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当代中国亟须构筑一个既能从中国悠久而独特的文明传统与历史实际出发，又能大胆探索、开拓创新、符合世界发展潮流的强大国家传播体系，需要从文明传播的战略高度建构一个能讲好伟大历史与光明现实的“中国故事”的传播要素体系，建构一个能谱写出恢宏、壮阔、瑰丽、奋进的“中国史诗”的传播精神与传播框架，建构一个向全民族、海内外有效传播“中国精神”的媒介融合环境。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全球人文价值的合理部分进行主动的、有取舍的交融，从而形成对海内外中华儿女、各阶层各族裔的全方位覆盖、吸引与凝聚。
关键词：中国梦;中国国家传播体系;中华文明传播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战略思想，在内政外交上，推行纵横捭阖的治国方略。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适合中国历史、现状、符合世界发展潮流的深度改革开放这三要素之间，是复杂而有机的协调关系，显示出高超的政治智慧，是当代知识界、传媒界冲破惯常思维与文明瓶颈的根本指针与突破口。
笔者认为，围绕“中国梦”展开的中国国家传播战略体系，由五个部分有机构成：一是内容体系;二是舆论引导与公共教化的政治传播体系;三是学校教育的经典传播体系;四是精英学术的经典传播体系;五是媒介融合的大众传播体系，以及围绕时尚创意布局的多媒介传播手段。其中，“内容体系”是核心，贯彻、落实“内容体系”实际操作层面的关键在于：从文明传播的战略高度，建构一个能讲好伟大历史与光明现实的“中国故事”的传播要素体系，建构一个能谱写出恢宏、壮阔、瑰丽、奋进的“中国史诗”的传播精神与传播框架，建构一个向全民族、海内外有效传播“中国精神”的媒介融合环境。本文拟就上述战略问题，展开初步的学术探讨。
一、让“中国梦”翱翔：中国国家传播的体系建构
“中国梦”伟大思想的提出，既是中华文明漫长历史实践的理论概括，更是“中华大一统”体制下悠久而贤明的治国方略的合理继承，更是建构核心价值与民族精神的战略部署。
改革开放在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的同时，也触发了全社会相当程度的“道德涣散”“价值迷失”与“精神萎顿”，单一利益驱动下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急功近利的教育学术模式、大众传媒模式等，使全社会出现利益分配不公，道德习惯、法治精神的严重缺失，精神萎靡等一系列乱象，西方舆论趁机大加挞伐，鼓吹“西式民主”“历史终结论”“中国崩溃论”等歪理。
历史地看，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创造性地摸索出能凝聚全球最大幅员与文化差异为文明统一体的、体现伟大人文观念与合理制度的有效治理体系，英国历史哲学大师汤因比称之为迥异于“希腊模式”的“中国模式”①，美国学者郝大维、安乐哲称之为“儒家式的民主”②，笔者称之为“中华古典宪政秩序”，即：最高领导集团（天子、近臣、一部分贵戚、勋
作者简介：毛峰，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5）。
旧等）、实际担负治理天下责任的卿士大夫（文官政府）系统、乡绅乡贤等主持下的地方自治，以及平民百姓的合理诉求，都被约束在不成文、半成文的习惯法（以“仁”和“礼”为核心的儒家传统、道德法典）和成文法典（从汉律一直到明清律）的协调、制衡机制之下，这一文明传播秩序既约束了权力泛滥，又保障了百业繁荣。
历代中华儿女，正是在这一中华文明传播的合理秩序下，不断把中国文明事业推进到古典时代全球领先的完备境界。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更把暂时落后的近代中国，逐步推上重返并超越汉唐盛世的伟大境界。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沸腾着人类实现公平幸福的“中国梦”，《礼记》形容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③
中国国家传播的“内容体系”由三大有机要素构成：一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为理论基准;二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内生渊源与强大动力，实现古典中国与当代中国的全面交融;三是以中国历史和现实需要为主体，积极主动吸纳、有取舍地借鉴近代西方人文价值的合理部分，作为参照与旁支，促进中西文明的交融。三大内容要素之间需融会贯通，兼容并蓄，建构起立足本国历史实际，广泛吸取儒家理性主义与人文主义精神、道家自然主义精神、佛教合理主义精神、西方近代人文主义精神等的合理精华，在“创造转化”与“创新发展”的基础上，使国家传播的“内容体系”巍然树立起来。
具体来说，围绕中国梦的国家传播体系，应当率先进行以下几个方面战略性的建构。
第一，创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中心，广泛深入吸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的有益部分，合成“中国国家论述”的内容体系，在“中国梦”的观念框架下，尽可能培植、规划、整合“舆论引导、公共教化”等传播领域，设立统筹性的研究机构和领导机关，集中一批传播专家、精英学者，梳理“中国梦”的历史土壤、现实处境、传播形态，梳理“中华文明的历史论述与现实分析”的国家论述体系，梳理“中国梦”与民族复兴、全球一体化的“高端衔接形态”等等，以连贯的形式，推出有关“中国梦”、中华文明及其伟大实践的理论著作、电视专题片、网络视频、微信、微博等多媒体形态传播，使“中国梦”的国家论述，阐释博大精深，表达鲜活生动。 第二，运用行政和法律等一切手段，将涵括中华文明及其伟大实践、“中国梦”的历史与现实、中华优秀文化与传统美德等重要内容与形式的国学经典课程，纳入全国大中小学教学大纲和必修课程体系中，切实做到“从娃娃抓起、从学校抓起”，做到“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地深入传播;运用一切行政和法律手段，在广播电视、报刊、重要门户网站等媒体上，开辟专门的频道、栏目、服务终端，让中华文明的伟大实践“深入百姓头脑”，让“中国梦”翱翔在每个中国人心中。
第三，组织专家、成功人士、演艺明星，组成“中国梦与中华文明传播”的明星集群、名家方阵，在全世界各国、各地区的主流社群、华裔社区中，形成固定的巡讲、展演、联欢、学术教育文化交流等多种形态的传播机制，在全球树立起中华文明及其当代中国“富有极大感召力与感染力”的国际形象。
第四，运用市场与政策手段，重点培育一批“传播中国梦与中华文明形象”的文化创意产业基地与明星示范企业，使之成批量地开发出“中国梦的故事”“中国人的故事”“中国史诗”等文化产品，让精美、鲜活、感人的中华文明形象，树立在全球面前，重点培育国家一流的创意产业发布平台，使中国电影、流行音乐、动漫、时装、饰品、玩具等传播平台始终贯穿着亮丽、浪漫、时尚、活泼的“中国元素”。
二、“中国故事”：传递中华文明的“正能量”
每个民族都有不可磨灭的文明传统和文明记忆。这些传统与记忆，不是流俗之见所谓的“博物馆藏品”或收藏家把玩的“古董”，更不是“去中国化”“厚黑历史学”津津乐道、大肆渲染的宫廷倾轧、嫔妃争风或权谋诈术，而是一个民族立足自身、光明奋斗、以开拓创新复兴自身的“文明史诗”。
“中国梦”思想的传播，要想深入人心，关键在于建构“中国故事”的叙事主线――中华民族团结一致、积极向上的光明奋斗史，中华文明古今一体的“民族正能量”的传播史，把当代中国的伟大成就，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联系在一起，奋力冲破以往“全盘西化”“去中国化”刻意营造的“厚黑学的历史观”、古今中西割裂的错误历史观，讲述一个中华民族的光明成长史、奋斗史、复兴史、腾飞史。
讲好“中国故事”，需要建构以下几个要素。
第一，必须培育中华民族对自身祖先遗留的文明传播经验、文明创造、文明贡献抱有根本认同与高度自信的态度，这是理论、制度、道路“三自信”的深厚历史土壤和精神土壤。
作为民族根本生命载体的“中国故事”，必须率先解决的大问题是：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建构史、传播史，到底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对全人类的文明进步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不可替代的伟大贡献史，还是“厚黑历史学”渲染的“漆黑一团”的历史？长期以来，中国知识界、传媒界，尤其是影视剧传播中，流行各种“全盘西化”“去中国化”“历史厚黑学”等刻意渲染、夸大宫廷倾轧、权谋诈术、嫔妃争风、人心不古的不良倾向，似乎中国历史文化“漆黑一团”。对此应予当头棒喝，重建有关中华文明的正大光明的传播话语，树立起中华文明的正面形象，从历史文化中汲取充足的“正能量”，全社会的政治共识与文化共识，必须从中华文明的“正面传统”中孕育涵养出来。
第二，讲好“中国故事”，必须采取“尊重历史、切实联系中国发展实际、经世致用”的叙事风格与叙事基调，注重挖掘中国历史文化与中国当代改革开放事业相互贯通的“正能量”，清除长期以来“厚黑学历史观”对中国历史文化与中国当代现实之间“相互隐喻、相互指涉”“影射”式的错误认知。
中国人本来堂堂正正、顶天立地，但在“全盘西化”“去中国化”“厚黑学历史观”的长期错误引导下，成了萎靡不振、阴险狡诈、劣根难除、卑鄙猥琐的形象，丝毫没有正大清刚的道德节操和民族气节。
为了针对性地反对上述错误，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四个讲清楚”和“四个独特”的“中国历史观”和“中华文明观”，这可以作为“中国故事”的“叙事主线与叙事基调”。“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⑥这一论述强有力地廓清了“去中国化”“厚黑学历史观”的迷雾：中华文明是历代各阶层中国人的伟大创造的历史结晶，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文明根基与“突出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博大深厚的中国历史渊源和广泛稳固的中国现实基础。那些不顾中国历史与实际、用欧美尺子衡量中国一切的“去中国化”错误历史观与政治思维，可以休矣！
第三，讲好“中国故事”，首要的、紧迫的现实意义，在于树立、增强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当代改革开放事业的“三个自信”，即冲破“去中国化”“历史厚黑学”思潮在学术、教育、传媒等领域的迷雾，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制度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政治自信。这是建构“中国国家传播体系”的根本价值尺度与理论基准所在。
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尤其是新中国65年来的经验与教训，印证了中华文明建构与传播的基本规律：中国的统一、稳定与繁荣，缺一不可。“统一”意味着全民族的最高文化认同，即统一于中华文明整体之中，杜绝这样那样的内乱、内斗;“稳定”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繁荣”意味着坚定不移的改革开放。
第四，讲好“中国故事”，应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展开“乐观、光明、恢宏而瑰丽的史诗风格的正大叙事”，讲述全民族光明奋斗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凝聚、提升、鼓舞全民族积极向上、团结一致、和衷共济的伟大奋斗精神。 “中国梦”是古今贯通、全民族积极奋斗的精神载体。深入中华文明的传播史，可领悟“中国梦”的古今形态。在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历史中，经历了六个大的发展阶段：其一，在伏羲炎黄时代，中华民族创立了大一统联邦制国家雏形，《史记・五帝本纪》《易传》《竹书纪年》等典籍对此均有描述。其二，在尧舜禹和夏商周时代，围绕治理洪水、创立合理赋税制度等进行了一系列民主制建构，中国古典治理体系初步完备，《尚书》《礼记》《春秋》、诸子论述等典籍对此均有描述。其三，在晚周政治动荡的危急时刻，《礼记・礼运》等一系列政治论述中揭示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是谓大同”“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⑦等华夏人文主义、理性主义、大同主义的文明理想，“中国梦”的古典形态获得了博大深厚的概括与诠释。其四，秦汉以下，中国大一统文明制度日益完备，绵延2200年以上，“中国梦”以百业兴旺、文明灿烂、独步世界的姿态，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无数典籍、《清明上河图》等古典名画就是这一“中国梦”真实图景的忠实描绘。其五，近代以来，西方列强野蛮粗暴地对待中华民族，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义愤，中国各阶层不堪压迫，泪尽继之以血，血尽继之以命，终于在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建立了统一独立稳定和初步繁荣的新中国。其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项事业取得巨大成功，“中国梦”战略继往开来，正创造出前所未有的辉煌！
围绕“中国梦”展开的国家传播体系，应贯彻落实到讲好“中国故事”的传播实践中，以中国民众喜闻乐见、青少年受众喜闻可见的多媒介形态，建树起一个生机勃勃、青春亮丽的中国，一个古老文明不断焕发神采与魅力的“中国史诗”！
三、“中国史诗”：建构中华文明的“正传播”
要想谱写“壮丽恢宏的中国史诗”，必须深入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直探中华文明的灵魂，以“中华文明大传播”的战略格局与宏大气度，深入挖掘“中国梦”的内生源泉、精神支撑与强大的道德动力，复兴“轴心时代的中国智慧”，进行有关中国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大传播与正传播”。
今天，我们要传承“中华轴心时代诸子百家的大智慧”，结合21世纪的全球文明进步与中国实际需求，深入而精准地揭示、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血肉相依、不可分离的内在生命关系，深入中华文明的道德灵魂，深入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各个有机部分，深入挖掘其中蕴含的博大深厚的人类普遍价值和中华民族的独特品质，使之成为中华民族当代复兴的最强大的精神支撑、智慧源泉与内生动力。“轴心时代中国智慧”，滋养着“中国史诗”的叙事主线与抒情基调，是“中国史诗”的精神核心。
具体来说，“中国史诗”的建构要素，大致如下。
第一，展现中华文明波澜壮阔历史进程的“中国史诗”，应当以儒家思想的理性思维、仁爱自治的道德人文主义精神为叙事主体，涵括诸子百家、儒道佛智慧等一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力呈现中华文明不断建构、传播、发展、壮大、复兴的伟大精神与道德风范，同时又以“协和万邦”的大同主义精神与“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的雄阔胸襟，形成不断对全球文明进步事业进行主动吸纳、与之交融互动的壮美历史图景。
深入中国历史长河与“文明治理的实际”，可以发现：儒家思想居中国政治、文化、教育与学术传播的主流地位，与其他学派长期兼容、互动，自身学术思想并无停滞、僵化之虞。儒家思想一直顺应着中国历史发展与时代潮流而不断自我更新，具有顽强而长久的生命力。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学术思想，主张经世致用，始终积极参与国家治理与文明教化等进步事业。
第二，“中国史诗”要强有力地刻画中华大一统的民族生命、中国历史文化长期做“向心运动”的伟大轨迹。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等诸子百家、儒道佛等诸种智慧，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从来都是“中华大一统”的坚决维护者，是中华文明凝聚成伟大整体、团结进步与不断复兴的道德精神的核心。
以中华大一统为精神核心的中国思想文化，具有以下文明大传播、大整合功能：其一，儒家思想一贯主张中华大一统，历代仁人志士在儒家思想激励下，赴汤蹈火，甘洒热血，维护国家统一稳定、百姓生活安康，是中华文明形成、绵延、发展、壮大、不断复兴的最大精神动力。其二，儒家自治而容人的仁爱学说，诸子百家及其历代后续发展，都是维护国家统一、稳定、发展、繁荣、多民族和合、天下大同、全人类彼此善待的伟大道德精神的智慧源泉。其三，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华文明，是凝聚民族精神，维护民族独立，反抗一切形式的外来侵略、压迫、干涉、威胁、奴役的精神支撑。其四，儒家经史子集的伟大传承、诸子百家的伟大智慧，是推动中华民族融入全人类文明进步事业的精神资源。其五，儒家仁义礼智信等核心道德学说，是推动中国各阶层进行利益协调与平衡、促进中国长治久安的治理法宝。
第三，“中国史诗”应当精致优美地展现“轴心时代”及其后续各时代中国人自由的“生活态度”与“生命智慧”，以“仁爱自治”（儒家）、“顺应自然”（道家）、“自度度人”（佛家）救治当今人类的利欲熏心、自私鄙俗，在当代世界各国面临资源匮乏、生态紊乱、冲突加剧、恐怖主义盛行等严峻的“全球问题”挑战下，对这些重大问题的合理认知、有力舒缓与最终解决，都能奉献出一流的中华传统道德与生命智慧。
“中国史诗”的主题、主线，叙事与抒情的基调，就是这些伟大智慧、道德精神的壮丽诞生、恢宏建构，不断丰富完善，以博大精湛赢得世界人文价值的“首席传播地位”的故事。“中国史诗”应以中华民族团结一心的共同奋斗为宗旨与主题，精美展现中华民族安身立命、继往开来的伟大成长，展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命运，展现生生不息、融会吐纳宇宙万有的民族大生命。 第四，“中国史诗”应把中华文明大传播的壮丽进程，提升为“民族命运”与“人类命运”的史诗高度，提升为中华民族重新树立自信与自强不息、开拓奋进、拥抱世界潮流、引导全球趋势的光辉凯歌，谱写出全球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极品乐章。
中华文明自炎黄尧舜开创、三代秦汉隋唐宋明一以贯之的文治政府体系，是协调各方利益、始终坚持民本第一、社群利益最大化的“古典宪政制度”与治理体系，是中华民族最大的文明基业和重新腾飞的最大“底气”和“骨气”的精神支撑。因此，当代中国根本无须如“全盘西化派”“去中国化”错误观点所谓的照搬、照抄西方近代多党普选制、一人一票、个人欲求盲目集合的“混乱民主”模式，独自探索出适合中国历史、现状与发展趋势、协调各方利益、确保民生社群利益最大化的文明制度。
与此同时，中华民族一贯奉行“世界主义”“大同主义”的文明精神，积极广泛地吸纳一切文化成果，为我所用，“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建构，就是文明大传播的范例，是当代中国对内整合、对外辐射、交流、互动、施加经济文化影响的战略部署。中华民族兼容并蓄、海纳百川，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不断学习、主动吸纳其他文明的合理精华，把异质文明化成自己的文明，形成中华文明大传播的根本规律。
四、“中国精神”：文明大传播的发布平台
在全球一体化、当代世界文明呈现“多媒介融合”、新媒体迅猛发展的传播格局与传播态势下，“中国梦”“中国故事”“中国史诗”与“中国精神”的传播，必须牢牢把握“文明大传播”概念，开展“全媒体”传播平台的高端建构。
第一，建构以中华文明为主体地位，涵括西方文明观念合理成分的，以政府文告、公益广告等为载体的“内容传播”平台。
在内容传播的平台方面，从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建构起中国国家传播的“内容传播体系”，在这一国家传播体系的引导下，本着舆论引导、公共教化的“正能量”与“正传播”的原则，以政府论述、学校教育、精英学术研讨与发布、多媒介融合的创意传播手段为载体，合理有序地进行平台建构，使“中国故事”“中国史诗”“中国精神”分批次、分档次地进入海内外广大受众群，逐步深入全球15亿华裔人士、8亿中国青少年的心灵深处，使中国长久立于全球文明大传播的高峰地位。
第二，建构以舆论引导、公共教化为目的、以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国学正能量”培训和社区文化建设为载体的“政治―公共传播”平台。
中华文明是合理调节人们身心健康与和睦生活的“正能量”的强大源泉。在当代中国，在不少领域、部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舆论引导与公共教化”上的重大误区、不足、缺失，使得全社会方方面面的“正能量”不足。其根本原因在于：以“中华文明传播”为框架，符合中国历史与实际的、注重中华传统美德与道德情操、以道德约束调解国人行为规范的“道德观念、文明习惯、人生哲学、公共品德”等“文明传播”的观念与实践体系，迟迟没有建立起来，没有切实传播开来。
在“政治―公共传播平台”的战略建构方面，大致分以下三个步骤：其一，以行政法规与政府文件等形式，要求所有机关、企事业单位、社区，承担传播中华文明的公共教化责任：从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一直到每个居民社区，从政府文告，到公益广告、商业广告，到社区橱窗等一切文宣活动，必须鲜明突出中华文明的语言、意象、精神、价值。其二，在城乡各级政府与重要企事业单位，普遍开设“中华文明大传播”“中国正能量”的培训讲座，使公务员群体、企事业中高层管理人员，学会汲取、运用“正传播”的方法。其三，在城乡各级居民社区，普遍设立中华文明大传播的国学正能量的教育、传播中心。
第三，建构全国大中小学校教育平台的“经典传播”平台，包括全国学术研究、战略实务研究的完善规划与实施。
笔者经过调研⑩发现，中国多数大学生不能比较深入透彻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不懂得把博大深厚的中华文明作为其个人生活、事业发展以及未来可能面临的高端决策时的精神资源。换言之，中国大学生根本没有形成“向中国传统文化寻求帮助或解脱之道”的思想、智力与情感习惯。那么，这些人的“焦虑和迷茫”将会从“中华传统文化”以外的精神渠道――西方文化、流行文化等“正”“负”能量混杂的渠道获得宣泄与释放。
因此，在“经典传播”平台方面，必须迅速在全国大中小学教育体系中，全面树立“中华文明大传播”的根本宗旨、原则、方法，从教学大纲、学科规划、课程设置、教师聘任、学生招考与管理、教育评价等一切传播层面，检讨长期以来“去中国化”的错误教育管理与学术管理模式，大规模地简政放权，裁汰目前许多极不合理、严重压抑各级学校师生创造力的“规章制度”，罢斥那些严重损伤学校师生严谨治学精神、造成大中小学各种评审指标“泡沫化”的“指标体系”。为大中小学教师、学者、专家、广大在校生“松绑”，实行精神、学术与文化的“休养生息”，让中国知识分子焕发活力，让中国教师、学者、广大学生“休养生息”，宽松愉快地进行教学、科研、智慧创造。其中，最重要的教育、学术管理改革的步骤，则应融贯“中国智慧”，重新设置以往分科琐细的学科体系，设置突出中华文明主体地位的学校课程与考评制度。
第四，建构全国报刊、图书、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等媒介融合、创意时尚的“大众传播”平台。
在“大众传播”平台的建构方面，目前急需推进以下几方面工作：其一，建构网络、手机等自媒体的新型传播平台，积极传播中华文明。其二，对电视、广播、出版、影视剧、时尚产品等精英人士与高级管理阶层，进行“中华文明与正能量”的集中培训。其三，智能通讯、智能家居、智能穿戴、智能电视等潜力巨大，中华文明的正能量应以“智能媒介”等多媒体形式亮丽挥洒。其四，建构“中国故事”“中国史诗”与“中国精神”的多媒体融合的综合发布、传播平台。其五，面向海外华裔人士，合理规划、开发传播中华文明的精神产品。
注释
①参见汤因比：《历史研究》（插图修订本），第七章“希腊模式和中国模式”，刘北成、郭小凌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3―43页。
②参见[美]郝大维、安乐哲：《先贤的民主：杜威、孔子与中国民主之希望》，何刚强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3―100页。
③⑦郑玄注：《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58―659、688页。
⑧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7―15页。
⑨习近平：《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人民日报》2014年1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