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十载，煌煌24卷的《竺可桢全集》终于在2013年底完满出齐，这是功在当代，利及千秋的功德无量的好事，可喜可贺！
总计约2000万字的《竺可桢全集》，内容丰富，内涵深刻，为人们研究竺可桢，研究竺可桢所处的时代和20世纪的中国科学史、教育史、文化史、以及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永久性基础资料，它本身就是一座求真、求实、求是的历史丰碑。同时，它也为早在1980年代人们就呼吁应创立的“竺可桢学”奠定了基础，开辟了广阔的研究空间和领域。
一、“竺可桢学”的由来
创立竺可桢学是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后，科技界、教育界在怀念竺可桢先生的热潮中，由浙江大学的一些老教授、老校友最先提出来的。1980年代，原杭州大学地理系主任严德一教授首先提出了研究“竺学”的问题。刘操南教授认为，“严德一教授提出‘竺学’即‘竺可桢学’的概念，态度严肃，涵义深邃。严先生所称：‘竺学’盖指竺师的气象学、地理学、古物候学等的光辉业绩，卓越贡献”。这是关于竺可桢学的最早表述，即“竺学”是指竺可桢先生卓越的学术成就而言的。
1990年，刘操南教授在他主编的纪念竺可桢诞辰100周年的文集《一代宗师竺可桢》中，对竺可桢学做了进一步的阐释。在该书的前言中，刘操南指出：“竺师治学，重视实验，高瞻远瞩，博览群书，翱翔、驰骋于中国特有的丰瞻的历史文献和近代、当代欧美科学成就之间。学贯中西，文理渗透，予以融合和阐发。他的科研，跨越了不少学科，开拓了许多新的领域，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学科的特殊风格和特殊贡献。这一特色，不少教授尊称之为‘竺学’。就学科说，竺师在气象学、地理学、自然科学史等方面成就卓越;在台风、季风、区域气候、农业气候、物候学和气候变化等方面有着独特的贡献。竺师是中国近代地理学和近代气象学的奠基人同时又是一位杰出的物候学家。”这是关于竺可桢学更为细致、明确的论述。
在该书的《竺可桢教授与中国古籍研究》一文中，刘操南教授又谈到了竺可桢学，他指出：“‘竺学’为何？我的认识是：就其专长的学科说，宏观微观，博大精深，学贯中西，文理渗透。开物成务，富国厚生。实事求是，实践力行。”刘操南特别强调：“竺师的治学方法、治学精神和治学目的意味着中国学术史上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次腾飞。竺师的学术成就树立了若干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学科的典范。”这里不仅阐明了竺可桢学出现的历史必然性和学术地位，而且“竺学”的内涵也大大地扩展开了，既包含了竺可桢先生的学术成就，还包括竺可桢先生的治学方法、治学精神和治学目的。
二、“竺可桢学”的内涵
刘操南首先指出：“卢嘉锡教授谓：‘他（竺可桢）是我国近代科学家、教育家的一面旗帜，气象学界、地理学界的一代宗师，献身共产主义的一名忠诚战士。’这三个‘一’字为学术界所公认，‘竺学’范畴，或当于此着眼。或谓：‘竺学’，理应阐发竺师的治学方法，学术特色。”
然后他提出：“‘竺学’为何？学贯中西，文理渗透，博大精深，开物成务。此十六个字，竺师复以其所倡导的求是精神贯之。”“‘学贯中西’，言其治学方法、参考文献，中西交叉，左右逢源。所谓：‘文理渗透’，言其学术研究，介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间，相互渗透，创立多种边缘性、交叉性的新学科。所谓：‘博大精深’，言其学科领域，视野开阔，融会贯通，触类旁通。‘博大’就宏观而言，‘放之则弥六合’;‘精深’就微观而言，‘卷之则退藏于密’。中外古今，野外地下，文献考古，实验调查，观象于天，察类于地。风云变幻，草木枯荣。政治革新，方志图赞。皆在竺师治学视线摄照之中。多学科地、多层次地，有广度、有深度地综合、分析地研究，数十年如一日，达到国际科学水平。所谓：‘开物成务’，言其治学目的，不埋于故纸堆中，停留于实验室内;而是温故知新，面向现实，通过实验，指导生产，为民族的振兴和社会的发展服务。”他还指出：“爰是‘竺学’的研究与‘许学’、‘郑学’、‘郦学’的研究导趣，意义有别。其所不同者，不仅由于竺师的思睿观通，品质优秀;同时更由于其所处时代的优越。旧学术在解体、在蜕变、在更新;新学科在胎息、在勃兴、在茁壮成长。竺师的学术成就多方面地显示了这种时代精神。‘画出风雷是拨声’。竺师在学术上承先启后，是时代的佼佼者。”
刘操南教授特别推崇竺可桢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学科，如古气候学、物候学等，“具有爆炸性的”贡献。认为“这是对某些学者抱残守缺，笃旧自封或媚洋轻中，鹜新忘本的爆炸;对从书本到书本，为学术而学术，埋头于故纸堆中的爆炸;实质是解放了学术界中某些学者的思想，为中国学术研究，引上了正确的轨道。这可以说是：前越古人，后启来者的一场学术思想革命”。
三、“竺可桢学”展望
《竺可桢全集》的出版，为“竺可桢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翔实的第一手宝贵资料，开辟了“竺可桢学”研究的广阔空间和领域。
首先，“竺可桢学”的内涵需要扩展。1990年3月7日是竺可桢诞辰100周年。中国科协、中国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家气象局和浙江大学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隆重举行纪念大会，中国科协主席钱学森代表五单位，发表了题为《一代楷模，风范永存》的长篇讲话，赞扬竺可桢对我国科学和教育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习仲勋同志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发表重要讲话，指出“竺可桢是我国近代科学家教育家的一面旗帜，是气象学界、地理学界的一代宗师，知识界的楷模”，号召大家学习竺可桢，“弘扬他热爱祖国、崇尚民主，以‘求是’为校训，爱护学生，追求真理，谦虚豁达、亲自动手，深入实际，精益求精，不盲从，不附和等不屈不挠的精神”。 习仲勋这个讲话对竺可桢的评价，与前述的刘操南先生引用的卢嘉锡在1984年“竺可桢逝世十周年大会”上的致辞中“三个一”评价相比，前两个“一”，即“我国近代科学家、教育家的一面旗帜”和“气象学界、地理学界的一代宗师”完全相同，只是第三个“一”改成了“知识界的楷模”。这个改变更贴切，更崇高，意味深长，为“竺可桢学”的研究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应该是构建“竺可桢学”的基本框架。
回顾竺可桢逝世40年来从未间断的一系列纪念活动和发表的纪念文章，以及与竺老有关的著作、文集、研究文献，可以清楚地看出，阐述竺老作为“气象学界、地理学界的一代宗师”的方面还是比较充分的，而作为“我国近代科学家、教育家的一面旗帜”方面的研究和阐述就显得单薄，而作为“知识界的楷模”方面的研究和阐述则可谓寥寥无几。这种不平衡的产生是很自然的。因为这些年来的众多研究与纪念活动，还没有在我国科学界和教育界产生更为深刻的影响，更没有在整个知识界形成广泛的共鸣。早在1990年纪念竺可桢诞辰100周年时，谈家桢院士就指出：“纵观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历史，我深深地认识到办大学而成功的校长只有两个人：其一是蔡元培先生，另一位就是竺可桢先生了。他们两人都具有许多优点，都是胸襟开阔，气度宏伟，都能打破各种思想和学术的派系束缚而广罗人才，去充分发挥各种学术思想和发展各个学术领域。他们自己，则是学有专长，学识渊博。”他还特别强调“蔡先生之与竺先生相比，蔡先生主持北大时期，是在和平时期，而竺先生接掌浙大时期，正好是在民族危亡的抗日战争时期，其困难程度当比和平时期要困难得多”。他呼吁：“我希望各有关方面，大家都来总结竺先生的办学经验，要大书特书他的事迹”，“我认为竺先生的办学是个好榜样，值得举国上下向他学习”。随着《竺可桢全集》的完满出齐和“竺可桢学”这个公共平台的构建，谈家桢先生的遗愿，一定能够实现。
其次，上述三个方面只是“竺可桢学”研究的基本内容。正如毛泽东思想不仅仅是毛泽东本人的贡献，还包括了与毛泽东一道浴血奋战为创立和建设新中国而奋斗的诸多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贡献一样，“竺可桢学”也不仅仅是竺可桢本人的贡献，还应包括与竺可桢一道为锻造浙江大学“求是”魂魄，为推进我国科学事业，在创建中央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过程中，共同奋斗的师友和同事们的贡献。这又将是“竺可桢学”新开辟的极为广阔的研究领域。
再次，40年来对竺可桢持续不断的纪念，是特别引人注目的民心活动。诚如学界所公认的，竺老是迄今为止最难得深受国内外教育界和科学界一致尊崇，并且无任何微词与非议的大师。这一现象本身的深刻内涵与意义，很值得挖掘。而诸多与竺老有关的研究，还有待归纳，整理，提高。深化和细化竺可桢研究的诸多方面，大有可为。例如，竺可桢日记中涉及那么多交往频繁，情意深厚的人物，对他们一一加以研究的任务也仅仅刚开了头。又如，竺可桢塑像在全国到底有多少？每个塑像后面有什么样的故事？再如，在“文化大革命”那个特殊年代，竺可桢顶住极左的强大压力，在一批批外调人员面前，不卑不亢，实事求是地为诸多浙大师生，以及国民党军警人员书写历史证明材料，使他们免受迫害，收集研究这些材料，也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等等，真是不胜枚举。更为重要的是，“竺可桢学”是以竺可桢为代表的一代科学界、教育界先贤在追求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的奋斗中，共同创造的极具中国特色的、体现着中西结合，文理渗透，融会古今的新学，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和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巨大现实意义，都有待阐发。
创立“竺可桢学”，是深化竺可桢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正在兴起的新一轮竺可桢热的必然结果。展望“竺可桢学”，它就是《竺可桢全集》催生的一轮喷薄欲出的朝阳，灿烂辉煌。“竺可桢学”研究的新时期已经来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