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唐宋之际，湖湘文化兴起，邵阳文人名士渐多，他们刻苦自励，颖悟好学，广泛交游，增长阅历，中科举者也渐渐增多。无论是处于乡里，还是为官游历，他们都坚持礼智忠直的基本准则，注重名誉，坚守品节。其时又常有动乱，武夫悍将兴起，其胆略气概超乎常人，待朋友、乡邻以信义，为有恩于已者冒死报仇，誓死捍卫乡里，使百姓不受侵扰，血性刚烈，不怕死，敢任事，同仇敌忾，一致对外。此时的邵阳籍名人多笃于乡里事务，尤其致力于赡济宗族，详定制度，可谓是中国古代由贵族型家族制度向明清之际的普及型家族制度转型之生动体现。
[关键词]唐宋；邵阳；名人；精神特质
无论是在春秋战国，还是在唐宋元明，邵阳这座城市，首先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军事重镇。所以，一定程度上说，邵阳人身上有着汉文化的忠诚尽义、笃仁向善、开明好学、勤劳求富和少数民族的刚烈血性、坚毅果勇、喜抱团、重血亲，邵阳城市精神也烙下浓浓的地域特色。唐宋时期，是湖湘文化崛起中的一个重大转折时期，邵阳地域文化与地域精神在此时的发展属于一个承前启后的阶段，我们试以这一时期邵阳藉的几位名人为典型，来见识一下这一承前启后的文化发展阶段邵阳人精神风貌的特点。
一、明颖好学 重名尚节
二、尚气贵信 刚烈果毅
三、笃于乡里 赡济亲邻
这以李杰为典型。李杰知永州时，“出私钱买书万卷，以遗郡学”，又用任上的三年职田俸禄收入“买田于乡，为义庄，以赡亲族”。后来随着其官位愈高而“俸给益厚”，所买义庄之田也越多，视其原来之数增加“四倍”。他又觉得义庄之名太重，有沽名钓誉之嫌，而其内心只希望和李氏族人共同办好这个庄园，以造福李氏后人，因以“与吾祖之所自出者同”的名义，将义庄易名为同庄，并为之确定了详尽的收支办法：“以族子之贤者司之；视岁丰歉，量入为出；父行倍兄弟，兄弟倍姊妹，月计而季给之；吉凶二礼、赴举之官，则视服制为差等以给。”为保证同庄的独立运转，他告戒子孙说：“凡同庄所有，一豪（毫）勿私取，一力勿私役”。他的这些规定“严于有司之守”，“族人称便”，达到了预期效果。他“又于同庄完洁墙屋，祀其先世，使岁给之际，群族子拜列堂下”。 [3]（卷116，P1704）所有这些加强了家族认同感，在乡里中起到了示范作用。
四、余论
“中国古代家庭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魏晋隋唐时期的贵族型家族制度向明清之际的普及型家族制度的演变过程”，而唐宋则处于此转变的中间阶段，并为普及型家族制度的发端时期。[6]这一时期邵阳籍的李杰、周仪等士大夫和萧氏、李氏家族等多笃于乡里事务，尤其致力于赡济宗族，详定制度，可谓是这一转型之生动体现。
唐宋时期邵阳人之实际精神风貌，当然要比前文所述要丰富得多。如宋人《方舆胜览》卷26《宝庆府・风俗》引《邵阳郡志》“序”言本地之人还有“喜直而恶欺、节俭而不奢、朴直而不”等特点。若言唐宋邵阳人之精神具有多面性，当为不诬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