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建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思考
十七届六中全会吹响了向“文化强国”进军的号角，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建设关系到中华民族能否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能否真正实现民族的伟大振兴，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诚然，在建设文化强国的问题上，我们要善于、勇于学习人类创造的一切文化成果，但毋庸置疑的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尤其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重视本民族文化发展的“主体性”，事关“国基永固”，兹事体大。纵览人类文明史，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都不可能完全地否定和割裂传统，都要在扬弃传统的基础上发展前行。西方的文艺复兴、日本的明治维新等，都是很好的例证。尤其是像我们这样一个有着五千余年文明、五十多个民族、十三亿多人口的大国，中华文化对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起着不可代替的作用，我们必须在尊重自身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创新。虽然近代中国屡遭落后挨打的困局，但反思和批判传统并非是要否定传统，而是应在自我批判和反省的基础上让我们的文化更加生机勃勃。因此，党中央在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回应了当前中国社会发展对于文化问题的内在要求，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奠基于100多年来中华文化自身发展逻辑之上的高度“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但如何将这种认识落实在行动中，并在文化建设领域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深入思考会发现：在具体如何建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问题上，需要在最基本的两个问题上作出回应：第一，传承什么？这实际上就是《决定》中指出的“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这个问题虽然有很多人在研究，但究竟优秀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什么，民族文化的基本元素是什么，对其都还缺少深入的考察，更谈不上取得共识。而这恰恰是建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前提，否则，连“传承什么”都还搞不清楚，传承体系根本无从谈起。第二，如何传承？这实际上是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渠道、方法、载体与方式的问题。本文仅就“传承什么”的问题作出探究和尝试性的总结。 中华文化林林总总，就其基本架构而言，是包括儒、道、佛、中医、武术、书法、绘画等文化形态在内的统一体。有人曾说，佛学是印度传到中国的外来文化，这固然是历史的事实，但不可否认，自公元前后佛学传到中国，在漫长的历史融合和演化的过程中，佛学已经融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与儒、道、中医、绘画、书法等中国自身的文化形态相互渗透，形成了极为密切的关系。在文化的问题上，应该带着海纳百川的态度，尊重汉代以来中华文化的基本现实，全面地总结中华优秀文化基本元素所渗透的内在价值，从而使其成为中华民族绵延不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生命力源泉和精神支柱。基于此，应该怎样总结出优秀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成为我们首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首先，在如何总结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基本精神问题上，可以从《易传》的哲学观中吸取智慧。《易传》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对于传统文化，既要看到其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变迁，也要看到在文化流变的万象中其一以贯之的内容。换句话说，“形而上”的文化之道，体现的是中华民族的圣哲先贤对人生和宇宙究竟的深刻思考，超出了时代的限制，具有永恒的价值；而“形而下”的器物和制度，则离不开特定的环境，不可避免地被打上时代的痕迹，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地在与时俱进中实现超越和扬弃。因此，我们所指的优秀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指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并赋予中华文化生命力的“形而上之道”，是中华文化保持勃勃生机的内在源泉，我们要从“形而上之道”的角度对优秀中华传统文化作出总结，这种总结既是对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也是创造未来新文化的根基。 其次，优秀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包括什么。抛开形形色色具体语境下的特定结论的制约，会发现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大致包括： 在儒家部分，《中庸》明确提出：“人者，仁也。”即儒家的核心要义就是让一个人成为真正的志士仁人。带着这种态度看待儒家的典籍文本，会发现无论是《论语》中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孟子》中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大学》中的“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中庸》中的“修道之谓教”等，无不是引导人们成就一个真正的“志士仁人”。当然，这种“仁人”只是一个概括性的总结，其外在的表现包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和而不同”“仁者爱人”等，这些精神都是具备“仁”这种德行之后的具体体现。因此，儒家的这种精神对于培养民族的担当精神和使命意识起着 非常重要的作用。儒家还特别强调“和而不同”，强调“道并行而不悖，万物相育而不相害”，认为不同的文化形态实际上是“殊途同归”，这是极为博大的文化观念，根本上拒斥文化的霸权与单边思维。在多元共生的全球化时代，这是维系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形态和谐共生的宝贵精神资源。 在道家部分，《道德经》提出了“无为之处”而“无所不为”的思想，意思是当一个人的心灵净化到了无私欲的境地，才是真正的“无为”；正因为“无为”的境界没有了自我私欲的权衡，所以才能够将家国天下的责任一肩担起，也正是在这个境界中，一个人才能真正做到“无所不为”。因此，老子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当一个人真正把自我的贪欲放下之时，才能做到“道法自然”；只有一个人把自我的私欲去掉了，才能做到“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庄子》则提出了“无所待”的思想。一个人心中只有真正放下了名利和贪欲，才能做到“无所待”，才是“真人”。而且，庄子并非只注重个人的精神解脱，而是看到了个人心灵净化与担当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在《天下》一篇中，庄子提出了“内圣外王”的思想。所谓“内圣”，首先要心灵净化，也就是《大学》中讲的“明明德”，当一个人真正放下了贪欲和名利，这个时候才能自觉将民众的诉求当作自己的诉求，才能具备行“王道”的条件。 在佛教部分，唐代禅宗大德药山大师提出了“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的思想，集中体现了佛教的真精神。“佛”翻译成汉文就是“觉悟”，所谓成佛，就是成为一个真正觉悟的人，只有一个真正觉悟的人，才是“高高山顶立”，觉悟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才会返回到苦难的人间，与众生打交道，利益社会，服务众生。佛教的精神就是以出世的精神，过入世的生活，心无所求，潇潇洒洒，只是尽一个人的义务而已，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担自己该担负的使命，真正做到“心无挂碍”。《华严经·普贤菩萨行愿品》中讲：“一切众生而为树根，诸佛菩萨而为华果。”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华果，这可谓是大乘佛教菩萨道精神的生动体现，自度度人，自觉觉他。 在中医部分，近代以来不断有“取消中医”的言论，这是极不负责任的言论。中医固然有它的积弊，但西医何尝不是问题重重。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发展史中，中医对中华民族的延续和发展起到了独特的作用。中医治病，特别强调“体系”“整体”“辩证”的观念，即一个人出现疾病，是其心理、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等多种因素综合发生作用的结果。因此，中医的疗法不是简单的就病治病，而是注重充分地调动身体自身机能的作用，在辨证施治的同时，也注意到了个人心理、生活环境和习惯等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应该承认，中医这种“整体”观念、辨证施治的治疗方法和天人一体的医学观，是人类对付疾病的宝贵经验，值得总结和发扬。 中华文化虽然从形态上分为儒、佛、道、中医等，但这几部分在内容上并不是泾渭分明、互相排斥，而是相互融合，有机统一的。儒家的“仁人”教化实际上是中华文化的基础，一个没有道德人格、不懂礼义廉耻的人，根本无从谈起什么学道、学佛，也违背了“大医精诚”的中医理念。一个人只有能够善养浩然之气，看淡名利，才能理解道家的“无为之境”，才能做到“内圣外王”。今天，人类社会在某种程度上被卷入了欲望的漩涡，浮躁、冷漠、自私、缺少精神的归属等问题困扰着这个时代的心灵。如何才能救治这个时代被欲望俘虏的心灵？如何才能让人真正觉悟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如何才能启发人们在点亮自身良知的前提下照亮人类前行的道路？人类文明如何才能应对现代性的困境而有一个更加光亮的未来？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正视并加以回应。对于此，中华文化的智慧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 中华文化浩如烟海，其精神内核不仅在中华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对于民族未来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建设“文化强国”的过程中，不仅需要传承优秀中华文化传统，还要带着海纳百川的大气和自觉，善于学习人类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唯有如此，“文化强国”的目标才能有坚实的基础和可靠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