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炊烟扭动着诱人的腰身，从我家的屋顶袅袅升起，也就到了故乡掌灯的时分了。
我们村里用上电灯很晚，从小学到初中，陪伴我学习生活的一直是一盏煤油灯。灯放在灶台和炕头之间的沙脸子上。多少个夜晚，我就趴在沙脸子上做作业。娘晚上好像总有干不完的活：纳鞋底，撕棉花，搓玉米，做衣服。直到高中毕业，我没穿过买的新衣服，所有衣服不是大哥穿旧了的就是娘自己缝制的。每次量体裁衣时，娘都要让我嘴里含上一截草棍，也不知什么讲究。娘做针线活时，煤油灯影里，总有两只蟋蟀此起彼伏的陪着弹琴。我能听得到它们的琴声，但我从没有见过它们，娘也从不允许我们去捕捉它们。娘常说，一个好人家，屋里总要有燕子垒窝、蟋蟀唱歌。
“太阳掉到窝了，粘粥馇在锅了。”村西头的韩老五在映满晚霞的水湾边朝着我们唱着。若在往日，我们总要喊：再来一段！但今天我们兄妹几个真的是有点饿了。循着幽幽的饭香跑进家门，娘已把晚饭做好。我干脆爬上炕，探着头看锅里做的啥饭。锅盖一揭开，热气从锅里升腾起来，弥漫在如豆的灯光周围。隔着跳动的灯花，我看到娘用铲子铲锅沿上贴的高粱饼子，箅子上蒸的是红薯，红薯边上是一碗虾酱咸菜；箅子被娘端上来，锅里馇的是白豆粘粥；旁边是早已拌好的一盆黄蓿菜。这就是我童年时每天的饭食。娘挨个给我们舀上碗，等她最后一个给自己盛上时，我们已经呼呼啦啦开始喝稀粥了。
“娘，灯太暗了，看不见，闷得慌。”我说。弟弟妹妹也跟着嚷嚷。
“要那么明快干啥？又吃不到鼻子眼里去。”娘没有让步。我知道，她心疼那点灯油。家里煤油灯灯光的大小一直由娘掌控。对她来说，这和卖鸡蛋换来的钱如何支配一样，是个原则问题。
冬天夜长，小煤油灯就总是熬到很晚，爹当时是村里的民办教师，娘是大队的支部委员、妇女主任，时常有学生家长或大队干部来。记得一九七五年，整党工作队住进了我们村。邻居们极少来串门了，因为经常有工作队员来我们家找我娘谈话。那段时间，家里的煤油灯格外明亮起来，而且总是亮到很晚。那些人一出门，娘就叹气：“他们让我揭发老支书。人怎么能失了良心呢？到哪里去找这么好的支书啊？”不久，老支书真的被整倒了，听说娘因为“不配合工作”，也挨了批斗。村里的党员人人自危。但母亲好像极力不让我们知道这件事。我问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娘就说，咱家的灯火能认人。来人一开门，是好人，灯火就会点点头；是坏人，灯火就会摇摇头。可是我看了老长时间，也没分清开门时灯火的晃动到底是点头还是摇头。
整党队终于撤走了。家里的煤油灯又变得灯光如豆了。老支书又官复原职了，邻居们来串门的又多起来。每次一有灯花张结，娘就显得特别高兴。灯花啪的一声爆响，串门的说：“灯花爆，喜事到。明天又要有喜事了。”我问：“灯花爆为啥就有喜事呢？”娘说：“咱这地方，谁家灯草结灯花，谁家就有喜事了。那年冬天，有天晚上家里灯花啪啪响个不停，第二天，我在村西头的大柳树下就捡了一个儿子。你说是不是喜事啊？”娘和邻居都望着我笑起来。
大柳树下能捡到儿子，我对此将信将疑。但我知道我的生命就是伴着灯花而来的。灯花始终是娘心中快乐的结。
我开始观察起灯花来。我发现油灯的灯芯总是在我不经意间结花，小小的，亮亮的，如刚刚开放的桂花嫩蕊，在那苦难的夜晚绽放出幽静的橘黄，异常美丽。书读得多了，我知道灯花很早就摇曳在我们民族的诗书里：“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是赵师秀的灯花，那么闲适；“胡马嘶风，汉旗翻雪……夜无眠、灯花空老”是时彦的灯花，那么峥嵘；“谁翻乐府凄凉曲，风也萧萧，雨也萧萧，瘦尽灯花又一宵”是纳兰性德的灯花，又是那么缠绵。但这些都比不上我故乡的灯花，那是有香气的、带着欢快的脆响、有绵久温度的灯花。
我考到利津二中上高中时，娘在里间屋为我搭了张床，并用砖垒了一个土台子，为保护我的眼睛，专门买了一盏罩子灯。罩子灯亮多了，这盏灯又开始陪伴我一夜夜地苦读。娘在外间仍然用着那盏小煤油灯。
高考后的一个夜晚，我在里屋看张承志的小说《北方的河》，娘叫我过去给她认针，说：“老了，眼花了，咋也认不上针。”这时，灯花突然“噼噼剥剥”响起来，娘突然开始不住地抹眼，满脸的欣喜：“灯花这么个响法，是说……俺孩子考上了？俺孩子考上了！”望着灯花里的娘，我的眼里模糊得只剩下一片慈爱的光晕。
第二天刚吃完早饭，我的一个同学就送来了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从此后，我也就告别了煤油灯。后来村里扯上了电，煤油灯彻底退役了。娘把煤油灯擦了又擦，小心地装在一个纸盒子里。我说：“都用上电灯了，还留那破玩意干啥？”娘说：“说不定哪天停电就又用上了。电灯亮堂是亮堂，可就是结不出灯花来呀。”
母亲去世了，老屋里的东西都被嫂子“接管”了，那盏煤油灯也就不知所踪了。
后来，再也听不到脆亮的灯花响了。在那个黑暗的世界里，也该有那盏灯伴随在母亲身旁，因为，我分明又看见一朵灯花在跳动，将一颗心摇曳得酸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