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强制遣送回墨西哥的哈维尔在自家的酸橙林里。
哈维尔・费洛雷斯被刺耳的电话铃声吵醒，他从自己当作睡床的吊床上撑起身子，在脸上浇了点凉水，套上仅有的长裤。22天前在下班路上被两名美国移民局官员拦住时，他穿的就是这条牛仔裤。几个星期过去了，这条汗水浸过的牛仔裤变得硬梆梆的，在酸橙树林里沾到的泥巴也结了块。哈维尔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跌跌撞撞地走向电话，电话是从他在美国俄亥俄州阿克伦市的家打来的，那儿有他抛下的妻儿。哈维尔从电话里可以听出来，他们正在吃早餐。
被遣送回墨西哥的22天以来，他的每一天都是这样开始的。“早上好。”31岁的哈维尔说，没听到人应答，他更大声地问：“早上好？”他能听到电话那边有类似勺子碰撞饭碗的叮当声。“喂喂喂？”他又问。终于听到妻子说话了。“喂？”她说，“喂喂，听得到吗？”哈维尔试图回应，但妻子听不到。几秒钟后，电话挂断了。
2002年，哈维尔第一次离开墨西哥南部的贫困乡村去美国，当时他为父母买了这部电话机。人口只有900人的密克斯村没有手机通话服务，也没有邮政服务，更没有接入高速宽带。在美国俄亥俄州生活的13年里，哈维尔与父母只有靠固定电话联系，此刻与妻子和4个拥有美国国籍的孩子联系也是。
去年6月，哈维尔还看到奥巴马总统在电视上保证，不再遣返某几类非法移民。总统及其幕僚说，他们将绕过国会，通过发布行政命令帮助那些没有犯罪记录并育有美国国籍孩子的人，也就是像哈维尔这样的人。“说的就是你啊！”一位倡导放宽移民政策的人士当时这样写信给哈维尔。即使已经被美国政府下了驱逐令，哈维尔仍相信属于自己的奇迹会出现：他能继续和4个分别才10岁、7岁、4岁和9个月的孩子在一起了，他能继续在门窗厂工作，还在那里管30个人，每个月向美国政府纳税850美元。
然而，日历从7月翻到11月，哈维尔始终没有等到撤销遣返，还是被遣送回墨西哥最穷的州。
“哪位？”接电话的是7岁的女儿罗西欧，“是爸爸？你在哪？”
“是我，”哈维尔说，“是我打来的。”
“什么，喂？”罗西欧问。
“是我打来的。”哈维尔重复。
“喂？”
“是我，是我啊！”哈维尔叫喊着，但他只能听到拨电话的声音。
哈维尔在餐馆的厨房和鸡肉加工厂干了13年，用这么长时间追寻他初次来到美国时怀揣的梦想：在郊外买一套四居室的房子，门牌上刻着他的姓氏;家里有一辆福特F-150皮卡车;全家是俄亥俄州阿克伦市动物园的家庭会员。可13年后，他被美国政府拘留了一星期，又带着手铐坐了3小时飞机被遣返回原籍。
生活从希望的高峰落回绝望的低谷。返回墨西哥的第一天，哈维尔就被迫接受施舍，一家非营利组织给他买了一张回家的公共汽车票，那是回家最便宜的一条路径，车程38小时。第二天，他打电话给妻子，妻子说担心钱花光，把原来租的房子退了，搬到一个朋友家寄宿，在那儿，她和4个孩子挤在一间房里。第三天，门窗厂的老板不再回复哈维尔的电邮。第四天，哈维尔回到密克斯村，那里的家人聚了聚，他第一次见到了两个姐夫、4个外甥女和3个外甥。现在是第22天。哈维尔的家人还在尝试理解他到底为什么回来。他的父母很少离开村子所在的瓦哈卡州，更别说墨西哥了，他们不明白美国移民政策的细微区别。
父亲再次问哈维尔，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这么说，他们这次就是强迫你离开了？”
“因为我是非法过去的，”哈维尔告诉父亲，“因为我穿越了沙漠。”
“你没有做过别的什么事吧？”父亲问，“除了那个没别的了吗？”
“没有。”
母亲仍然不能完全相信，问哈维尔：“你没偷过东西吧？”
“当然没有。”
姐姐问：“你喝醉了？”
“我不喝酒。” 哈维尔（右）正在和留在美国的妻儿打电话，他的父母和弟弟则在一旁看电视。这个墨西哥小镇上没有手机信号、没有互联网、没有邮政系统，座机电话是哈维尔与妻儿联系的唯一方式。 回到老家后，哈维尔每晚就睡在这张吊床上。如今他的日子大部分时候都是在等待中度过的，等着母亲做饭，等着天气放晴，等着酸橙快点成熟，等着想出回到美国与妻儿团聚的办法。
2011年，哈维尔因驾驶牌照过期的车而被警方发现他非法移民的身份，警方便把这一交通案件移交移民海关执法局。为了结此案，哈维尔不得不签署一份文件，承诺一年之内离开美国。几年过去了，哈维尔却并未离开，那期间他还过得不错，家里又添了小孩，自己又升了职。移民政策已有所转变，不过过程非常缓慢。直至去年夏末，奥巴马总统宣布了一项重大举措，说他会绕过国会发布一项赦免部分非法移民的行政法令，那是奥巴马政治生涯中最大的一次冒险。但后来，政敌借此威胁要弹劾奥巴马，一些盟友也担心自己受牵连。所以，奥巴马最终宣布了另一项更“温和”的移民政策，说会推迟原先的行动。他的助手澄清，移民政策还是会变的，不过那是以后的事。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哈维尔乘飞机被遣送回新拉雷多市，然后乘巴士穿过墨西哥，坐在卡车的车斗里，沿着泥泞的道路，一路颠簸回到老家密克斯村。对哈维尔而言，村里似乎一切都未改变：还是那个教堂、还是那所破烂不堪的学校、浑浊的小溪、满是碎石子的小路。在密克斯村，哈维尔只剩下一件事可做――那件事是他当初离开这个村子的最大理由――一天早上，他拿着一把砍刀，和父亲走入酸橙树林。 哈维尔（右）与父亲和弟弟一起外出干活。
从家里出发，哈维尔的父亲通常要徒步走大约3公里山路，才能走到酸橙树林。但那天，一位朋友开车送了他们一程。哈维尔与父亲、弟弟爬进了一辆破旧卡车的车斗。车开在通往山顶小城的路上，路坑坑洼洼，车颠簸着前进。一不小心，卡车陷入了泥浆，他们只好下来推车。一群牛挡了车的道，朋友按响了喇叭，等着牛群离去。接着卡车翻过一座高山，开入山谷，137棵酸橙树便映入眼帘。哈维尔一家人的生活就靠这片果林。哈维尔的祖父83岁高龄还去果园采摘果子，他父亲一生都在这片林子里劳作。15岁辍学后，哈维尔在果园干了两年活。直到有一天，他开始觉得酸橙的气味反胃，当哥哥问他想不想爬进陌生人的车里溜进美国时，他只有一个肯定的回答。
“我们开始干活吧。”父亲说着，背起一包化肥，脱掉凉鞋，赤脚走进果林。
“您怎么光着脚？”哈维尔问。
“我的脚熟悉这片林子的每一寸土地。”父亲回答。
在俄亥俄州，哈维尔所在的门窗厂的工人们每工作两小时休息一次，在有空调的休息室里，吃一些免费的饼干，看看电视。作为厂里的主管，哈维尔带着步话机，负责在每次休息结束后叫所有工人返回生产线工作。哈维尔可以通过工厂的扬声器听到自己用英语发布命令的声音，只有在那个时候，他才觉得自己最像是美国的一分子。
看到哈维尔在树荫下休息，父亲也走了过来。当年，两个年长的儿子决定离开家去美国，这消息把父亲击垮了。父亲花了一个星期试图改变儿子们的心意，他们难道不懂和爸爸、叔父、表兄弟一道工作有多重要吗？父亲一直满足于有规律的日常生活，满足于了解自己生活的精确参数：镇上有987人和47辆车，他拥有26只鸡和两头牛。这些年来，每当儿子们从美国打来电话，父亲总是提及被他们抛之脑后的那些零零碎碎：母亲在炉灶上烙的玉米饼，收工后给人松快之感的冻椰奶，以及分布在方圆400平米内的14位亲戚。“一家人本该住在一起。”他告诉儿子们，哈维尔刚回来时老人感觉松了一口气。此刻，他开玩笑似地踢了一下哈维尔的腿说：“在美国变懒了，当大老板了吗？你太悠闲了，我们才刚刚开始劳动。”
他们回到家，电话铃声已经响起，“她今天又打电话了，一直在打。”母亲说。哈维尔早已料到是谁，他接起了电话，“爸爸！”电话那头是海蒂，哈维尔回来的第一周，她几乎每隔10分钟就拨一次电话，后来哈维尔实在没辙，只好让电话一直响着。海蒂才4岁，还不会怎么聊天。哈维尔和妻子玛丽露结识于门窗厂，她婚前已有两个孩子，婚后又生了两个。之前，玛丽露上晚班的时候，哈维尔就在家独自照看孩子，准备晚餐，督促孩子写作业，哄他们睡觉。9个月大的小女儿最早入睡，两个大孩子都很听话，通常自己回屋睡觉，4岁的海蒂最粘人。海蒂是哈维尔的第一个孩子，为了她，哈维尔学会了朗读英语儿童书籍。
“爸爸，你在哪呀？”
“我在很远的地方，宝贝，很远。”
“回来吧。”
“我也想回去，宝贝，但是太远了。”
自从哈维尔被驱逐出境，家里的每个人都各自承受着不同的苦处。妻子白天除了要照顾孩子，还得按时按点去门窗厂上班，每晚只能睡2小时。她精疲力竭，没法给孩子喂奶，廉价的奶粉让小女儿胃疼，一疼就整宿闹腾，一闹腾就把大家都吵醒了，因为一家五口如今都睡在一个房间。
电话里女儿的哭声令哈维尔焦躁不安、伤心欲绝。在亲身经历之前，哈维尔看到过很多家庭被驱逐出境。玛丽露的前男友，也就是另两个孩子的父亲，2005年因酒驾被捕，随后被遣送回墨西哥。那是个没有责任心的父亲，回国后从未打过电话。然而，门窗厂的男人们很快过来安慰玛丽露，给她买衣服或者带她吃饭。哈维尔看在眼里，他也是那些男人中的一个。
白昼将尽，薄暮降临，无所事事的哈维尔朝一家网吧走去。网吧就是一间小屋，有6台破旧不堪的电脑，网络信号断断续续，但这里是镇上唯一联网的地方。哈维尔登录脸谱网，打开了哥哥的空间。哥哥一直是他在美国最亲密的朋友。在进入门窗厂之前，他们结伴去的美国，在德克萨斯和南加利福尼亚干着相同的活。哥哥的空间有更新：“在上班。”“唉！”哈维尔长叹了一声，抬头看了看时钟，琢磨着俄亥俄州厂里自己管过的班组也快下班了。接下来的几分钟，他在网上搜索自己曾经做过的窗户图片。
“有82个不同种类。” 他欣赏着一张图片说道。
“全美国最好的玻璃。”他说着点开了另一幅图。
起初，门窗厂与鸡肉加工厂或餐馆后厨并无差别，不过是换成了经常加班的流水线。只要工作不掉队，没人质疑他的身份。哈维尔的第一份工作是按规格切割木头框架，每两分钟更换一次尺寸，这也是厂里要求最苛刻的工作之一。哈维尔善用锯子，两年后被老板安排监管框架工，6年后升职，管理生产线。每一班组有370扇窗户的任务量，哈维尔监管的那一组通常能完成425扇。 但在哈维尔心里，每扇窗户精致优雅与完成目标同样重要：框架线条要平整，玻璃要精细而结实。他给窗户拍了照，在手机里存了几十张。他的薪水大涨，在郊区租得起房子，窗户是他们厂生产的――客厅里的两扇超大款是他对这套房子最为倾心之处，可以摆弄滑动嵌板和百叶窗，决定让多少阳光照进来。窗户给人一种舒适感和归属感。人们凭窗而坐，是为了以最舒服的距离望世界，对外部因素作出评判，并掌控它们。
有一次，哈维尔说起他的窗户，父亲听后感到惊奇、纳闷，问道：“用一辈子的积蓄买些木头和玻璃吗？”哈维尔想让父亲明白，于是拿出手机给他看工厂里拍的照片。在他家的客厅里，哈维尔看到的是安全和舒适，但在父亲的眼里却是其他东西。“金色笼子。”父亲说。这个词代表窗户，有时候也用来形容美国。有栅栏，需要操控，像个金色笼子。
密克斯村的夜晚意味着倾盆大雨、蚊子成群、漆黑一片。现在，哈维尔打着手电筒来到电话机旁，准备打今天的最后一通电话。电话响了，哈维尔知道是玛丽露打来的。晚上是打电话的最好时机，孩子们睡了，房子里安安静静，说话时没有打扰。
“孩子们怎么样？”哈维尔问。
“他们很好，你为什么总是打听孩子？不打算关心关心我吗？”她问。
“对不起。”他道歉说，玛丽露没等问就已经向他倒起了苦水。这一天仿佛另一场灾难，连续第22个糟糕的日子：两个小时的睡眠，大儿子学校老师的电话，食物救济站的手续问题，哭哭啼啼的小女儿，疼痛发炎的喉咙。自从哈维尔被遣返，这就是他们晚上通话时聊的话题。在一天当中，玛丽露的烦躁逐渐聚积，晚上聊天时哈维尔觉得自己仿佛在竭力拆弹。
“你付出的太多了。”哈维尔对玛丽露说，声音里透着温柔和敬意。
“我不知道自己一个人还能撑多久，”玛丽露说，“每天都觉得心里堵得慌。”
两人又开始商量让哈维尔回美国的可行办法。找蛇头帮忙要8000美元，他们拿不出这笔钱。也可以尝试自己偷渡，穿过沙漠回去，但是避开边界巡逻队和躲过掌控走私通道团伙的可能性有多大？“要么死要么被抓，钱都会打水漂。”哈维尔说。或许玛丽露可以带孩子们来墨西哥，但他们首先得有护照，还要有买5张机票的钱。
挂掉电话，关上手电筒，房间陷入黑暗之中。哈维尔躺在床上睡不着，家人最后一次赶来见他的情景在脑海里浮现。
哈维尔刚被移民局官员拦下就立马在卡车里给玛丽露打了电话，而她二话没说就把孩子们塞进一辆汽车，往他所在的地方赶。他们到的时候正好看到哈维尔被押进一辆政府车的后车厢，接着车就开走了。玛丽露和孩子们跟在车后追了一会儿，心里越来越恐慌。玛丽露拼命按喇叭，而孩子们则不停地喊着爸爸。但哈维尔没有听到，也一直没有回头。家人来跟他说再见，却没赶上，分别的第一天就是那么开始的。
午夜已经过了很久，第22天过去，第23天到来，而哈维尔仍然无法入睡，迷糊了几分钟就醒了。大雨倾盆，声声震耳。墙壁上没有窗户，涌入的雨水淋透了他的衣服。他从吊床上挪到地上，又挪回到吊床，等着黑夜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