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内部控制作为企业财务数据可靠性、信息披露真实性的保护伞和衡量标志，从理论上讲，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可以提高并保证财务盈余数据的准确性，使得理性信息使用者更加信任财务盈余数据并在投资决策时对其赋予更多的权重，即能增强企业盈余信息的价值相关性。本文以2007―2011年A股非金融类公司为研究对象，验证了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增强盈余价值相关性。
〔关键词〕内部控制质量；盈余质量；价值相关性
截至现在，我国先后颁布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与《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鼓励并要求上市公司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内部控制体系的建设。内部控制致力于保障公司运营的效率效果、财务报告的准确性等目标的实现，这无疑从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盈余数据的可持续性和可靠性，提高了盈余质量。以往的研究表明，盈余信息质量越高，资本市场投资者在进行决策时对盈余信息的参考权重越高，即具有增强的盈余价值相关性。基于此，理论上我们认为，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可以提高盈余价值相关性，这说明企业内部控制建设可以一定程度上影响资本市场运作效率，具有重大意义，而国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尚少。
一、文献综述
高质量的盈余信息可以增强投资者对盈余数据的信任度，提高投资决策时对盈余数据的使用程度，从而使得盈余对股价的解释能力增强。 柳木华[5]认为高质量的盈余信息具有增强的价值相关性；齐伟山和欧阳令南 [6]、袁淳和王平 [7]以及毛洪涛和吉利 [8]先后检验了盈余质量对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的影响情况，良好的会计信息质量将增加投资者对证券市场公平的信心，增强会计信息对股价的解释能力，从而导致更好的投资决策和更优化的资源配置，最终导致高质量的盈余信息披露有助于提高会计盈余的价值相关性。
国内外学者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验证，内部控制能够发现、阻止、更正舞弊行为，从而使其会计信息更具有准确性和可靠性，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是改善盈余质量的驱动因素。方红星和金玉娜[9]认为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可以抑制会计选择盈余管理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从而提高盈余质量；肖华和张国清[10]实证研究了高质量的内部控制与盈余持续性正相关，虽然盈余持续性并不是盈余质量的一个全面定义，但是毕竟是盈余质量的特征和度量指标之一，亦能证明内部控制质量与盈余质量的关系。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盈余价值相关性作为资本市场价值相关性的一部分，主要通过研究盈余反应系数、拟合优度等来验证会计盈余数据是否能够作为一个传递公司财务状况的关键信号，成为投资者投资决策的重要分析指标，也可以理解成会计盈余对企业股票价格是否具有解释能力。前人研究证明，会计盈余确实具有价值相关性，且较于其他价值相关性指标具有更强的解释能力和更明显的反应系数，又因为盈余数据较于其他指标更具有可操控性，因此，研究盈余质量的价值相关性意义重大。实质上，它研究如何使得盈余作为一种信息传导机制，具有更强的信息含量，从而有助于外部利益相关者做出理性决策，引导资源流动，对资本进行优化配置，促进资本市场的良性循环，最终提高资本市场效率。
前人研究进一步表明，通过提高盈余信息质量，可以增强投资者对盈余数据的信任程度，从而使信息使用者更多地利用会计信息做出分析和决策，提高盈余信息的有用性，并会体现在对盈余的价值相关性的影响上。而较低质量的盈余信息会降低信息使用者对客观数据的决策依赖程度，不利于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为了提高财务数据尤其是盈余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引导资本市场有效发展，监管机构致力于提高财务数据质量的相关制度的改革，内部控制制度是非常重要的制度之一。
内部控制发展至今，始终不离不弃的一个目标便是“保证财务报告的准确性”，这实际上是保证盈余数据质量的可靠性维度；而新准则提出的新目标“保证公司经营的效率和效果”实际上是维系盈余可持续性这一盈余质量维度。而盈余的可靠性和可持续性恰好是盈余质量的两个基本特征和衡量因素。实际上，企业内部控制作为信息产生过程的控制机制之一，通过制度规范化、过程确定化、权责明确化、不相容职务的设置、关键风险点的重点控制和事后的监督检查等手段来保证公司的正常经营和运作。主要包括治理层面、经营层面两个层次的内部控制。其中，治理层面的内部控制主要用于公司所有者制约管理者凌驾于规矩之上，从而影响管理者的盈余操纵行为；管理层面的内部控制主要侧重于管理者对执行者的约束，保证会计相关行为的规范化操作，以及避免形成权责的灰色地带，从而减少产生财务造假和舞弊现象。企业内部控制是一个整体框架，它强调规范化和流程化，避免人为性和随意性，有效的内部控制确实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疏忽或故意带来财务数据的错误与舞弊，最终保证输出的各种财务指标的准确性与可持续性。
综合来看，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可以增强公司的盈余信息质量，从而提高盈余价值相关性。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可以增强公司的盈余价值相关性。
三、研究设计
1.价值相关性的度量
2.内部控制质量的度量
内部控制贯穿于企业内部的各项日常活动中，外界很难直观地观察并判断内部控制实际水平的高低，只能将上市公司发布的内部控制信息作为衡量内部控制质量的依据。目前，内部控制的信息披露经历了自愿披露和强制披露两个阶段，但由于强制披露阶段所有上市公司均需对内部控制建设情况进行自我评价并聘请会计师事务所进行鉴证，而我国现阶段监管体制尚不健全，很难辨识强制披露阶段的内部控制信息质量，并据以判断企业真实的内部控制水平。要想研究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否提高财务数据准确性，即国际上如火如荼展开的内部控制建设是否有价值，自愿披露便显得难能可贵，因为我们可以利用信号传递理论分析自愿披露阶段的内部控制质量，这是更切实可行的。
我国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建设情况参差不齐，可以说拥有良好的内部控制体系已经成为企业一项特有的资本和优势，根据信号传递理论，企业将自身与其他内部控制建设较差公司做出区别，证明公司内部控制有效、公司财务报告可靠、经营不确定性较低，以建立良好的声誉和形象，引导优势资源流入企业，愿意主动披露内部控制的良好情况；而购买审计意见、不实披露面临证监会处罚的代价高昂，从这个角度来看，内部控制水平低的公司不太可能模仿内部控制水平高的公司向市场发布“好消息”。而本文旨在研究内部控制信息的自愿披露，恰好符合信号传递有效性的两个必要条件：可选择性和不易模仿性。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本文研究样本范围内，内部控制信息的自愿披露情况可以作为衡量内部控制质量高低的指标。
我国现阶段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包括自我评价报告和鉴证报告，但是由于上交所和深交所先后于2006年和2007年颁布规定要求上市公司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因此自我评价报告显然不再适合作为内部控制质量的衡量指标。而鉴证报告在本文研究样本范围内，属于自愿披露，由此可见，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自愿披露可以作为内部控制质量的有效代理变量。
3.内部控制质量与盈余价值相关性关系模型
为了证明假设1，我们将基础模型中引入内部控制质量的代理变量，并验证此代理变量交乘项是否显著且系数为正，与不引入代理变量交乘项的基本价值模型相比，其拟合优度是否得到提高：
ICit自愿披露阶段的交叉上市公司，若提供给国内投资者的只有自我评估报告，而没有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但向国外的投资者提供了内部控制的鉴证报告，考虑到该审计报告也能为国内的投资者所获得，这种情况视作已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若关于内部控制的审计报告是专门提供给某机构的，考虑到其也能为大众投资者获得，处理同上。代表公司i第t年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水平的赋值。标准如下：
1――披露正面信息报告：单独披露了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且注册会计师出具的是标准无保留意见或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
0――未披露：未披露内部控制的鉴证报告；
-1 根据前述理论，我们判断自愿披露阶段不会存在披露负面信息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下文统计数据亦可证明。――披露负面信息报告：单独披露了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且注册会计师出具的是否定意见、无法表示意见和保留意见。
四、实证分析
1.样本选择
2.描述性统计及单变量分析
为了直观地观测到内部控制质量高的公司与内部控制质量低的公司在盈余价值相关性方面的差异，现根据上文描述性统计中的分组情况，分别利用价值相关性的两个基本模型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我们可以看到，内部控制质量高的公司，无论股价模型抑或收益模型的拟合优度几乎全部（除2010年股价模型外）显著高于内部控制质量低的公司；而在盈余反应系数方面，内部控制质量高的公司均显著大于内部控制质量低的公司。这些都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高质量的内部控制使得盈余对股价的解释能力大大提高，盈余价值相关性增强。
需要解释的是，在收益模型中，E/Pt-1包含了已预期盈余和未预期盈余，而已预期盈余显然与股票收益并不相关，这就造成了因变量选择的误差，使得E/Pt-1的系数显著性不稳定，拟合优度较低，且以往的研究也证明，收益模型往往不如股价模型理想。当然，这些都只是分组观察后的直观关系比较，要想证明内部控制质量是影响价值相关性的一个重要要素，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实证研究。
3.多元回归分析 为了验证本文假设，利用是否自愿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为高质量内部控制的代理变量，对本文样本进行回归，结果各模型自变量之间均无明显的线性相关关系，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列述。如表4和表5所示。
由上述结果可以看出，2007―2011年上市公司IC・E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内部控制质量越高的公司，E对P的解释能力越强，盈余反应系数越大；且较于基本股价模型的拟合优度，引入内部控制质量代理变量与盈余的交乘项后的模型拟合优度更好，说明引入的变量对股价有增强的解释能力。综合而言，高质量内部控制确实能够增强盈余对股价的解释能力，增强盈余价值相关性。
如表5所示，只含有未预期盈余信息的ΔE/Pt-1与内部控制质量的代理变量的交乘项均显著为正，且引入内部控制质量代理变量后的模型拟合优度高于基本收益模型，说明高质量内部控制能够提高非预期盈余对公司年度收益率的影响，即能增强盈余价值相关性。
综合表4和表5的回归结果，假设1得证。
五、结论与建议
通过上文我们证明，内部控制质量高的公司，市场往往更加信任其盈余数据，从而在决策中更多地使用这一指标，使得盈余反应系数增大，价值相关性模型的拟合优度提高，即高质量的内部控制确实能增强盈余价值相关性。
需要注意的是，本文在研究内部控制质量与盈余价值相关性时，对内部质量的衡量是源于自愿披露阶段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状况来界定，这是自愿披露阶段独有的优势。但是我国内部控制披露已经步入到强制披露阶段，在这一阶段，内部控制的实际水平依然深藏于企业的内部运转中，外界很难观察，外部信息使用者对内部控制水平的赋值依然需要根据企业披露的内部控制信息来衡量，但是这一阶段所有企业均需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报告和内部控制鉴证报告，故对内部控制水平的鉴定决不能再依据信号传递理论下的自愿披露。
既然依据内部控制信息判定的内部控制质量水平对信息使用者影响颇大，那么在我国进入强制披露阶段后，更应该加强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管理与监督，以防止不实信息误导信息使用者决策，使得致力于增加财务信息可靠性的内部控制反而成为隐瞒财务信息错弊的帮凶。
尽管现阶段国家已经相继颁布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并逐步实施，但是在手工采集内部控制信息时发现以下方面仍存在问题：内部控制自评报告作为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一部分，披露的内容却千差万别，看似篇幅详尽的报告实则毫无实质质量可言，环顾左右而言他的现象比比皆是，那么自评报告究竟需要就哪些必要问题进行披露，才能使得企业披露工作实现简洁高效且保证关键信息充分披露？很多公司的自我评价报告都披露了内部控制建设中的一些问题，有些看似深埋隐患的缺陷，却依旧被发出“无重大缺陷”的声明，那么如何判断内部控制缺陷是否重大，依据的指标是什么？尤其是具有公信力的注册会计师何种情况下才能发表“内控设计、执行有效”的声明？这些准则中仅有定性阐述的关键问题，使得上市公司在执行准则、指引规定时，仍存在一定的选择空间，导致不实、片面信息的发布并误导信息使用者，在强制披露阶段的影响尤为重大。相关政策应针对上述问题对内控信息披露进行更详尽的规定和指导。
同时，进入强制披露阶段后，为了避免内部控制质量低的公司模仿内部控制质量高的公司，模糊市场判断力，影响市场的有效性，建议我国监管机构加强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监督、审核和惩罚的力度，进一步规范信息披露的市场秩序，保护投资者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