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场动荡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始于1966年。在其后的1967至1969年间，伴随着在全国范围滚滚而来的批斗当权派、结合革命领导干部、清理阶级队伍一次次政治风暴，在中华大地掀起了一股人事外调的大潮。在这种潮流下，著名科学家、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竺可桢，将绝大部分时间用在了接待外调事务上，俨然成了一个外调专业户。
竺老的这段往事，是在特殊年代的一段特殊经历和特殊贡献，花费了无数心血。其中的点点滴滴，无不折射出竺老的求是精神与道德情操。
竺老对外调人员的记录稿，必经亲自阅览和修改，确定无误后才签字。如在1968年7月18日日记上，关于浙大学潮的谈话稿，他的记述说：“所记前后不相连贯，如若当档案看待，读了以后不完全能了解，我花了很多时间才改了三页，前后共计11页。下午睡一小时，从下午三点一直到晚膳，膳后直到8点为浙大来改写记录稿子。XXX等并没有把所记录的加以整理，所以前后错乱，读者尚不了解那时浙大情况，读了可能莫明其妙。我要她们重抄，才能签字。”
“文革”期间的外调人员，鱼龙混杂。有些是带着框框为打倒某人而来，竺老依据事实，坚持己见;而大部分来者是为弄清事实，为保护好的干部而来，竺老为他们提供了真实情况，都使好干部得到了保护。一个人的背后，是一个家庭，在那个是非颠倒、罪及全家的年代，因受竺老提供的有力证据而免于被冤枉的干部，也使他们的家人免于被株连。竺老的辛苦、忙碌、付出，惠及不少家庭，实在是温暖人心、公德无量的善举，功不可没。
今天看来，竺老撰写的外调材料无疑是一批珍贵的史料。但遗憾的是，留存至今的已微乎其微。
竺老付出的时间之多，接待数量之大，前后跨越时间之久，书写材料之多，前无古人，后恐也难有来者，可誉为“文革”接待外调第一人也。
纵观竺老一生，不管是身处顺境还是逆境，不管是大事、小事，他都认真负责、一丝不苟，都用心、尽力地做好。就以“文革”中接待外调这件事，不少人都经历过，而唯在竺老手上，做得如此有声有色，令人心悦诚服、称赞不已。
竺老的每段人生，都留下了不同的精彩。
正是许多看似平凡的涓涓细流，汇聚成他伟大人生的滔滔江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