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军工厂里的故事
1971年12月我参加工作。差几天到16岁生日。5708厂位于花溪磊庄，离贵阳40公里，厂房林立、绿树成荫。曾经十分辉煌。可惜已政策性破产。
进厂时4个人住一间宿舍。同室师傅东西太多。不愿意搬动，我就主动住上铺，一睡就是3年。三楼顶层没有隔热板，热得难受冬季窗玻璃上冻起冰花，冷得透心。一天夜里放在床头的蚊香将枕巾点燃，满屋飘烟，被师傅叫醒还朦朦胧胧。
刚到电渡厂房，见地上堆着一个个铁桶，上面印着骷髅，几十个大大小小的槽子里荡漾着各种化学溶液：工人们穿着灰绿色的防护服，戴着帽子、眼镜、口罩，还有胶手套、水靴、长围兜，站着不敢乱动。表面处理工种多与化学毒品打交道。一次污水处理不好，毒死了农民的5头牛。工友也有被酸碱烧伤的。当时用大铁桶装烧碱，很硬。需砸碎后才能使用；我抡大锤，师姐掌钢钎，配合默契。
厂里管理严格，请假很难，特别对学徒工。每月派车送贵阳学工回家一次，后来改成半月、一周。十几台解放牌大卡车，几十个人挤在一起，无所谓超载，不知道危险。冬天冰天雪地，轮胎捆上防滑链条，也要回家。
那时正处于“文革”时期。几个师傅被厂里办学习班，许多人不敢与之来往，见面连话也不敢说。我很同情他们，照常说笑。一师傅患肺结核病，大把吃药，有的学工和他讲话时脸侧朝一边，担心传染。我从来都是正面接触，怕伤害人心。后来体检时发现肺部有钙化点。
1973年6月的一天，夜里出来散步，走到车队见一辆小卡车停在修理班，一时心血来潮。3个17岁左右不懂事的学工将汽车推出来，然后一人管方向盘、一人管刹车，争相着发动起就往高炮营方向冲去。我坐在驾驶室右侧最边上，心想要是翻车就跳出去。开出不远遇上爬坡，车就熄火了。开始厂里认为我们几个想投敌叛国，盘问并调查了许久，认定我们只穿背心，既没带行李又没穿外套，这才罢休。现在想来不可思议，可那是“文革”时期。同宿舍的一名学工水靴被弄脏了，也说要用阶级斗争的眼光来看待这一问题。
车间办了一个以电渡厂房为试点的学工学习班。有一次在车间大会上，主任在台上说：有的人七、八个在一起开黑会，商量用斧头、匕首来想干什么?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是硬的!当时我想这是谁呀，这么大的胆。谁知一回到家里，母亲就焦急地询问我。原来车间党支部派人来，说我们好几个人准备要用斧头、匕首来摧毁这次学习班，所以学习班也不敢办了。听到这个消息，我顿时气得说不出话来。母亲第一次为这个“不争气”的儿子流下了眼泪。回厂后在学习班上，我气愤地问他们为什么造谣中伤，只听主任一个“好”字。第二天便被护送回家。不让上班了。后来才知道，我们一群学工在宿舍里闲聊，说到贵阳“南霸天”打群架的情形，被入门外偷听上纲上线了。
1974年11月，厂革委会审批同意一批学工按期转正定级。有一天，为工友抛光自行车护链盒上的不锈钢装饰条，被厂部机关一科长看见。叫我交给他，没交。把车间主任叫来。我还是不交。主任脾气本身象大炮，结果跑到厂革委会。说我顶撞领导，干私活。要求延期转正。我的名字便从学工转正定级名单中划掉了。
我没有屈从，而是据理力争，包括写大字报。我历来工作认真负责，技术过硬，一些工艺上的小发明前几年还在使用。群众基础好。给一师傅买耐火粉没东西装，脱下外衣包回厂。在大家的支持下，厂革委会组成调查组。1975年8月终于撤销延期转正决定。补发工资后，开后门买了两块全钢25钻上海牌手表，自己一块，给二姐一块。不久当上组长，负责整个电渡厂房的生产作业。
文革时物资匮乏，什么都要票。工厂小卖部里点心只有大众饼干、糖条、山楂片等几种。抽烟喝酒都凭票供应。刚进厂时，每月十几块钱的工资，除去吃饭，所剩无几。曾经有次从磊庄走路回家，到花溪后有客车，到贵阳要3角钱车费，也没钱买。几个人打伙买一瓶啤酒，刚喝一口，象马尿不喝了。青杠子等代粮酒更难下咽。偷着抽烟，见师傅来赶紧往窗外一扔。一只烟便是人情。有人不愿意发烟给大家。在一起想抽。又熬不过别人，于是拿出烟盒抽出一支。将烟盒捏扁，随手往地上一扔。大家认为没烟了，过后再捡起来，其实里面还有几支。开始骗得了人以后也就不行了。到食堂打饭，一伙人敲着盘子、饭盒。5分钱一个的白菜，2角5分可以吃净肉，好在不搭杂粮。常常一回家就花光钱，回厂后吃糖泡饭。从事有害工种，每天有3角钱的伙食补助。臭肉炸干来吃。死牛也买来改善伙食。一天见宿舍地上一脸盆倒扣着，好奇地打开一看，一只黑毛大鼠泛红的双眼恶狠狠地盯着我，赶快盖上，后成为他人盘中餐。
在食堂当管理员时，有几百号人吃饭。半夜2点钟叫醒几个工友，来食堂帮忙做馒头，纯粹尽义务。老鼠很多。帮厨的一个青工为打老鼠落在洗菜池里。带着手套抓老鼠。在淘米用的箩筐里，一手一个。生了许多蛆虫的醋也舍不得倒掉，用纱布过滤一下照常使用。在食堂时从不占便宜，即便物资匮乏而库房钥匙就在手中。
第一次从吉林出差回来，买了满满两包东西，下火车时还得请人帮忙扛上肩。1977年元月到北京，3元一只烤鸭赚贵。过几年又到北京，7元一只烤鸭还是赚贵。在沈阳火车站，买了一斤糕点准备带上车，迎面走来两姐妹，拉住我，说钱被偷，母女三人已饿了两天。我怕上当跟着来到候车室，见老大娘果然在看行李。我给了5元钱，又把手上的糕点也给了她们。
上世纪70年代花溪区缺粮，我厂派车到织金一粮库去拉米。每人提一把冲锋枪，满满几梭子子弹。我给其他基干民兵说，万一有饥民来抢粮食，反正我是不会开枪的。三岔河是用船将卡车渡过去的。途中吃饭，那肉臭得要命。有次在厂里值勤，一民兵将枪口对着人开玩笑，幸而被制止。结果走火一枪打进墙里。毛主席逝世时担心阶级敌人破坏，持枪值班，夜里被蚊虫放肆叮咬。在广场参加追悼会。每个单位都送花圈。我厂做了个很大的花圈，全扎白花，用不锈钢做了两架飞机，镶在花圈上。伟人去世每个人都是真心悲痛。
娱乐生活象满街穿中山装一样单调。厂里发的劳动布工作服洗得干干净净。当成时装穿。油然而生工人阶级主人翁为国家作贡献的自豪感。不准打麻将，没有歌舞厅。晚上打着电筒抓田鸡、摸黄鳝。看露天电影，早早的就把椅子搬到球场，占据好位置。8个样板戏翻来覆去也看不厌。几副朴克放在一起打“炸弹”，手都抓不下。35个“K”，56个“9”，输了贴纸条，画花脸，做俯卧撑。爬在地上起不来，大伙笑翻了，还不停地叫嚷：“还差25个”!
1978年考大学，厂里晚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