略，此处指冰。首联对句中“寝庙”见于《诗经・小雅・巧言》：“奕奕，君子作之。”第二联中“三酒”出自《周礼》，《周礼・天官・酒正》有“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郑玄注云：“郑司农云：‘事酒，有事而饮也;昔酒，无事而饮也;清酒，祭祀之酒。’玄谓事酒，酌有事者之酒，其酒则今之酒也;昔酒，今之酋久白酒，所谓旧者也;清酒，今中山冬酿接夏而成。”“两楹”指正厅中的两柱，为房屋正中，出自《礼记》，《礼记・檀弓上》有“殷人殡于两楹之间”，后人以两楹为停放灵柩、祭祀等举行重大仪式之所在。第三联出句中“形盐”一词出自《周礼》，《周礼・天官・笾人》有“朝事之笾，其实、、白、黑、形盐、、鲍、鱼、”，所谓“形盐”，即“筑盐以为虎形”，供祭祀用;对句中“玉豆”出自《周礼》，《周礼・春官・外宗》云：“外宗掌宗庙之祭祀，佐王后荐玉豆，视豆笾，及以乐彻，亦如之。”贾公彦疏：“佐王后荐玉豆者，凡王之豆笾，皆玉饰之。”第四联出句来自《礼记》，据《礼记・月令》可知，天子荐冰之祭时属“仲春”，故称“礼自春分展”;对句出自《左传》，《左传・昭公四年》云：“古者，日在北陆而藏冰，西陆朝觌而出之。”第五联出句中“藉茅”语本《周易・大过》“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孔颖达疏：“荐藉于物用洁白之茅，言以洁素之道奉事于上也。”古人祭祀讲究洁净心诚，因此用白茅垫祭品，表示对神的敬意。尾联出句中的“观荐”出自《周易・观》：“观盥而不荐，有孚若。”对句中的“灵台”出自《诗经・大雅・灵台》。可见，陈至诗无一联不与儒经有关。
作者如此频繁地引儒家经典入诗，不仅表现出深厚的经学根底，同时更折射出当时儒经在科举考试中的重要地位。在以经为题具有规定性特征的情况下，引经作诗似乎在情理之中。因为以经解经一向是儒经注释的重要表现形式，似乎也只有如此才能更加切近经意。这种引经入诗的写作方式无疑是对以经解经模式的借鉴。其实，不单以儒经为题时应试者会对儒经表现出青睐，即便在题目与儒经无甚直接关联的情况下，作者在创作中依然会适时地引经入诗。
以贞元八年（792）博学宏词科试《中和节诏赐公卿尺诗》为例。史载，唐德宗贞元五年（789）正月敕，规定“自今宜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以代正月晦日”。如此，则中和节是贞元年间新兴节日，虽然其“中和”二字来自儒经，但与直接以儒经为题不同。现存陆复礼科场作品开篇句“春仲令初吉，欢娱乐大中”则同样引经入诗。“春仲”即仲春，阴历二月;“初吉”即朔日，阴历初一日，故“春仲令初吉”意为阴历二月一日，开篇首句破题中“中和节”三字。而更妙之处在于，首句系从《诗经》中化出，《诗经・小雅・小明》云：“二月初吉，载离寒暑。”故陆复礼诗首句实则即《小明》篇之“二月初吉”。第二句“大中”语本《周易》。《周易・大有》云：“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有。”此类情形在唐代科场试诗中俯拾皆是，此处不再一一举例。
学界向以应试文学多歌功颂德之声而持贬抑态度，其实这是特定背景下的文学创作，因其特殊需要而形成了属于自己的表达模式，目的是为了成功登第。客观而言，应试文学歌功颂德与现实主义诗歌抨击社会弊病都是文学表达的需要。即便以“惟歌生民病”为己任的白居易，其应试文学与讽喻诗创作同样表现出不一致的特点。这是文学表达的多样性特征，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是应该予以理解的。当这种表达模式与儒经相结合，自然就形成了鲜明的雅正审美风格。这种审美风格的具体表现除了上举以经解经不逾规矩的诗例外，颂美和温柔敦厚的含蓄美也是比较突出的表现。
就像科场试诗几乎总能和儒经扯上关系一样，每一首科场试诗无不表现出颂美的特征。可以说，应试者为了实现登第的愿望，自发地在创作中使颂美成为科场试诗的重要审美内涵。以开元十九年（731）进士科试《洛出书诗》为例，此题现存诗4首，其中，萧昕诗云：
海内昔凋瘵，天网斯。
龟灵启圣图，龙马负书出。
大哉明德盛，远矣彝伦秩。
地敷作功，人免为鱼恤。
既彰千国理，岂止百川溢。
永赖至于今，畴庸未云毕。
前四句融颂美于叙述之中。萧昕带读者穿越时空，先言远古之“凋瘵”“”，生民困弊，社会处于无秩序之中，河图洛书应时而出。河图、洛书均属符瑞。在古人看来，符瑞是上天对世间圣君仁德的回应，亦即天人感应。也正是因为如此，同年郭邕《洛出书诗》开篇即称“光宅被寰区，图书荐河洛”。伏羲取法河图始画八卦，大禹依洛书作九畴，因此引出第三联，这不仅是对河图洛书的歌颂，更是对大禹功绩的肯定。大禹治水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举，其意义即第四联所云“地敷作功，人免为鱼恤”。而第三联、第四联正印证了《左传》中对洛书禹功的认识，《左传・昭公元年》云：“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大禹之功不仅仅在于导水入海，同时还有“既彰千国理”的政治意义，亦即《左传・昭公元年》中刘子所云“吾与子弁冕，端委以治民、临诸侯，禹之力也”。结尾处更是热情洋溢地歌颂洛书和大禹之功，直到今天依旧兆民受益。尽颂美之能事者不止萧昕一人，同年郭邕诗云“微造功不宰，神行利攸博”，张钦敬诗云“谬此叙彝伦，寰宇贺清谧”，叔孙玄观诗云“东都主人意，歌颂望乘舆”，无不洋溢着歌功颂德的热情。
如果说《洛出书诗》侧重歌颂历史明君的话，天宝十五载（756）进士科试《东郊迎春诗》和上元二年（761）进士科试《迎春东郊诗》则借迎春仪式歌颂了现实中的帝王。皇甫冉《东郊迎春诗》云“彩云天仗合，玄象太阶平。佳气山川秀，和风政令行”，看似对迎春仪式的所见所感，实则落脚点在“太阶平”“政令行”上。换言之，迎春东郊的常规性活动在作者看来是太平景象的表现。王绰《迎春东郊诗》云“睿泽光时辈，恩辉及物新”，“睿泽”“恩辉”即皇帝的恩泽，不仅泽被时人，而且恩及万物。这种将自然描写与歌功颂德融合的做法也是含蓄美的表现。 儒家文化讲究温柔敦厚，这促成了科场试诗含蓄美的形成。事实上，儒经中不乏通过比兴手法或引申义抒情言志的例子。当这种情况出现在科场试诗中时，自然便表现为含蓄美风格。如前举吕温《河南府试乡饮酒》诗“想同莺出谷，看似雁成行”句以“莺出谷”“雁成行”为喻表达自己渴望入仕的愿望，既表明了意愿，又显得不那么突兀;又如王绰《迎春东郊诗》结尾称“谁怜在阴者，得与蛰虫伸”，将自己比成冬眠的小虫，以阳春到来比喻渴望得到帝王垂青。不仅像这样以单句的形式委婉表达政治愿望在科场试诗中俯拾皆是，即便在全诗中体现含蓄美者亦不乏见。
应当指出，唐代的科举考试虽对儒家思想在大众中的接受和推广有极大促进作用，但通过科举入仕，却并非易事。科举的艰难常见于唐人笔下，如赵嘏在《下第后上李中丞》诗中称：“落第逢人恸哭初，平生志业欲何如。鬓毛洒尽一枝桂，泪血滴来千里书。”寥寥数语，志业难成的辛酸顿见！似赵嘏久困科场数举及第者不胜枚举，即便如韩愈亦在《上宰相书》中坦率地说“四举而后有成”。可是，纵然如此，当那些应试者坐到考场上时，依旧会把所有的希望通过笔端含蓄地寄托在皇帝身上。这无疑是儒家温柔敦厚精神的突出体现。
通过以上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儒家经典对唐代科场试诗表现出诸多层面的影响。在行文中，应试者常援经入诗，不仅表现出了其深厚的经学根底，使应试作品显得经学气息浓郁，更折射出了当时儒家经典在科举考试中的重要地位。
注释
①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549、461页。
②胡震亨：《唐音癸签》，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160页。
③刘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4941页。
④孔颖达：《周易注疏》，中华书局，1998年，第107、49、43、33页。
⑤邢：《论语注疏》，中华书局，1998年，第40、60页。
孔颖达：《尚书注疏》，中华书局，1998年，第15、189页。
贾公彦：《仪礼注疏》，中华书局，1998年，第55、63、63页。
董诰等辑：《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第568页。
孔颖达：《春秋左传注疏》，中华书局，1998年，第460、460、446、446页。
彭定求等辑：《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第6360页。
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6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