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北方方言区的河南，从小我们都以为自己说的话和普通话非常接近，所以读唐诗宋词、《古文观止》等，一直都是用河南话。直到考上沿海某地的一所大学，我才认识到，自己必须说普通话了。
火车穿过一个黑夜，在黎明时分抵达胶东半岛，上来一群当地人，他们说的话我一句都听不懂。我越来越焦虑，但神奇的是，下了火车，在广场上看到学校的横幅，见到接站的师兄师姐，我一开口，竟然很自然地讲起了普通话，原来普通话已经渗入了我的血液。等到第一个寒假回家，再坐火车，转汽车、三轮车，我都无法把普通话转化为家乡话，看到熟悉的乡亲，只能沉默不语。直到见到父母，才一下子转换过来。
上世纪20年代，语言学家赵元任就灌录了“国语”留声机片，销量颇大。他从欧洲归来，路过香港买皮鞋，鞋店老板说他“国语”不标准，赵元任用同样的话反驳他。老板很不屑，说他的“国语”可是跟着赵元任的片子学的呢？抗战爆发后，赵元任往昆明大后方转移，在桂林向一个政府要员求助，那位官员说：赵先生，我刚才还在听你说话呢。原来，他每天都要抽空学习一会“国语”。这是《杂记赵家》讲述的两个片段，今天重读却有一种感动：上世纪20年代，香港还在英国的控制之下，一个普通的鞋店老板能自发地学“国语”，说明他对祖国的感情之深。
对一个国家来说，推广普通话非常重要，它有利于培养整个国民的认同感。我们都是读现代白话文作品长大的，所以，相爱的人才可以写长长的情书;我们可以说同一种口语，所以才可以体会一句话的言外之意并发出会心一笑。这两年流行穿越剧，但各种穿越都没有解决语言问题：如果我们穿越回唐朝，能听懂李白吟诗吗？
经过50多年的推广，普通话已经深入人心，这时我们又发现，原来方言也是很美的。记得读书时，同学们一起看四川话版的《猫和老鼠》，仿佛其中的幽默感被放大了十倍，这种乐趣是一直讲四川话的人所不能体会的。正是由于推广普通话所带来的普遍性认同，才让我们注意到差异性的美好。
现在，每个省会的电视台都有自己的方言节目，在上海，甚至有不少人呼吁加强对上海话的教育，保持语言的多样性。这也许恰恰说明，50多年来，对普通话的推广起到了应有的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