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是奥斯卡大年,这一年第30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包括《桂河大桥》《十二怒汉》,以及《控方证人》。
《控方证人》改编自推理小说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同名短篇小说和舞台剧。故事讲述的是刚刚接受了心脏病治疗的著名辩护律师威尔弗莱德爵士(查尔斯・劳顿饰)在回家休养的第一天就遇到律师梅休和他的委托人沃尔(泰隆・鲍华饰)登门拜访,求他出手接下官司。原来沃尔曾是二战军人,退伍后事业一塌糊涂,却颇有女人缘,一次偶遇一位丧夫的富婆并与其交好。不幸的是,后来富婆惨遭谋杀,而所有间接证据都指向沃尔就是凶手。最致命的是,原来富婆早已对他心生爱意,已在死前不久立下遗嘱将自己的遗产留给沃尔。他的唯一证人是妻子克丽丝汀(玛琳・黛德丽饰),然而克丽丝汀表现出的不合情理的冷酷与镇定却让威尔弗莱德爵士开始怀疑案情背后另有隐情,而最后揭示出的真相更是在所有人的意料之外。
难能可贵的是,作为推理小说大师的阿加莎・克里斯蒂其实深谙一个道理―表演与文学是迥然不同的两种艺术表现形式。推理小说的读者往往会被凶手复杂诡秘的犯罪手法和侦探逻辑上环环相扣的推理所倾倒,而剧场里和银幕前的观众却很不一样,他们大部分的注意力天然地被直观且丰富多彩的声、光、色所吸引,很少有观众能再分神跟上过于复杂的逻辑推理。所以小说里的犯罪手法和推理过程设计得越是繁复,读者读来就越有华丽之感;而银幕上的推理则应反其道而行,易简不易繁。既要让谜面足够简单(涉及案情的人物不能太多、案情也不能包含太多的逻辑环节),又要让谜底语不惊人死不休,这对编剧来说是极大的考验。这是一个极难把握的度:既要让观众随时轻松跟上剧情的推进,又要让他们隐隐觉得“好像有哪里不太对劲”,而又猜不出不对劲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直到结尾的大反转才恍然大悟。《控方证人》做到了利用一个再简单不过的谜面精准地引导(其实是误导)观众的预期,又同时在他们心中埋下“真相似乎另有隐情”的种子,然后在结尾给了他们(不止一个)大出意料的反转。
导演比利・怀尔德在拍摄本片之前已手握三座奥斯卡奖杯,《双重赔偿》《日落大道》《七年之痒》均是传世佳作。执导该片时,比利・怀尔德正值事业巅峰状态。这个最会讲故事的导演把自己讲故事的超凡功力灌注进了《控方证人》的每一个细节里。例如他是这样安排影片开篇爵士与被告沃尔的会面的:嗜烟如命的爵士本来在拐杖里藏了几根雪茄,却被护士没收了。正在无比沮丧之时,律师梅休和沃尔正巧上门求救。本来因为心脏受不了刺激而不准备受理刑事案件的爵士忽然发现梅休口袋里有两支雪茄,于是顿时两眼放光,以了解案件为由把他拉到办公室。本想趁机抽上几口,可不巧俩人都没有火柴,所以又不得以再把等在门外的沃尔也叫了进来。沃尔替爵士点了烟,才总算解了他的烟瘾。沃尔这才有机会把案情的始末详细地说给吞云吐雾的爵士听。这个因雪茄而与被告结缘的情节与结尾的大逆转相比竟然毫不逊色,而这样的设计在片中比比皆是。事实上,正是情节推进中这些极其出色的细节设计才构筑起影片一流情节剧的魅力。
阿加莎・克里斯蒂和比利・怀尔德两位大师珠联璧合,留下了这部影史经典之作,堪称悬疑剧与情节剧的双重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