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家族企业的二代接班人常常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接班后该如何处理创业元老及其子女的关系？这些元老们与父亲一起创立企业，有些可能还是企业的股东，他们的子女甚至也陆续进入企业并成为骨干，这个特殊的创业元老家族的存在往往对二代接班人构成较大的困扰和压力。
在中国历代王朝史上，从开国皇帝接班的二代皇帝们同样面临着类似的问题，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隋炀帝杨广和唐太宗李世民，两位二代皇帝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应对策略，也决定了隋唐这两个王朝不同的历史命运。这对追求基业长青的家族企业来说有着现实的借鉴意义。
“关陇贵族集团”难题
传统史学家把隋唐这两个王朝的不同命运归因为隋炀帝和唐太宗各自的品德和能力。隋炀帝被认为是中国最昏庸残暴帝王的代表，但《剑桥中国隋唐史》则认为这是儒家修史者给他抹黑和民间传说对他歪曲的结果。《资治通鉴》中对隋炀帝的正面描述不多，但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出类拔萃：“晋王广美姿仪，性敏慧，沉深严重;好学，善属文;敬接朝士，礼极卑屈;由是声名籍甚，冠于诸王”。
而被视为一代明君的唐太宗绝不像贞观政要里描写得从谏如流，体恤民力：在天下初安、疮痍未复的情况下，他大兴土木，广修宫室，每次动用民工动辄以十万计。在个人私德上，唐太宗杀兄逼父夺人妻，比起隋炀帝有过之无不及。可以说，隋炀帝干过的坏事，唐太宗也没少干，唐太宗具有的雄才大略，文治武功，隋炀帝也都具备。但历史的命运却让唐太宗比隋炀帝幸运，隋炀帝不幸二世而亡，遗臭万年，而唐太宗则成功维持住了帝国并传给了后代，流芳百世。
“道德决定论”的偏见，让人认为似乎家族企业富二代们只有谨慎节俭才最符合接班人条件，而那些有钱任性的二代们被视为“纨绔子弟”而成为家族传承的噩梦。这种被不断放大的观念掩盖了决定家族企业二代顺利接班的关键因素。事实上，在历史转型的大背景下，隋炀帝与唐太宗这两位二代皇帝对同一既得利益集团不同的处理策略，决定了各自不同的历史命运。
隋炀帝和唐太宗共同面对的这一既得利益集团被国学大师陈寅恪称为“关陇贵族集团”。这一利益集团是在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大融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并成为支撑北朝时期北魏、西魏、东魏、北周、北齐历代政权的社会基础。和历史上白手起家的政治暴发户不同，杨隋和李唐家族本身就是关陇贵族集团的成员之一，都是前朝的政治精英，他们之间的改朝只相当于在众多“股东家族”中脱颖而出，担任“董事长”以更好地代表既得利益集团的政治经济利益。
在北朝时期，关陇贵族集团的形成和发展对推动中国北方民族大融合起到积极的历史作用，并最终成为中国南北重新统一的决定力量。但是到了隋唐时期，隋炀帝和唐太宗接班后所面临的大历史主题已经由民族融合南北统一逐渐演进为中国社会的再次转型升级。史学家们把这次中国社会的再次转型升级描述为“政治上由贵族门阀政治转型升级为科举官僚政治”，“经济上由以人身为收税对象的均田制转型升级为以资产为收税对象的两税制”，“文化上由佛教和两汉经学转型升级为南方文学和新儒学”。在这一次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大背景下，对隋炀帝和唐太宗来说，关陇贵族集团已由之前的完全依靠力量转变为既依靠又限制的力量。如何处理好与这一既得利益集团的关系，成为考验隋炀帝和唐太宗这两位二代皇帝政治智慧的关键。
隋炀帝：削弱与切割
隋炀帝虽然是从父亲那继承的皇位，但不同于那些生于深宫不识兵戈的皇二代们。他亲自组织和指挥了平定南方的统一战争，在培养阶段所表现出的雄才大略使得隋炀帝接班后在对待关陇贵族集团问题上过于自信，手段过于直接强硬。隋炀帝一改父亲隋文帝对于关陇集团依靠为主限制为辅的政策，而是直接进行打击和削弱。
隋炀帝即位第二年就创立影响中国1300多年官员选拔制度的科举制，这一制度选拔官员凭的是对经学和文学的应试能力，这两种能力恰恰是靠出身和军功上位的关陇贵族集团子弟们最不擅长的。虽然隋炀帝时期仍施行科举和门阀双轨制，但毕竟打破了贵族集团对高层政治权力的垄断。隋炀帝进一步剥夺关陇贵族集团的特权，削减爵位，精减机构，改革官制，这一系列激进的政策矛头直指关陇贵族势力，隋炀帝也就把本来属于关陇贵族一分子的自己摆在了整个关陇贵族集团的对立面。
隋炀帝首先遇到的挑战是关陇贵族集团的全面抵制和消极怠工，于是铁腕强硬的隋炀帝对这个集团进行全面的折腾，被视为隋炀帝亡国三大外因的建洛阳、征高丽和修运河，基本折腾的是关陇贵族集团势力范围，而对中国南方即原南朝地区则丝毫没有触及和影响。这种政策倾斜使得南方经济逐渐超越北方，唐朝能在安史之乱后又延续一百多年完全是靠南方财政税收支撑，史称“中晚唐赋入，止于江南八道”，而这个底子则是在隋炀帝时期打下的。出身关陇贵族集团的隋炀帝俨然已成为南方经济、文化和政治的利益代表，这使得整个关陇贵族集团逐渐与杨隋政权离心离德。
到了隋炀帝执政后期，隋炀帝和关陇贵族集团已陷入抵制怠工――折腾――再抵制怠工――再折腾的政治死循环。隋炀帝实在搞不定关陇贵族集团后，不得不祭出最后一招，即与关陇贵族集团全面切割，对帝国“主营业务”进行剥离。隋炀帝在生命也是事业的最后两年，离开了关陇贵族集团的政治中心长安，在扬州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第二政治中心。国学大师陈寅恪指出，隋唐时期历史的大趋势就是北方向南朝化转型升级。隋炀帝对于北方政治主体内部进行转型升级努力失败后，放弃“关中本位政策”，愤而另起炉灶，移驾代表南朝文化中心的扬州与长安为中心的北方关陇贵族集团进行彻底切割。这一切割政策的后果是，北方关陇贵族集团既能载舟，也能覆舟，他们在集团内部支持更能代表本集团利益者取隋而代之。在同为关陇贵族集团核心成员“前西魏八柱国”后代李渊与李密的竞争中，李渊家族得以胜出，是为唐朝。
唐太宗：依靠与制衡
唐朝皇二代唐太宗是亲眼目睹这一改朝换代历史过程的，因此他从隋唐改朝之中得出的最大历史经验就是“民可载舟，亦可覆舟”。这个民可以指人民，也可以指统治阶层中的既得利益集团。关陇贵族这一利益集团可以拥护你上台，也可以让你下课。历史上唐太宗虚心纳谏、从善如流的明君形象很大程度上反映他一方面顺应和推动隋唐大历史转型趋势的同时，另一方面在处理好与关陇贵族集团关系所表现出的谨慎和保守。和隋炀帝的激进策略不同，唐太宗处理策略是：政治上既依靠关陇贵族这个既得利益集团，但又对其加以制衡。 唐太宗首先放缓了改革的节奏，重新坚持了自北朝、隋初延续下来的“关中本位政策”这一基本路线不动摇，确立了以关陇贵族集团新生代人物长孙无忌为核心的行政班子，表明了自己依靠关陇贵族集团并维护其利益的政治态度。唐太宗在维护关陇贵族集团政治经济利益和特权的同时，继续巩固这个利益集团的意识形态基础，他继续推行崇佛和尊儒并举的政策，以提高北方统治阶层内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意识形成和文化上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唐太宗在做大增量蛋糕的同时，尽量不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存量奶酪。他继续推进隋炀帝开创的科举制度，遂有“天下英雄皆入吾彀中”之叹。而这些英雄基本都是来自新生力量的南方士人，成为唐朝社会向“南朝化”转型的推动力量。这些“英雄”进入统治阶层，逐渐改变了新旧力量的对比，起到了对关陇贵族集团的制衡作用。但是，唐太宗同时下令修撰《氏族志》，从文化上维护和确保关陇贵族集团的政治地位和既得利益，以减少科举制度的推行对关陇贵族集团就权力垄断产生的冲击，最大限度降低了关陇集团对于社会转型升级的抵制和阻力。
唐太宗相比隋炀帝成功之处在于，他不是简单地对既得利益集团进行打击和切割，而是有效地整合了新旧各派政治势力，在依靠关陇贵族集团的同时，又通过山东豪杰、江南士人来对其加以制衡。台湾历史学家许倬云认为，唐太宗重用魏征，就是因其能够“接洽山东豪杰监视山东贵族及关陇集团，以供分合操纵诸政治社会势力之妙用”。
从政治愿景上看，唐太宗和隋炀帝都旨在顺应和推动隋唐社会向“南朝化”转型升级，隋炀帝对阻碍转型变革的关陇既得利益集团采取的削弱和切割的激进策略以试图标本兼治，一步到位;而唐太宗则吸取“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历史教训，因而采取既依靠又制衡的治标策略，为治本赢得时间。而对于治本的历史使命，唐太宗则交给下一代来解决，这从唐太宗选择接班人的问题就反应出来，唐太宗放弃了代表旧势力的长子李承乾和代表新生力量的吴王李恪，而选择了性格宽仁的各派势力都能接受的晋王李治，就是希望下一代能够继续坚持渐进式变革的路线，避免出现隋炀帝激进策略造成的统治集团内部的大分裂和大对抗。历史给了李唐王朝治本充分的时间，唐朝历经唐高宗、武则天，关陇集团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再历经唐玄宗废府兵、唐德宗立两税法和唐宪宗时期的古文运动，唐朝基本完成了大历史的转型升级，实现了隋炀帝和唐太宗的历史夙愿。以内藤湖南为代表的日本史学界把这一大历史转型升级称为“唐宋变革”。
二代接班的博弈选择
对当今普遍面临转型升级的家族企业来说，这一转型过程虽不及国家层面转型那样大的历史时间跨度，但如何处理转型升级与既得利益集团问题上却是本质一致的。然而在处理这一问题上，一些有能力的二代接班人却采取了激进的策略。
山西海鑫集团二代接班人李兆会在接手父亲留下的海鑫钢铁第一年，就完成总产值70亿元，实现利税12亿元，成为海鑫钢铁史上最好业绩。在良好的业绩支撑下，李兆会逐步将父辈时期的创业元老副董事长辛存海调离权力核心，又将前总经理五叔李天虎下放到集团下属的水泥厂。李兆会独掌大权后开始将海鑫的巨额资金投资到资本市场，开始了海鑫从实业经营向资本运营的转型。李兆会在资本市场同样取得巨大的成功，仅凭投资民生银行就套现超过10亿元，并以此进入胡润百富榜，成为山西省最年轻的首富;李兆会开始更加投入在资本市场，与钢铁主业渐行渐远。
李兆会这种对创业元老进行削弱、对主业进行切割的激进策略，在获得短暂业绩的同时激化了内部的矛盾和危机，毕竟资本市场的巨额资金投入需要依赖钢铁主业的供血，而钢铁主业最终的经营不善直接导致了海鑫集团资金链条的断裂，海鑫钢铁不得不于2014年6月向地方政府申请破产保护，海鑫帝国也随之轰然倒塌。如果李兆会读过隋唐史也许就明白，“长安”问题处理不好，“扬州”的事业也保不住，凭着自己的能力和业绩贸然对既得利益集团进行激进的削弱和切割并不是明智策略。
刘畅、陈春花采取的是唐太宗式的稳健策略――陈春花把这一唐太宗式的变革策略称为“走向水样组织”。一方面继续依靠新希望和六合原有的高管团队，另一方面通过新希望在东南亚的国际化扩张组建国际化团队，与国内商学院联合，在东南亚招聘青年精英回新希望中国总部进行联合培养，形成组织的新生力量对原本土的高管团队进行制衡。可以设想，未来一旦新希望国际化程度提高，国际业务版块逐渐接近甚至超过国内业务版块，新旧力量对比发生转变，再对原有的权力格局进行重组甚至替换将变得容易得多。
隋炀帝和唐太宗不同的历史命运在于他们进行组织变革与转型时面对的不是一个或若干个权臣，而是一个某种体制、阶层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对于权臣，历代接班的皇帝可以采用激进的打压和削弱策略。然而对于关陇贵族集团这一均田制、府兵制以及胡汉合一、文武合一的阶层代表，对这个利益集团的权力替代就意味着整个组织体制、阶层甚至文化的变革和更替，因而唐太宗式的依靠和制衡以徐图之的策略是最为稳妥的。
二代接班人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对原主营业务的处理并非“交给职业经理人来打理”那么简单，对准备接班或正在接班的二代们来说，接管企业后究竟采用哪种策略，首先要对创业元老进行评估，属于权臣还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表。如果是后者，那对于父辈时期的创业元老宜采取既依靠又制衡，既保护既得利益的存量奶酪不被触动，又培植新生力量的增量蛋糕，推动企业渐进式转型变革，才是最明智的策略。“民可载舟，亦可覆舟”不仅是一条治国规律，也是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中的一条经验法则。
关陇贵族集团
由陈寅恪提出，是兴于北朝，延至隋唐的政治集团。它以出自关陇地区的军事贵族为核心，本质特征是“胡汉一体”，附属特征是“出将入相，文武合一”。北魏、隋和唐皇室都出自这一集团。自唐太宗、武则天始以扩增科举制和渐毁府兵制以逐步瓦解之，至唐玄宗时期，关陇集团已不复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