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结合金融抑制和信贷配给理论，在分析我国银行业信贷资源错配原因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信贷资源错配对产能过剩的影响。在企业生产初期，银行对产能过剩行业中的企业发放大量低廉贷款导致过度投资；在企业试图退出产能过剩行业阶段，银行与政府联手设置高退出壁垒，加剧产能过剩问题。产能过剩问题的根源在于体制，银行信贷资源错配是造成体制性过剩背后重要的金融诱因。
〔关键词〕产能过剩；信贷资源错配；金融抑制；信贷配给
中图分类号：F830.5文献标识码：A文
一、引言
2013年10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规划了未来五年钢铁、水泥、平板玻璃和船舶等严重产能过剩行业的化解路线，把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放在了化解产能过剩问题上。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健全防范和化解产能过剩长效机制”。化解产能过剩矛盾已成为中央政府本年度工作内容的重中之重，产能过剩也是新一届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上面临的最大挑战。
二、相关文献回顾
对于银行信贷资源错配对产能过剩的影响，理论界主要从金融抑制和行政干预信贷资源投放这两个方面入手进行分析。McKinnon[6]和 Shaw[7]提出金融抑制理论，政府当局过度干预金融体系的运行导致了金融体系发展滞后，进而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林毅夫和姜烨[8]指出，银行业体制的弊端间接致使了投资过度集中，商业银行由于受政府“绑架”，将大量信贷投放于地方盲目上马以及重复建设的项目，挤占信贷额度，造成产业结构失衡。刘西顺[9]认为，过度投资和扭曲分配是产能过剩的直接原因，信贷歧视诱发的企业共生系统会进一步放大这种效果。何风隽[10]认为，在经济转轨时期，国有企业仍存在着预算软约束问题，作为贷款者的银行在行政垄断下，面对国企无限扩展的需求只能按既定指标对贷款进行筛选和发放，这种信贷配给现象比西方国家更严重。潘英丽[11]认为，我国金融抑制政策的主要特征为低利率和廉价资本的行政配给，持续性金融抑制已经导致了我国产业和金融结构的失衡，产业升级受阻，产能过剩问题严峻。
回顾现有文献，对产能过剩体制性原因的研究大多局限于从宏观角度分析政府干预低效率及现有财政分权制度的缺陷，而从金融资源错配角度出发，解读体制性产能过剩的研究较少，既往的文献也缺乏一个对产能过剩现象背后金融因素的系统剖析。而银行信贷资源错配对产能过剩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从行业进入角度，银行体系对产能过剩行业大规模、不审慎的融资行为导致了产能过剩问题，使得政府经济调控失效。其次，从企业退出产能过剩行业角度，产能过剩行业中的企业难以获得起码的投资回报，为维持生存只能依靠后续融资。政府和银行联手救助本应被淘汰的企业，进而催生出一批体量庞大而又没有利润的“僵尸企业”。它们虽然获得了巨额信贷资源，却无法扩张我国生产可能性边界，无助于经济增长。而对我国经济实际增长做出较大贡献的民营经济所获得的融资服务不但总量不足，而且成本也较高。因此，本文试图在现有研究基础上，从金融抑制、金融深化和信贷资源配置理论入手，通过分析银行信贷资源错配的原因，深入研究产能过剩背后的金融诱因，并从政府和银行角度提出抑制产能过剩的政策建议。
三、理论基础
（一）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理论
纵观国际历史，金融抑制政策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为刺激本国工业发展而实施的一整套金融政策。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对金融市场进行限制，主要表现为利率长期处于由供求自发决定的市场均衡利率之下，以及通过行政手段干预信贷资源的配置。低利率政策保证了资本密集型产业以极低的成本获得金融资源，同时行政配给信贷资源保证了廉价资本可以优先注入国家产业政策所要重点发展的部门。McKinnon[6]和Shaw[7]在批判传统货币理论和凯恩斯模型的基础上，针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不完全、二元金融结构、政府过度管制金融等现象，分别提出了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McKinnon和Shaw认为，发展中国家并不适用凯恩斯主义所倡导的低利率经济刺激政策，他们主张实行金融自由化、放松利率管制以刺激资本积累和促进经济发展。相反，如果政府当局对市场过度干预，将利率长期控制在市场均衡利率之下，就会导致社会资金供不应求，只能由政府通过“信贷配给”的方式将资金投向利用效率较低的国有企业，资源配置发生扭曲，易造成资金浪费，滋生“寻租”行为。企业经营不善导致的不良贷款增加，会阻碍金融和经济的发展，金融发展的滞后反过来又会导致资金进一步错配，陷入恶性循环，影响实体经济运行。该理论从金融的角度深刻揭示了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原因。目前，由于低利率和金融管制并存，我国经济表现出典型的金融抑制特征。
（二）信贷配给理论
在《国富论》中Adam Smith就曾提出信贷配给理论，信贷配给问题虽然受到了不同时期经济学家的关注，但至今尚未有一个公认的定义。理论界从宏观角度出发将信贷配给理论分为均衡信贷配给理论和非均衡信贷配给理论；从信贷配给不同类型的微观角度出发，又分为价格配给、意见分歧配给、红线注销配给、纯粹配给以及综合信贷配给理论[12]。本文是在我国金融抑制的背景下探讨信贷的行政行配给现象对产能过剩的影响，因此，选取已经得到较广泛认同的非均衡信贷配给理论和利率配给理论作为研究基础。非均衡信贷配给是指政府将利率水平控制在市场出清水平之下，导致信贷市场出现超额需求。此时贷款人在考察风险与收益的基础上，不再仅根据利率机制进行决策，往往附加许多其他非价格因素，迫使不满足条件的资金需求者退出市场，最终通过配给的方式使资金供需达到均衡。政府对利率的直接限制以及任何间接的、从制度上规定贷款人对不同借款人采取差别利率的行为，都会导致非均衡信贷配给。利率配给是指在给定的利率水平上，贷款人的信贷需求得不到满足，即可获贷款规模小于意愿规模，对于现有规模以外的贷款要支付更高的利率。目前来看，我国政府对融资体制的外部管制过多，金融体制中存在“所有制歧视”和“信贷偏向”，银行对不同所有制企业设置差别利率，对民营及中小企业在贷款数额、抵押担保和期限等方面要求苛刻，信贷配给非均衡。
四、信贷资源错配的原因及对产能过剩的影响分析
（一）金融抑制和信贷配给非均衡
和战后日本所选择的金融服务工业化战略类似，我国经济发展初期也采取了金融抑制政策。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我国经济主要靠投资拉动，低利率对投资的补贴效应，使得廉价的资金经由银行贷款投入到了生产建设中。通过政府部门信贷配给，信贷资源定向投入钢铁、水泥、煤炭等行业，公共部门迅速成长起来，实现增长奇迹的同时也为后续经济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在经济发展初期，金融抑制政策的积极作用不容低估，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到工业化中后期，没有及时退出历史舞台的金融抑制政策已经严重威胁了我国经济健康有序发展，产业升级缓慢，产能过剩矛盾亟需化解。
1.存贷利差过大
银行的巨额资金需要找到出路，考虑到国有企业与国有商业银行在体制内的共生关系，也看重国有企业在生产能力和交换价格上的垄断地位，倾向于将低息资金投放给国有企业，实际上他们共享着垄断性质的金融资源。国有企业在筹得资金后，出于信息不对称和非理性预期将大量资金投向某个行业，就会由此引发该行业的产能过剩。因此，过大的存贷利差促使银行积极放贷，同时预算软约束、融资低成本又使得国有企业产生过度投资行为，而过度投资恰恰是导致产能过剩的直接原因[14]。
2.信贷配给非均衡
在民间金融市场上，借贷利率却处于高位，民营企业在获取信贷资源上缺乏竞争力。但从过去几年的经验来看，民营企业的生产效率显著高于国有企业，为我国经济注入了大量的活力。无需赘言，金融抑制下的利率管制和信贷配给政策诱发、助推了产能过剩的加剧；银行信贷资源的错配，是隐藏在我国经济运行弊端背后的金融根源。
3.金融抑制和信贷配给的模型分析
需要指出的是，银行将利率提高到RD水平，获得了丰厚的“额外利润”，巨额利差收入正是银行持续错配信贷资源的动机所在。
（二）金融制度不健全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国对银行业进行了股份制改革，虽然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的出现打破了银行业垄断局面，但是我国金融部门改革的步伐却始终滞后于经济改革，四大国有银行依旧占据绝对的垄断地位，利润率持续在高位徘徊。缺乏竞争、高营业利润的温床滋生了银行业的惰性，使得我国商业银行缺乏技术创新和开发新型金融产品的动力。同时，国有经济成分的内在性质使得信贷资源配给倾向于国有企业，即使企业已经出现投资过度的现象，仍旧可以获得资金的注入，“贷大、贷多、贷垄断”现象典型。此外，政府、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之间联系密切，关系融资现象屡见不鲜，金融体系中存在广泛的道德风险，银行滥用国家信用，这都引致了银行信贷资源错配，加剧了产能过剩问题。
（三）信息不对称、不完全
在借贷市场上，对于投资项目风险信息的掌控，商业银行和企业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银行作为资金提供方，并不会实际参与投资项目的运作，只能通过分析企业报表或实地调查的方式间接获取项目的收益和风险等信息，而处于信息优势方的企业有隐瞒真实经营财务状况的动机。信息成本所导致的信息不完全也是银行信贷资源错配的原因，直观表现为银行需要投入财力、物力等资源，去收集关于借款人的所有信息。在此基础上，银行还要对信息进行分析和处理，这种分析往往是对企业未来经营走向的一种预测，所分析出信息的完备性、准确性都有待考察[17]。综上，银行一般会凭借贷款人的历史表现、经营规模和政治背景来对信贷资金的配给做出决策。国有大中型企业虽然大部分处在产能过剩行业之中，但这些行业往往也是资本集中、规模大、风险小的行业，地方政府也会对其采取隐性保护。相反，民营企业资本不够雄厚，有时甚至无法提供足额抵押，行业多集中在新兴产业，经营风险较高，不确定性因素集中。因此，银行错配信贷资源给国有企业就成为了一种基于稳健经营原则上的次优选择。
（四）欠缺系统的行业风险评估
行业风险评估在商业银行决定信贷投向时起着基础性作用，如何拣选投资回报高的目标市场配置信贷资源是商业银行必须考虑的问题之一。企业的发展和行业整体趋势密切相关，行业内企业的收益水平很大程度取决于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通过分析信贷资产质量可以发现，不良贷款的产生大部分源于行业的衰落。那些现阶段财务表现良好的企业，所处行业往往发展态势较好，如果无限制增加放贷，总体信贷风险极可能累积。如果该行业由于过度竞争，运营进入下行周期，经营状况的恶化可能不会即刻体现在账面上，时滞性会使得银行进一步错配信贷资源，最终将导致行业相关的银行坏账累积。分散决策、忽视行业风险，盲目将信贷资源投向既定行业，造成了银行信贷资源错配的现状，助推了我国钢铁、水泥、煤化工、多晶硅、平板玻璃和风电制造等行业的产能过剩，也影响了与这些行业关联紧密的上下游产业的融资。
（五）基层行长绩效考核标准不合理
（一）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合理引导贷款流向
如何从各种扭曲的干预中退出是发展中国家必须面对的一个经济问题，正如Noland 和 Pack（2003）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不是做得太少，就是干预太多，从而导致了经济上更多的无效和扭曲。我国政府应采取“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策略，稳健退出对市场的过度干预，防范政府在干预金融市场、决定银行信贷发放中的金融政治学难题。
1.完善地方政府政绩考核制度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完善成果考核评价体系，纳入考核经济发展状况的指标。考核制度的完善是一个过程，需要逐步到位，相关部门应在充分调研、测算的基础上，及时提出一套可量化、权重分配合理的指标体系。地方政府卸除了传统增长方式的束缚，就可以更好地履行自身职能，从干预金融的活动中退出，投资冲动得到抑制，产能过剩问题自然得到化解。在降低GDP在政绩考核中权重的同时，要辅以配套的转移支付制度。新的考核体系下，地方政府会面临新的资金压力，转移支付制度可以弥补GDP指标低但综合绩效高的地区的收入缺口。
2.完善地方政府金融管理体制，给银行更多的自主权
政府要明确自己的行为边界，改变滥用“银政合作”的行为，将经营的自主权交给银行。根据央行的调查，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中，30%是因为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干预而导致的。在我国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的大背景下，“金融脱媒”导致商业银行吸存压力越来越大，面对更加激烈的资金争夺，如果不下放自主权，唯一的结果将是银行资金流向对资金价格不敏感的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经营的成本转嫁到实体经济之上，产能过剩愈演愈烈，社会整体风险逐步累积。银行在有机会独立做决定的基础上，才可能做到有效分配信贷资源及风险，更合理地管理资产。地方政府应立足于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正确行使自身调控和监管职能，及早从扭曲的干预中退出。
3.中央政府利用信息优势，正确引导银行贷款发放总量和方向
为缓解借贷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建议国家数据权威部门――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统计局、央行和银监会等，利用各自优势，通力合作，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构建一个反映产业动态变化、市场供求信息的综合信息平台，改善金融生态环境。建立一个基于全国各地区、各行业和各部门的、能够实现迅速有效的信息查询和共享的平台，由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所导致的信贷资源错配现象会得到明显的缓解，也有利于扭转市场上的非理性预期，确立市场对投资和产能的主动调节。信息的完备使得银行对企业放贷标准的选取变得更加合理，如此就从源头上杜绝了向产能过剩行业企业放贷的现象发生。
（二） 深化银行系统改革，优化信贷资源配置
1.提高银行风险定价能力
银行定价能力应直接体现在对不同产业所制定的信贷政策上，通过合理的风险承担、准确的资金定价和完善的信贷管理，在整合中获得风险溢价，最终达到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的目的，改善产业领域资源配置扭曲的现状。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定价能力和西方发达国家的银行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有必要从组织构架、运作流程、经营理念、定价策略和技术等方面多措并举，建立完善市场定价体系。
第一，完善定价机制建设。健全的定价机制要求商业银行从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和管理方式三个方面切入，改善现有定价系统。首先，建立结构设计合理、职责清晰、分工协调的组织体系。在总行建立核心定价决策机构；明确银行内部其他各部门的辅助职责；成立分行贷款定价执行部门，具体履行定价管理职责。其次，制定统一的定价管理办法，形成一个包含定价流程管理、考核办法、监管反馈等多方面的、切实可行的制度规范。最后，完善定价管理体系，改进现有授权模式。在总行制定统一定价基础上，根据分行的经营管理水平，实施分级授权，对定价能力较高的分支行考虑扩大授权范围，以提高市场反馈的效率。同时要制定动态化管理流程，及时根据市场变化和行业发展状况等信息调整定价策略。第二，优化贷款定价方法，完善定价模型。目前我国大型商业银行已经逐步形成了各自的内部贷款定价方法，但模型应用程度并不高。因此，商业银行应在进一步完善贷款定价模型的基础上，加大模型的应用范围，切实做到贷款定价实用化、常态化。在具体操作中综合计算风险因素，设置具体权数，合理确定贷款利率浮动区间；参考外国先进的风险定价方法；加强自身收集、管理信息的能力，提高基础数据质量，实现各类贷款风险的量化管理。除此之外，还要健全内部资金转移定价机制，这要求银行加强对基准市场收益率曲线的研究，以实现对利率工具的有效利用[18]。同时在实践中有针对性地培养高素质、业务精通的风险定价管理人才和队伍，建立专业定价战略部门，在银行机构内部建立关注风险的意识形态。
总之，银行只有提高定价和风险控制能力，才能形成灵活有效、市场化的信贷资源配置机制，真正扭转根据企业性质授信的现状，进而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支持产能过剩行业的自我消化，切实引导我国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2.打破金融垄断，支持民营资本参与银行业
自2013年6月国务院批准设立民营银行后，市场持续升温。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在加强监管的前提下，允许条件成熟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较一般商业银行而言，民营银行产权清晰、经营职责明确、信息来源广泛、决策链条短、服务便捷，经营优势明显。此次金融业准入门槛的放宽，使大量游资拥有了合法的投资渠道，也有助于减缓中小企业融资困难，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对于打破银行业垄断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激烈的竞争会迫使银行主动着力于信贷资源的优化配置，保证信贷资金的有效性和可回收性，对化解产能过剩矛盾意义重大。
3.完善信贷管理政策
首先，银行应建立科学合理、具有前瞻性和准确性的风险控制机制。贷款审批应在分析财务指标的基础上，综合考核企业管理者素质、所属行业发展情况、市场竞争环境和宏观政策，量化借款企业风险评估结果。前瞻性要求银行采用动态风险监控机制，在企业存在经营隐患时督促其及时整改，并健全动态的风险预警机制，做好风险应对预案。对产能过剩行业的项目不但要从严审批，落实企业还款来源和抵押担保，对过去的授信也应重新进行评估，逐步压缩产能过剩行业的融资规模。其次，银行应完善风险内控机制。集团内应实行统一授信和限额管理制度，引导各分支机构优化贷款结构，全面落实内部信贷激励约束机制。最后，通过利率杠杆引导产业发展，对产能过剩行业设置高贷款利率，提高这类企业的投资成本，抑制其投资冲动，对化解产能过剩矛盾有积极作用；对国家产业政策支持的、有利于国家经济发展的产业设置低利率，引导资金流向战略性新兴产业，校正现阶段信贷资源的行业性错配。 4.创新基层行长绩效考核机制，建立合理贷款问责制度
基层行长的短视行为和道德风险会导致恶性增资的出现，加深信贷资源错配，阻碍产能过剩的化解，在解决该问题时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首先，应改善现有的行长行政周期内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在衡量新增不良贷款数量的基础上，添加测度消除不良贷款能力的指标，并赋以合理权重。也可以考虑建立长期测评机制，避免基层行长追求短期利益。其次，要建立合理的贷款问责制度，客观衡量在不良贷款出现时，基层行长的相应责任。排除由于非主观原因导致的不良贷款增加，防范由于风险控制过于苛刻而造成基层行长恶性增资。最后，要加强内部信用风险控制，督促基层行长遵守职业准则，培养规范经营的理念，根治决策者由道德风险导致的信贷资源错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