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的金秋，人们以各种方式歌唱祖国，迎接祖国母亲六十华诞的到来。
笔者在贵阳市政协组织老同志练唱休息时，几次和曾经担任省工商联副主委、贵阳市工商联主委、贵阳市政协副主席的葛镇(以下简称葛老)摆谈，从而共同激发了坚信共产党的领导、坚信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和对祖国的情怀。
不忘国耻，不忘国难
葛老是浙江省宁波人，是从沦陷区逃难到贵阳定居的，今年84岁，经历国耻、国难，经历新旧社会两种制度。葛老对我说：“‘芦沟桥事变’后，日军对宁波狂轰滥炸。为了躲难，宁波城里百姓，清早挑着担子(一头装铺盖、一头装吃的东西)出门到离城一二十里远的乡下躲避日军轰炸，晚上回城，这样的防空袭生活达两三年。”
“在日本侵略中国前，我家作为手工业家庭，父亲在外跑业务，母亲手工编织金丝草帽，加工一顶草帽一块大洋，家中的积累逐年增多，修了5间楼房，生活尚好。自从日军对宁波狂轰滥炸后，加上汪伪汉奸敲诈掳夺，家庭中落，在死亡线上挣扎，母亲生下二妹，养不起送人，后来一直无下落，至今想起二妹总是心酸。我家三兄妹，我是独子，父母看到日军烧、杀、掳、抢的惨状，叫我投靠到上海一个叫应华庭的表兄学钟表眼镜业务，在上海实习一年多。上海沦陷，企业每况愈下，表兄介绍我到重庆投奔周全康经理开办的亨达利钟表眼镜行。无论在哪里，我都刻苦学习钻研、虚心请教。得到经理和师傅们的支持。那时，重庆亨达利钟表眼镜行有员工三四十人，开了两个店，还在贵阳开了分店，贵阳分店有两个车间，二十多人，开始是何莹清负责，因他开了自己的派克钢笔公司，周经理发现后动员他退股，分店改由应恒炳负责。1946年底，周经理派我到贵阳分店担任出纳和手表库的管理。”
葛老谈到这里时，我打断了他的叙述。我问葛老，“当时，既然亨达利钟表眼镜店在贵阳规模最大，为什么解放后这个店突然消失呢?”
葛老接着说：“新中国成立时，重庆、贵阳仍在国民党的统治区域，贵阳亨达利分店，刚解放时一直不开门营业，经理应恒炳陆续解雇员工，自己也开了大东钟表眼镜店。故在1950年以后在贵阳看不到亨达利招牌。”
一夜间成了资本家
葛老说：“贵阳亨达利钟表眼镜店歇业后，我和内弟先是各自摆摊设点，继而又把商品合拢来开了金刚钟表眼镜店，由我任经理。由于我懂得钟表的修理，业务熟悉，获得顾客的信任，上门的顾客较多，业务逐渐扩大，我的资金发展到2，735.75元。在当时区分阶级成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人民政府在区分民族资本家和‘三小’时，视我为年轻的工商业者，一夜之间变成了资本家。”
“听跟走”无悔
葛老说：“‘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工商业者的必然选择。我在‘三反’、‘五反’中认清了形势，受到了教育，提高了觉悟，得到党和政府的信任，作为工商界的青年代表参加贵阳市青年联合会，担任该会副主席、省青联委员，后来又参加百货业同业公会，组织工商界100多名青年到参加植树造林和疏通水沟等有益的义务劳动，经常上街宣传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参加爱国运动和捐献活动。尤其是学习毛主席在党中央召开的全国工商联执委座谈会上的指示‘工商业者要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以及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和报告，加深了党对私营工商业改造方针、政策的了解。不但自己申请，而且发动钟表眼镜行业同行参加公私合营，金刚、大东、中兴、大西洋、德仁、可明、美星、上海、青年、光明、鹤鸣等15家钟表眼镜店(行)分别于1955年23日和24日申请与贵阳钟表联营公司一起参加公私合营。经贵阳市财委同意，市工商局批准，于1955年12月31日召开公私合营贵阳钟表眼镜店成立大会，1956年1月1日正式对外营业，我为私方经理、市工商局颜绍基为公方经理，邱松年、岳德仁、应恒炳、郑善丙为副经理。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向前推进，公司合营贵阳钟表眼镜店在企业改造和人的改造上不断推进，业务不断得到发展。1956年1月合营时，营业额为19，500元，8月份任务数为78，000元，月月超额变成任务，营业额逐渐上升，显示了生产关系改变后公私合营企业的优越性。”
“由于贵阳市工商界青年工作突出，我被推荐出席全国工商联青年工作积极份子代表大会，贵州省组成代表团，莫百祥和我分别担任正副团长，成员有罗民生等，在北京受到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聆听了陈毅、李维汉、廖承志等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受到极大鼓舞。回来后组织了传达学习，使工商界广大青年受到了教育。”
“1957年，全国开展反右整风运动，市工商联成立反右整风领导小组，由主委冯程南任组长，我任百货棉布公司反右整风小组组长，开展了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宣传动员，当年整风反右势头猛，运动大概半年时间，运动结束后，我戴着大红花下放到眼镜厂劳动，在厂里进行了大量的技术革新，生产模具、翻砂，研制眼镜新产品，多次获得奖励。”
“1962年，合营钟表眼镜店所属分店分别划到云岩区和南明区，我从工厂回大十字中心店任副经理，主持全面工作，书记是刘玉林。为搞活企业，在允许跨行业经营的政策指导下，我到广州骑着自行车到厂家订购自行车、缝纫机、钟表等，打好包，办理托运运到贵阳，从而改善了企业的经营，营业额和国家税收稳定增长。”
“1964年，‘四清’运动时，我和书记都靠边站，四清工作组在中心店把我和书记挂起来，批判我们搞资本主义经营，不允许和职工接近。当时心中难受，总感到一心一意抓生产经营、没日没夜地在广州组织货源，促进了中心店的发展没有错。四清工作组要我写检查，被我拒绝。我说：‘经营管理、账目、进货等多个环节有据可查，是经得起考验的，没有什么检查可写。’他们拿我没有办法，只好罢休。紧接着是文化大革命，造反派把我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漏网的右派、反革集团成员批斗，关进牛棚，下放车间劳动，同时指派我负责广告美工、写标语，写毛主席语录等。到了1968年，中心店光学镜片研磨机是解放前从重庆运来的，使用了几十年，不能再使用了，这一机子是从德国人手里买过来的，国内没有该设备，请有关院校来修理几天，先后都辞了。配制眼镜离不开这个设备，造反派最后找到我想办法解决，我日日夜夜赶制几十张图纸，并依图纸制木模，到冷暖厂加工，得到该厂工程技术人员的好评和大力支持，历时两年，一共10台，一次组装成功。当光学镜片研磨机安装到新厂房投入生产后，其工效提 高了8倍，受到商业部表彰。”
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是八路军义务交通员的我的爱人，受到株连，她想不通得了病，我在医院陪她50多天，终因病重离开了人世。在“文化大革命”的岁月里，我看到一些老干部、老共产党员同样被关牛棚，被纠斗，我坚信共产党的领导，相信会停止文化大革命无政府状态的，精神始终没有垮，反而还唱歌，在单位视我为牛鬼蛇神，出去后与工商业者毛铁桥、莫百祥、秦元珍等老朋友在一起分析形势、互相关心和鼓励。
尽心竭力为“四化”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轨道，国家进入了以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新的历史时期。我也被平反，恢复名誉，重新回到大十字钟表眼镜中心店经理的位置。我怀着“老牛明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的迫切心情，‘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充分发挥自己的专长，大胆管理，大胆创新，用经济手段管理企业，用制度管人，在大十字钟表眼镜中心店推行绩效工资，按照岗位、职务、技级定分，通过考核和民主评议定分，死分活值，确定基本工资，加效益工资，多劳多得，克服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和平均主义，调动了员工生产劳动的积极性，企业的营业额不断上升，经济效益年连翻番，上缴国家税收年年增长。我本人1983年分别被评为市级劳动模范和省级劳动模范，还获得贵阳市的科技进步奖。被推选为省工商联五、六、七届副主委、贵阳市工商联六届副主委。从1984年起，市委统战部刘文彬、董玉承两任部长都到企业来做工作，要我调入市工商联工作，企业不放人，承诺留我当终身经理。后来根据工作需要最终于1986年调到贵阳市工商联任专职副主委、并兼省工商联副主委和市民建常务副主委，1990年当选市工商联第七届主委和贵阳市政协第八届副主席。”
“我曾是贵阳市第二届至第八届人大代表，贵州省第六届至第八届人大代表，省人大财经委委员和主席团成员，省政协第四届委员。在市工商联期间，先后三次出席全国工商联代表会议，荣幸地受到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说到这里，葛老脸上露出了会心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