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龙场悟道之后，正德四年(1509年)于贵阳文明书院“始论知行合一”，开启了其“知行合一”学说发展的第一阶段。他在龙场彻悟了这样一个道理，人的本然之知是内在于人心的，要使人的本然之知升华为自为之知，只需向内用力而不须向外求得。从知(本然之知)到行(致的功夫)再到知(自觉之知)，构成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的最初框架和结构。
王阳明正德七年(1512年)年底升任南京太仆寺少卿，与徐爱结伴，从京师出发，沿京杭大运河顺道回浙江省亲。他们沿河船行一月有余，一路围绕《大学》宗旨讨论了很多问题，“知行合一”就是其中的一个重点，这一讨论显然使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前一阶段里，王阳明强调的是知必须通过行才能获得，行必须通过知的引导才能通达。他在龙场悟道中体会到的这个本心良知，必须通过依赖响应的功夫才能体会到。这里提出的“知行合一”主要地还是一种认知的工夫论。
在第二个阶段，对知行合一的理解深入了一层。王阳明更加强调“知”与“行”不分先后的问题，他反复强调“知”的同时就已是“行”，
行的同时就已在知。并非是先知了，又另立个心去行，也并非是先行了，又另立个心去知。只要不是被私欲隔断，人们的知行在时间上是没有先后之分的。这种没有私欲隔断的知，是真正的知，行是真正的行。一旦知了便是行了，一旦行了便是知了，用不着分两次(截)去用功夫。知与行是互为前提和条件的。可以做这样的理解：知以行作为存在的前提和条件，行也以知为存在的前提和条件。有知就必然有所谓行，有行就必然有所谓知。如同有上就有下，有左就有右，又高就有低，有南就有北，有东就有西一样，知与行是共居于一个矛盾统一体中的不可分离的两个方面，他们在空间上并居，在时间上并时。
一座城市，不能没有属于自已的精神。“精神”，是社会意识的最高层面，它是社会成员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创造的反映其整体利益和基本价值趋向或目标的价值观念和民众意识。
2007年12月29日，中国共产党贵阳市第八届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贵阳市委关于建设生态文明城市的决定》。《决定》第七部分第31条指出，要“积极倡导‘知行合一，协力争先’的贵阳精神，发挥其提升素质、凝聚人心、引导风气的重要作用”。至此，酝酿多年的关于贵阳精神的文字概括，终于以高度凝炼、涵义深刻的形式亮相筑城。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李军同志说：“一座城市具有什么样的精神，决定了这座城市晟终能走多远。”
将贵阳城市精神高度概括为“知行合一，协力争先”八个字，有其充分依据。
作为贵阳精神的“知行合一，协力争先”，不但具有时间原发性和历时性的特质，而且她业已成为特定的人类共同体的思想传统和心灵纽带。思想产生的时间原发性锁定在大约500年前，王阳明于“龙场悟道”之后，提出了他苦思良久的“知行合一”之道。“龙场悟道”和“知行合一”学说的提出，无疑使中国思想史的发展在这一时刻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作为贵阳精神的“知行合一，协力争先”，它是一种具有空间原创性进而向四周辐射的地域型思想文化。王阳明当年于贵阳修文龙场大悟“心即理”之道，“格物致知”之旨，次年又于贵阳文明书院“始论知行合一”。王阳明将自己心学体系的建构启动于黔中腹地，黔中腹地则因王阳明而承载了“王学圣地”的美誉。这件事看似偶然，实际上有着深刻的必然性于其中。单从地缘性因素上看，当时的贵州有所谓“三野之地”一说：一“野”为“朝野”之“野”，贵州远离政治中心；二“野”为“文野”之“野”，贵州远离文化中心；三“野”乃“荒野”之“野”，贵州远离经济中心。正是这个所谓“三野之地”，使王阳明方能“自计得失荣辱俱能白化”，方能滤却世俗纷扰而“以求静一”。这一地缘因素成就了王阳明思想在空间上的原创性由可能变成了现实。
“知行合一，协力争先”作为贵阳的城市精神，的确是伴随着民族的欢乐忧患、顺势逆境、甘苦辛辣历程的民族机体的心灵支柱。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自产生500年来，伴随着历史进程的波澜曲折和中华民族的兴衰，其或显或隐、或起或伏，但它始终未曾泯灭；历史上有很多人和事都作坛花一现了，但它却依然伴随和支撑着人们的心灵，从古代走入近代，又从近代进入到现代，近入到当代。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一精神必将永远成为特定人类的心灵伴侣，走入无尽的未来。
“知行合一，协力争先”作为贵阳的城市精神，虽然随着时空的延伸而不断有所损益，却始终能够反映一个民族相对稳定的本质特征和核心价值。一方面范导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另～方面它又通过特定人群的多重属性，深刻地体现出特定民族的、社会的本质特征和核心价值。正是由于它所具有的这一意义和品格，使得它毫无疑义地成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不可或缺的内在要素。
“知行合一，协力争先”作为贵阳城市精神，具有特别的重要意义。
“知行合一，协力争先”是一种崇高的社会理想。如果社会的人们普遍都树立起一种理想和目标并始终为这一理想和目标去不懈地努力和奋斗，那么，这样的社会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对于社会全体成员来说，都会显得愈加有价值和愈加有意义。要真正树立有价值的理想和目标，人的主体意识和主体道德意识的自觉性的开启显得尤为重要，“知行合一，协力争先”的城市精神对于“提升素质”、“塑造我们的理想人格”、开启人们的主体道德意识有着特别积极的意义。“现代工业社会出现的一个负面结果，是主体道德意识日渐丧失，作为异化的存在，现代人没有理想，没有信念，人云亦云，随波逐流，日益被物化而成为非人。如何重新开启主体的自觉性，塑造理想人格，唤起人的道德意识，避免人的物化，这是值得现代人深思的问题，而阳明的‘知行台一’说所倡导的从‘心即理’到‘知行合一’的价值追求，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知行合一，协力争先”是一种人格操守和精神境界，是做人的道德准则和具体的处世原则。对于尚处于道德底线之上的人们来说，“知行合一，协力争先”的人文精神则是一种教化，一种警醒，一种激励，“知行合一，协力争先”是人们实现其价值目标的方法论原则，是人们行动的指针和催人奋进的动力。
精神是现实的，但同时又是超越的，是现实性与超越性的统一。作为由时间的原发性和空间的原创性而衍升出来的、历经甘苦忧患并向周围辐射、不断有所损益而作为民族的稳定的价值趋向和心灵支柱的精神，在经历了由历史的现实性向现实的超越性的提升后，无疑使自身具备了兼有本体与功夫的品格，和作为特定的价值目标以及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论气质。这种品格和气质的每一次现实性表现所进发出来的巨大能量，都会使人类及其所依赖的世界朝着更加美好的方面，大大向前迈进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