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去年初夏，我曾去过一次庄河的海王九岛。正当惊叹大自然鬼斧神工时，不期而至的历史却给了我当头一棒。
那是在登上大王家岛一处灯塔时，铭牌介绍它是1937年初日本为进出东北船只导航而动工修建的，塔建在一座小山丘上，有二十多米高，塔下，日本人修建的护塔人的房子还在。转过塔身，茫茫的黄海便涌到眼前。那是个阴天，时有小雨飘落。海是平静的，仿佛黑白照片上的常见画面，没有什么特别的。这时，陪我们的一位朋友轻声说：由这望去，前面就是甲午战争中黄海海战的战场……他淡淡的介绍却在我心间掀起了巨浪，海水仿佛咆哮而来溅了我一身。我的心情也随之如那灰蒙蒙的天，开始黯淡起来。
一百多年后，站在这山上，早已不闻炮声，不见火光，然而，作为一个大连人，我觉得心中的伤痛并没有消失。“历史”这两个字，总让我们觉得它属于过去，离我们很遥远，在现实的声色犬马中，我们从不会想到它的存在，甚至它与我们迎面相撞时，有时我们都不愿意认真看上它一眼，直到它有一天用教训狠狠地报复了我们一次。但那一天，我却无法回避，头脑中杂乱无章却又迅疾无比地掠过一百多年中这片土地上的一个个画面，令我不难意识到这片海域对于现代中国意味着什么。
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历史选择了这里，作为现代中国的转折点，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也在这里打了个结。实在无法估量这个转折对于中华民族、对于这一百年来中国人生活的影响有多大。历史不容假设，但那么多的假设恰恰是因为悲痛而又沉重的“不甘，不甘”。倘若没有这场甲午战争，洋务运动的成果得以巩固，中国会不会走上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呢？洋务运动时，国人尚在“图强”，虽然国家已在风雨飘摇中，但古老帝国似乎还有一口气在，还有梦想和信心。到后来的维新运动，那就是在“救亡”了，连这个国家是否可存都是未知数了。正是这场战争，让大清国把当时三年财政总收入赔给日本，这也埋下了后来一个个事件的伏笔：日俄战争，九一八，卢沟桥事变……到那时，一切都不可挽回。
如果历史曾经给过中国机会的话，那只能是我眼前这片海域，只能是甲午战争。
历史学家是客观的，然而当我翻着手中这本《中国近代史新讲》（戚其章著，中华书局2011年8月版，本文以下史料多参考此书）时，我仿佛能够听到作者的叹息，他在一连说着“不该，不该”。平壤战役，是中日军队的一次陆上决战，日军挑战老大帝国，起初也不是肆无忌惮，而是带有试探性的，平壤战役之初，他们遭到清军顽强抵抗，损失惨重。转折点在于，日军攻占牡丹台和玄武门，清军高州镇总兵左宝贵阵亡以后，接下来是叶志超负责指挥军事，此时日军携带的口粮和弹药已将尽，冒雨露宿于城外，前景并不乐观，如果叶选择坚守，日军只有不战而退。然而，他连夜召开诸将会议，做出的选择是弃城北撤。结果，在那个大雨倾盆的夜晚，北撤的清军遭遇日军埋伏，几乎不明不白地损失五个营的兵力，弃于平壤的物资有一千万两白银以上，等于给日军继续侵略送了份厚礼。经此一役，日军信心大增，他们觉得清军也不是不可战胜的。其实，在战争之前，日本驻北京的间谍机构负责人宗方小太郎就曾向日本国内报告：“根据鄙见，我日本人多数对中国过于重视，徒然在兵器、军舰、财力、兵数等之统计比较上断定成败，而不知在精神上早已制其全胜矣。”不知道他感受到了什么，可以如此鄙视中国人，值得注意的是他点到了“精神上”这样的字眼。战争在关键时刻，信心和士气，是最宝贵的一份战斗力，而清军此时把它拱手相让了。
其实，我们错过的何止这一桩，甚至也不仅仅在甲午之年。
黄海海战，北洋海军将士除少数败类之外，大多数表现可称英勇。水师的将官大多为福建人，他们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后来又留学英国接受培训，不少人是严复的同学，他们都是这个民族走向现代化的第一批精英。这些南方人在东北海域上洒下了一腔热血，表现了七尺男儿顶天立地的气概。镇远舰管带林泰曾，临战前曾下令卸除战舰上的舢板，等于告诉全舰官兵：“舰存与存，舰亡与亡。”定远舰管带刘步蟾也誓言：“苟舰亡，必与亡！”那些普通士兵也都不是贪生怕死之辈，来远舰中弹二百余发，舰上烈焰腾空，但炮手仍然坚守炮台发炮不止，水手陈学海曾回忆：“当时船上弟兄们劲头很足，都想跟日本人拼一下，没有一个孬种。我和王福清两人抬炮弹，一心想多抬，上肩就飞跑，根本没想到危险。俺俩正抬着，一颗炮弹打过来，就在附近爆炸，一块炮弹皮把王福清的右脚后跟削去，他一点没觉出来。仗快打完了，我才看见他右脚下一片红，就问：二叔，你脚怎么啦？……他一听，低下头看脚，才站不住了。”如今是一个英雄主义式微的时代，但是我得承认，当我读到这些可歌可泣的事迹中，依然不能不眼含热泪。越是这样，越觉得心中憋闷，让这些将士们活下来多好啊，他们本应当是中国第一代海军最优秀的精英，然而在很多人的生平里，卒年都是1894、1895，北洋海军经黄海海战，加上随后的刘公岛一战，竟然全军覆没。
一切烟消云散，大海也恢复了平静之后，我们再翻开历史，这个时候可能会更清楚，我为这些将士们痛惜的是，这或许就是一场尚未开始就已经注定了失败的战争，因为我们错过了很多可以通向胜利的机会，而那些优秀儿女的命运也就这样被绑在了失败的战舰上，纵然他们气壮云霄、不屈不挠……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曾经分析，无论是军舰吨位、航速、武器配备等，日本舰队均优于北洋海军。其实中日两国在战前曾有过一个比赛，不，这只是个单方面的比赛，是日本人暗暗地在较劲，而大清国自建了北洋水师，修了旅顺和威海卫军港后，便觉得高枕无忧了，完全停止购买新舰、添置武器设备。在海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速射炮，日军有97门，而中国军舰上竟无一门。1894年3月，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曾建议在主战舰上配备18门新式快炮，用银仅60万两，但他的提议被搁置下来了，几个月后，甲午战争便爆发了。或许历史并非没有给我们机会，我们错过了。战前三年，1891年5月，户部却宣布：“因部库空虚，海疆无事，奏明将南北洋购买枪炮船只、机器暂停两年，藉资弥补。”然而，历史学家查核了，当年清政府的财政盈余应为1000余万两，这么多的钱弄到哪里去了？挪用了。比如为慈禧修颐和园还有皇家的三海宫苑挪用的海防经费就达1300万两白银，北洋海军七艘主力战舰才花银778万两，历史学家戚其章悲愤地写道：“如果能将园工用款用来购置新舰的话，那么，差不多可以再添两支原有规模的北洋舰队，甲午战争的结局将会全然改观了。”再看看日本，1887年睦仁天皇发布赦令：“立国之务在海防，一日不可缓。”此后六年，每年他都省出内廷经费30万元充实海防，并要求文武官员纳其薪俸十分之一补充造舰经费不足，国家的军费也逐年增加，到甲午战争前夕，日本拥有的舰只实力，已经超过北洋海军，他们等待的不过是获取胜利的时机罢了。再往前十年看，中法战争时，日军派高级将领至前线了解情报，关注每次战争情况，总结清军的短长；同时，间谍工作也早就开始了，甲午战争中日军对登陆地点选择极其成功，正是赖于多年来间谍工作成果……仗不用打几乎高下立判。 面对着那片大海，我觉得每个浪花都是咸咸的眼泪，那是屈辱的眼泪。从某种意义上讲，大清国尚可挽回一线生机的战争就这样被自己给葬送了，包括那么多优秀儿女的生命。著名作家冰心的父亲谢葆璋海战爆发时，就在来远舰上，他身边的战友肠子都被打出粘在烟筒上，停战后，他才把烤干的肠子撕下来，塞进去世已久的战友腹中。来远舰后来在刘公岛战役中被鱼雷击沉，谢葆璋泅水上岸幸保一命。然而，冰心头脑中始终刻着母亲那段度日如年的日子：
因为海军里福州人很多，阵亡的也不少，因此我们住的这条街上，今天是这家糊上了白纸的门联，明天又是那家糊上白纸门联。母亲感到这副白纸门联，总有一天会糊到我们家的门上！她悄悄地买了一盒鸦片烟膏，藏在身上，准备一旦得到父亲阵亡的消息，她就服毒自尽。祖父看到了母亲沉默而悲哀的神情，就让我的堂姐姐，日夜守在母亲身旁。（《我的故乡》）
冰心去世后，她的女儿发现冰心写在一个拆开的信封上的一段文字，题目就是《甲午战争》，这是冰心晚年一直想写的小说，但是每逢提笔，感情便不能自抑，泪流满面，有时候甚至是嚎啕大哭，这个信封上的仅存的文字还有被泪水模糊的痕迹。她终究没有写出这部书……
二
那天从灯塔下来时，我注意到路旁有槐花。我想到了冰心文章中描述的白纸门联，那就是槐花这个颜色吧，它们被风吹起，哗哗的声音会带给人们怎样的感受。不知道，1895年，这个小山丘上槐花也是开得这么盛吗？不知道那阵阵槐香是否掩盖了刚刚过去的血腥？
这种树，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在很多城市中已经很难见到了。梧桐、银杏、水杉，这些树木听着名字都高贵；相比之下，槐树就是一个乡巴佬，这个乡巴佬在大连可是随处可见，不论是公路旁，还是房前屋后，有高高耸立的，也有矮矮的，多得人们对它已经熟视无睹了。我没有见过谁去珍爱它们，不论天多么干旱，没见谁给它们浇过水，枝枝叶叶什么时候需要了就砍下来，能长成材的，做房檩子，做车辕子，不成材的，索性砍了当柴火，当篱笆。要说它长得好，长得美，那真是得天地之气自我修炼的结果，没有谁会培育它关注它，哪怕给它一丁点修修剪剪，人们把这种功夫都用在可以结出诱人的果实的果树身上了。大约家乡的好多事情都是这样，都是没有高贵出身的老百姓物件，它们身上没有什么让人眼睛一亮的东西，枝干普通，叶子也不稀奇，花儿小又不诱人，不像松竹梅兰赚得多少人的美妙的言辞啊，可它们都经得起摔摔打打。这一切倒有点家乡人的脾性，往往都是其貌不扬的，永远不会给人木秀于林的感觉，但《辞海》上说槐“木材坚硬”，老实巴交的家乡人上来“倔”劲儿连玉皇大帝都奈何不得，正是木中的坚硬。
甲午战争中，“曲氏井”的故事至今仍在流传。1894年11月6日，日军攻陷金州城，一群虎狼开始了烧杀劫掠。据记载：“遇有难民，不分男女老幼，枪击刀斫，直杀至西门外始止。”日本的随军记者曾经这样描述过劫掠后的金州城：“因战乱，居民四散，官厅、民家皆紧闭门户，寂然无声。市街上，到处杂陈着清兵和市民的尸体以及死猪、死狗等。还有歪倒的军旗遗弃在地，衣服、家具散乱各处，光景极为荒凉惨淡。”半个月后，更为惨烈的景象在旅顺重演了，在南京大屠杀之前的四十年，日军就在中国土地上施展过他们的兽行。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金州城内曲氏一家老幼妇女十人为保节投井自杀。死亡成了弱者别无选择的武器。同样是金州，南关岭的教书先生阎世开被日军抓去，以金钱为诱，希望他能为日军进攻旅顺带路。面对刀剑，文弱的教书先生却丝毫不惧，痛骂侵略者的不义，见日军听不懂他的话，便提笔书写：“宁作中华断头尸，勿为倭奴屈膝人。”日军把他推出去，剖心挖肝……不论曲氏一家，还是教书先生，都是“小人物”，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永远也不可能与刘邦、项羽并列，然而他们也都像槐花一样，守着自己的本分，该开花的时候开花，需要交出生命的时候也从不犹豫。
或许看多了那些名贵的树木、娇艳的花朵之后，你才会觉得不起眼的槐树也有令人难以忘怀之处。特别是槐花，一串串，细小的，无论如何没法与牡丹竞胜，可它的香气不像丁香那么腻，也不像有些花香那么刺鼻，它清醇、沁人心脾，仿佛能打开你所有感官和心胸。傍晚时分，初夏的风拂面宜人，阵阵槐香让你不由流连街头。令人熟视无睹的槐树却用无处不在的花香包围着你，让你如同置身母亲的怀抱中一样温暖、舒适。在北方，桃花红了，梨花开了，杏花落了，春天里争先恐后抢足风头的花儿都寂寞的时候，槐花才不声不响地登场了。这个时候，时令已经告别春天的娇艳，即将来临夏日的炽热，一年最为繁盛、灿烂的季节是槐香报的信，天地间都因为这股清香而被搅动、活跃起来，街头上女孩们的装束也开始争奇斗妍。
槐花开时，玉米刚刚拔苗，田野中一片葱茏。为了摘槐花，我会央求大人在木杆前面绑一个铁钩，这样踮着脚尖就可以钩下槐花了。有时，奶奶在旁边看着着急，也会来帮我。摘下的槐花，放在掌心，闻一闻浑身清爽。一粒粒摘下，细嚼慢咽，香甜入口。有人用它蒸饭，也用它和面蒸馒头，可惜我没有吃过。我们家房前屋后树木比较多，与小朋友们争着生吃槐花的情景倒总不能忘，有时连叶子都撸到嘴里了。自然生长的东西，一年只有那么十天半月可供享用，错过了就又是一年，大家谁也不想错过，那几天也真像过节一样，忙坏了孩子们。当然，槐花谢了，绿绿的树叶也够孩子玩的，摘一片放在嘴里，像哨子一样可以吹响；叶梗也可以编各种东西，从项链到草帽。农村孩子没有玩具，大自然就是它的玩具王国。
孩童们不会去承担历史的沉重，然而一个成年人却不能没有他的记忆，尽管，记忆带给人们并不都是愉快的心情。这些年，我虽然谈不上走南闯北，但也在东奔西走中接触了天南海北的人，大家聚在一起说说笑笑，但也都能看出来，每个人都是带着各自的“背景”的，飞机可以在两个小时内把我们送到同一个宾馆或会议室，但是就是用上二十年也消融不了各自的背景，这是生养我们的土地加给我们的。那么，就正视它吧，记得有一次大家谈起各自的家乡，如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燕赵为慷慨悲歌之地，那么，大连呢？我们有美丽的风景，有丰富的物产，有……突然我又感到了心头在隐隐作痛，近代以来这块土地承受了太多的屈辱，日本人劫掠后，是俄国人的凌辱，接着又是日本人的蹂躏。尤其是每一次到旅顺，我都觉得被压得喘不气来。我也常常想，记住这些为了什么，有必要吗？看看今天的旅顺，山清水秀、桃红柳绿，还有必要把那么沉重的记忆压在心头吗？ 今年，槐花开的时候，我再一次来到旅顺。这一次看了日俄战争的很多遗迹，讲解者非常详细地给我们讲了战争的过程，总的结果是俄国人苦心经营的旅大，在屈辱的惨败后，不得不双手奉给日本人。在那一刻，我做了一个非常不专业的联想，那就是1945年，不论现实条件是诱人还是苛刻的，我想苏军都一定会出兵东北的。为什么？他要为四十年前的屈辱雪耻。别忘了，那是个打败过拿破仑的民族，那是个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战胜希特勒德国进攻的民族，一个民族什么都可以丧失，唯独不能丧失血性。当然，重要的不是复仇，复仇并不值得提倡，重要的是要从失败中真正的站起来，不回避屈辱，也不再总是错过、总是失败，更不能总是糊里糊涂的失败！
站在旅顺的土地上，回顾中国近代史，我们不能回避这样的问题：在新一个世纪中，背负着沉重历史的大连在未来的中国历史上还能扮演什么角色？我们不能只顾低着头走路或者闷着头坐车，有时候必须得有一种历史自觉。
那天，从黄金山炮台走下来，我又闻到了久违的槐香。那一刻，我突然想：其实，一百多年前的槐香，与今天的并没有什么两样。不过，我们却走不回去了。
三
大连槐树很多，号称“槐城”，每年还有槐花节，那时节，城里乡下槐香四溢。最令人陶醉的是石道街那段，这里两面是山，街在谷中，槐香自上而下，随风入鼻，顿时让你感觉到这个世界的芳香、洁净、一尘不染。槐花以其洁白，以其清香，在都市的污浊中营造出一个独特的世界，这个世界让你感觉一切都充满了清香，悠远的清香，让你觉得很多平淡的日子的魅力，世俗人生里的超越。
在记忆里搜索这种清香，我觉得它属于少男少女的季节，属于情窦初开的心怀，人与这种气氛都很单纯，心无渣滓，只有纯情。或许有人说，世间并无纯情，我不反对这种说法，但我想说如同花开一时，人的生命中也必有纯情绽放的那一刻，如果你不曾有或者不曾感觉到，那太遗憾了。我很庆幸，没有错过那些槐香的季节。在初夏，我常常从大连图书馆走出来，对面白云山飘下的槐香会让你放慢脚步，踱步到石道街有另一种风景。那时大连的车不像现在那么多，石道街给我的印象是一幅清净的老油画：往山上走的石阶长满了青苔和矮草，两旁人家稍嫌老旧的楼房墙上爬着绿藤，还有开着紫色小花的植物……槐香让这一切都融进了记忆中，空气中的香甜隔开了现实世界，带给了你似梦非梦的感觉。大学时光的最后两个月，我曾在这里度过。那时候，我们在一所学校里实习，住的地方是在南石道街的学生公寓。夏天来了，我却不知等待我的是什么，很迷惘，但又非常贪恋这段日子，期盼时间的脚步慢些再慢些，恨不得人生长久驻留在这一刻才好。我小心呵护着那段槐香阵阵的光阴，生怕不小心丢失了它，而有它相伴，我仿佛又可以舍弃掉一切，什么人生前途都可以不考虑。初夏的夜晚，我贪恋那槐香，贪恋山风，贪恋星空；我们坐在石道街的台阶上，恨不得夜被无限拉长，因为我不知道天亮之后，我的身边还会不会有它的清香，也不知道今生今世还是否有相聚的机会。微风吹过，树叶沙沙，香气如脉脉目光，我的耳畔飘过轻轻的歌声，偶尔的车灯瞬间照亮身边人的脸庞，我想哭，但幸福得哭不出，而内心中忧伤又不敢想将来。那槐香阵阵的夏夜，那夏夜的阵阵槐香，多少年后，它们还熏暖了我一个个寒冷的梦。
到了上海以后，我发现连槐树也很少见了，更不要说那缕缕清香了。是的，不是什么时候都会遇到槐香的，这些年来每年几次回大连，却总也赶不上槐花开的时节。有一年春天在北京，忙完了工作，傍晚我一个人去吃饭，走在街头，毕竟是北方，北京的一切都能唤起我的回忆，让我感到亲切。我看到了路边的槐树，虽然不是我熟悉的刺槐，但那枝叶中我仿佛闻出了清香。一年四季，东奔西走，只有停歇下来的一刻才会想到家乡。我想起前几年，听说槐花泡水喝能够治病，爷爷在槐树开花的季节给我摘了好几塑料袋，而且都一点点晒干了。拿到我面前，我吃惊于他怎么弄那么多，可以想象花费了多少工夫。可惜，那些槐花我只喝了一两次，就再也没有动它，后来搬家时都扔掉了。我时常心中隐隐作痛，觉得辜负了爷爷的一片心。而今，爷爷去世，此生再想享受那份高情厚谊已不可能……时间过得太快了，它带走的东西又太多了，就在槐花的开开落落中，我的头上也能寻出白发了。
闲来翻书，偶然发现还有位诗人惦记着槐树。那就是白乐天，他写过一首《庭槐》：
南方饶竹树，唯有青槐稀；
十种七八死，纵活亦支离。
何此郡庭下，一株独华滋？
蒙蒙碧烟叶，黄花枝。
我家渭水上，此树荫前墀。
忽向天涯见，忆在故园时。
人生有情感，遇物牵所思。
树木犹复尔，况见旧亲知！
乐天也伤感，感叹光阴似箭。他有两首《花下对酒》，其中有言：“楼中老太守，头上新白发。”“故园音信断，远郡亲宾绝。”在其二中，更是直白地道出了光阴流水的无奈：“仰首看白日，白日走如箭。年芳与时景，顷刻犹衰变。况是血肉身，安能长强健？人心苦迷执，慕贵忧贫贱。”“年芳与时景，顷刻犹衰变。”在宇宙、光阴中，作为个体的人能够主宰什么？似乎什么都左右不了，甚至包括你自己，就像当年在南石道街的学生公寓中，我能选择自己的前途、自己喜爱的人和事，哪怕是一个清香四溢的夜晚吗？得到了，可以振振有词地说：功夫不负有心人；得不到，就怨愤地说老天不公。只有当这个结果对你失去了任何实际意义的时候，你才会体会到结果是不重要的，才能不是酸酸地而是真正淡然地说：结果是不重要的。很多事情，如槐香，不能掬在手，不能拥入怀，也无法长久存下它，只有置身其中去体味才能够感受到它。
历史是不是也是这样呢？人们在浑然不觉中创造了历史、改写了历史，当我们觉得渺小得如同海里的一滴海水，完全决定不了海浪走势时，或许还有另外一种结果，你也可能是压死骆驼的那根稻草，毁溃千里长堤的蚁穴。总结甲午海战失败教训时，有的将领曾经指出：“中国所制之弹，有大小不合炮膛者；有铁质不佳者，弹面皆孔，难保其出口不先炸者。即引信拉火，亦多有不过引者。临阵之时，一遇此等军火，则为害实非浅鲜。”这也是日本军舰多艘中弹，甚至有的被击中要害，却无一艘沉默的原因。或许，一个引信就改变了一段历史和千千万万人的命运，也许，我们就是那个装引信的工人，历史似乎如雄鹰在高空中飞翔与我们毫无关系，但我们这份卑微的工作在那不可知的未来却实实在在遭遇了历史。
在历史的重要关头，总也有很多“先觉者”，他们身居高位，闻风而动。他们都是牡丹、梅花，都有着夺目的光彩，有着世俗的名位，但我觉得它们唯独缺少槐花的那种清香，那份守着自己清香的素淡。甲午战争中有个“不识时务”的福建道监察御史安维峻，战争期间，他上了四十多道疏，反对议和，到最后老佛爷已经决意议和时，他竟然要以死相争，上了这样一道疏：“此举非议和也，直纳款耳。不但误国，而且卖国。中外臣民无不切齿痛恨，欲食李鸿章之肉。而又谓议和出自皇太后旨意，太监李莲英实左右之。此等市井之谈，臣未敢深信，何者？皇太后既归政皇上矣，若犹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至李莲英，是何人斯！敢干预政事乎？如果属实，律以祖宗法制，李莲英岂复可容？”（《请诛李鸿章疏》）痛快！要不是翁同力保，他可是被砍了头。历史的账本是窄窄的，就是被砍了头，他也未必能“留取丹心照汗青”。然而，那又怎么样呢？他就是要尽一份谏官的职责，这个职责让他不能沉默。没有必要夸大他的行为意义和价值，但对于每一个人而言，也不必看轻自己这一份责任。这令我想到了沈从文的一段话：“我看到小小渔船，载了它的黑色鸬鹚向下流缓缓划去，看到石滩上拉船人的姿势，我皆异常感动且异常爱他们。我先前一时不还提到过这些人可怜的生，无所为的生吗？不，三三，我错了。这些人不需我们来可怜，我们应当来尊敬来爱。他们那么庄严忠实的生，却在自然上各担负自己那份命运，为自己、为儿女而活下去。不管怎么样活，却从不逃避为了活而应有的一切努力。他们在他们那份习惯生活里、命运里，也依然是哭、笑、吃、喝，对于寒暑的来临，更感觉到这四时交递的严重。”（《历史是一条河》）
我们曾可怜过槐花吗？比如，在高堂华屋中，我们看过菊花展、兰花展、梅花展，却从未有谁这么认真对待过槐花。可是想一想，那个坏境确实也不适合槐花，它就是在风里雨里被摇荡着，在阳光雨露中低着头，在人们不舍的梦中还香着。此时，我觉得从不名贵的槐花也是有品格的，我多么盼望它也成为大连这座城市的品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