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6年受命出任浙江大学校长之前，竺可桢已是一位声名卓著的气象、地理学家。从1936年到1949年，竺可桢当了十三年的浙江大学校长，特别是在抗战的艰难岁月，他选择了举校西迁办学的壮举，在敌人的炮火下，历尽艰辛，带领浙大师生跋涉二千六百余公里，遍及浙、赣、湘、桂、闽、粤、黔七省，五易校址，于1940年到达黔北在遵义、湄潭、永兴等地坚持办学，直至抗战胜利，这被称为是中外高等教育史上的“文军长征”。在颠沛流离的恶劣环境下，竺可桢居然奇迹般地将这所他接手时只有文理、农、工三个学院、十六个学系的大学办成了拥有文、理、农、工、法、医、师范七个学院、二十七个学系的大学，成为当时全国最完整的两所综合性大学之一，其中不少专业如物理、化工、农业、数学等在全国乃至国际上都享有盛名。他创建了数学、生物、化学、农经、史地等五个研究所，使浙大在当时亚洲的大学排名升至第三，因此，浙江大学被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誉为“东方之剑桥”绝不是偶然的。正是竺可桢办浙江大学所取得的骄人业绩，后人将他和蔡元培先生并称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伟大的大学校长，至今无人超越。
竺校长的人格魅力
竺可桢校长诚聘国学大师马一浮的过程一直在教育界传为佳话，在竺可桢就任浙大校长后了解到隐居在杭州的马一浮是一位国学大师，就决意聘他来浙大任教，曾两次亲访又多次托人从中斡旋，也答应了马一浮可在家中上课等诸项条件。当时马一浮隐居惯了仍不想复出，竺校长是个开明的校长，了解马先生的固执，也不与之辩驳，而只是耐心地等待。后来抗战中马一浮举家逃难时遇到困难想起了诚心聘他出山的竺可桢，竺校长立刻伸出援手，终于使马一浮先生走上了浙江大学的讲台，开设了深受浙大师生欢迎的国学课程，这位中国引进“资本论”的第一人还为浙大撰写了寓意深厚的校歌歌词，校歌也充分体现了竺校长追求、倡导的求是精神，经著名作曲家应尚能谱曲成为了传世之作，经一代代浙大学子传唱至今。
苏步青教授早竺校长五年来浙大工作，已是数学系主任，因为竺可桢有两个亲戚是国民党高官，所以开始苏先生是反对竺可桢当校长的，认为他是靠关系谋取的校长。竺校长从不计较，一直器重和关心这位难得的数学天才。在西迁时，竺校长知道苏步青教授的夫人是日本人，就特地从浙江省省主席朱家骅那里要来一张特别通行证，写明沿途军警不需盘问检查，使苏步青教授在举家迁移中免去了许多麻烦，甚至危险。当时正值举校搬迁，工作千头万绪，竺校长还能细心考虑到一位教授家庭的安危，这让苏步青教授十分感动。而正是在西迁途中竺校长由于忙着考察校址，无力顾及家庭，在泰和让痢疾夺去了他的爱妻张侠魂和二子竺衡的生命。当苏步青教授回忆起这段经历时总是深情地说：“我和竺校长从相识到相知，这样的好校长，把教师当宝贝，我们怎能不感动呢？只要是他要我做的事，不管情况如何困难，我都乐意去做。”
竺校长深知一个学校要实施优质的教育，最重要的是教授的人选，因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做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地培植出博学敦行的学者”。为了充实教授队伍，竺可桢多次拜访邵裴之、马一浮等学界前辈，聘请胡刚复、梅光迪、张荫麟、王淦昌、王Q、卢守耕、周承佑等三十多位著名学者前来任教，起用一批深孚众望的学者担任院长、系主任等职务，只要有好教师，他总是毫不犹豫立刻聘请，而且是千方百计地去聘请。竺可桢以人品、学识和诚恳的态度请到了一大批品学兼优的好教授。西迁时期的浙大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提供给学生的，不仅是名师的学识，还有名师追求真理、不计利害、求实奉献的高尚情操。大学应以教授为重，这是竺校长在浙大办学十三年一贯坚持的方针，竺校长提倡民主办校、校务公开，由校务委员会来管理学校，历史证明这是符合教育客观规律的办学方针。
竺校长认为大学的主要使命有三个，一是造就具备智仁勇的完人，二是奠定学有专长的根基，三是养成自己独立思想的习惯和能力。为此，1938年在对学生一次演讲中竺校长提出了“求是精神”，竺校长以继承求是书院（浙大的前身）成立以来的优良传统，同时又吸取了世界一流大学的严谨作风和科学态度，提出以“求是”作为浙大的校训。1938年11月19日，校务会通过了竺校长的这一提议，竺校长认为：有“求是精神”的浙大人，就是必须具有清醒而富有理智的头脑、明辩是非而不徇利害的气概、深思远虑不肯盲从的习惯，而且同时还要有健全的体格，肯吃苦耐劳、有牺牲自己、努力为公的精神。追求“求是”的路径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单是博学审问还不够，必须深思熟虑、自出心裁、独著只眼的创新精神来研辩是非得失。既能把是非得失了然于心，然后尽吾力以行之直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求是精神”就是奋斗精神、牺牲精神、开拓精神、革命精神和科学精神。也是一切科学工作者和学人的共同追求和理想。这是竺校长为浙大留下的一份精神宝典，指引着一代代浙大人在科学和革命征程中努力践行、不断登攀，竺校长也正是大力倡导和身体力行“求是精神”的典范。
提倡学术民主、学术自由是竺可桢校长办学的又一个重要方针，他坚持打破各种思想和学术派系的束缚而广罗人才，充分发挥各种学术思想和发展各个学术领域。在竺可桢身体力行的倡导下，浙大营造了浓厚的学术氛围，办研究所、招研究生，教授们醉心学术研究与学生积极参与研究活动和谐地融为一体，学术讨论之风也长盛不衰，教授与教授之间常常为学术问题争得面红耳赤，如王淦昌和束星北两个好友为学术问题的争论可从上世纪40年代的遵义一直延续到80年代的青岛。即使在纸张紧缺、环境险恶的抗战期间，浙大的学术刊物定期或不定期的也保持在二十多种，各种读书报告会、学术纪念报告会不断。例如，遵义时期的“徐霞客逝世三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伽利略逝世三百周年报告会”、“达尔文进化论与遗传学讨论会”，竺可桢不仅亲自主持，而且还作了重要的学术演讲。
在如此浓厚的学术氛围中，科研硕果也源源而来，当年的浙江大学，从理工农科到人文学科，像陈建功的三角级数、苏步青的微分几何、王淦昌的原子核物理、谈家桢的遗传学、蔡邦华的昆虫学、卢守耕的稻作学、吴耕民的果树学、夏鼐的考古学、张荫麟的中国史纲、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理学等，都具有第一流的学术水准，站在了当时各学科的前沿，在海内外享有声誉。在抗战十分艰苦的环境下尚能产生如此研究成果，让国外同行无不惊讶和称赞。
关爱师生让竺可桢校长嬴得“浙大保姆”的荣誉，多少学子怀着科学救国的抱负投奔浙大而来，跟随学校流亡迁徙，许多学生与家人又失去联系，学校就成了他们唯一的依靠，而竺校长像一棵大树一样庇佑着他们，设法给他们提供最好的教育，护卫着这群中国未来的栋梁。他以学生为本，在他眼里浙大学生个个都是好人品和有学问的。他希望大学生能成为一个地方的楷模，成为一般人士的表率，能做到不仅“谋食”，而且“谋道”。他说：“凡是有真知灼见的人，无论社会如何腐化，政治如何不良，他必独行其是。”所以，他把大学教育首先看作是道德教育，认为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一定要有高尚的道德。
当学生遭到国民党黑暗统治迫害时，竺校长总是挺身而出，去警察局交涉，积极营救，尽自己的力量保护学生。竺可桢得知浙大学生于子三等四人被捕的消息立即赶到保安司令部、警察局各处交涉，于子三在狱中被害，竺可桢与医生李天助、学生代表立即赶到现场，拒绝在所谓于以玻璃自杀的验尸报告上签字证明，只在另一纸上写下“浙江大学学生于子三委实已死，到场看过”。在南京接受《申报》记者采访时，竺校长说于子三“作为一个学生是一个好学生，此事将成千古奇冤”。“总之，学校的立场认为这是一法律事件，其最后结局，将判明政府法治精神的充分与否及保障人权意愿的有无”。他的仗义执言震惊了全国。教育部长要他在报纸上“更正”，他断然拒绝：“报载是事实，无法更正。”更难得的是他在这一关键时刻公开表示：“一本过去理智态度、求是精神，决不畏难而退，不能以利害得失而放弃追求真理。”这需要多么无畏的勇气，岂不胜过父母，这样的校长怎能不受到学生的衷心爱戴。
竺可桢先生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他的博大胸怀、人格魅力和对教育事业的挚爱是我们学习的楷模，他的一整套办学思想及其倡导的“求是精神”是给我们后人留下的可贵精神财富，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让我们沿着他的足迹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