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低调俱乐部是抗日战争爆发后由和平派分子组成的声称要“低调”的秘密组织。它的组织成员主要有汪精卫、周佛海等；他们宣传抗战悲观、仇共等思想，同时积极奔走于对日妥协、抗战必败的外交活动。南京陷落后，改名为艺文研究会，继续从事妥协活动。低调俱乐部对时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低调俱乐部；汪精卫；周佛海；艺文研究会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周佛海洋房的地下室中，陶希圣、梅思平、罗君强、胡适等人为防空袭，经常来此避难，讨论时政，于是就形成了一个名为“低调俱乐部”的秘密组织。由于低调俱乐部形成的特殊背景及其存在的时间较短等原因，学术界对其研究的著述颇少，主要研究成果有：方秋苇《陶希圣“低调俱乐部”、“艺文研究会”》，胡春惠《汪精卫与低调俱乐部》
（1），但在这两篇文章中只是略提到该组织的思想和活动，比较侧重对人物的分析和事件的介绍，而缺乏对该组织进行整体系统的研究。笔者试图在前人基础上，以低调俱乐部为研究对象，对其形成背景、发展、演变及影响为研究线索，进行深入探讨和论述，以求抛砖引玉，供研究者参考。
一、低调俱乐部成立背景
1937年7月15日至8月15日，国民政府为团结各方人士共赴国难，在庐山召开谈话会，听取国内各界对抗日救国的意见。谈话会期间，汪精卫发表了一篇《最后关头》的讲话，表面上大谈抗战到底，阐述誓死抗战决心，但实际上却在宣扬抗战必亡的民族失败主义，“所谓抵抗，便是能使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为抗战侵略而牺牲。天下既无弱者，天下即无强者，那么我们牺牲完了，我们抵抗之目的也达到了。我们高呼一句‘最后关头’我们更高呼一句‘牺牲’！”[1]极力阻挠国共合作，反对全面抗战。
二、低调俱乐部的概况
低调俱乐部是在抗日战争的背景下形成的秘密组织，它的主要成员大都是国民党内要员，宣扬反共和抗战必败的消极主张，积极策划对日外交活动，对中国的抗战局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低调俱乐部的主要成员
周佛海是低调俱乐部的实际组织者。在南京西流湾周佛海家中的地下室是低调俱乐部活动的主要场所。在周宅中组织召开谈话会，周佛海在日记中记载“十六日十时，适之、宗武、沧波来谈”……“下午约宗武谈外交进行方式”[6]周佛海曾是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代表之一，后脱离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成为蒋介石的幕僚。1937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因战争的需要成立大本营，周佛海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政略部副部长，主要负责研究对日政策问题，在制定对日政策方面周佛海夸大中国的积弱与日本的强大，谓“中国的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组织的要素，没有一件能和日本比拟。”[7]周佛海与汪精卫建立关系始于1937年1月，汪精卫由欧洲回国时，周佛海代表国民党中央前往香港迎接并一同乘船返回上海。通过长时间的交谈，汪精卫和周佛海在反对抗日和“剿共”等问题上，志趣相投，一拍即合。后来周佛海在回忆与汪精卫的关系时，曾感慨的说，由于“赴港迎汪先生，万不料与先生结下此次政治因缘”。[8]由此，周佛海由蒋介石的亲信变为了汪精卫“和平运动”的“总参谋长”，主持低调俱乐部的活动。
高宗武是低调俱乐部的外交官。1931年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毕业归国，先后在南京中央日报社，中央政治学校任职。1933年进入国民政府外交部，任亚洲司司长，负责办理对日交涉事务。陶希圣原是汪精卫改组派的成员，时任北京大学教授。1937年他以知名学者的身份参加庐山谈话会，后当选为国民政府国防参议会参议员，作为汪精卫的政治顾问，参与低调俱乐部机要谈话。他是一个顽固的反共分子，同时也是一个抗战“亡国论”者。梅思平是周佛海的亲信，与周佛海关系密切，时常出入周佛海公宅，从事低调俱乐部的主要活动，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江西省省长兼大本营第二部长熊式辉都曾参加过低调俱乐部的活动。他们在抗战初期对抗战缺乏信心，支持和同情汪精卫的“和平运动”，是低调俱乐部的主要成员。胡适曾一度也是该组织的成员之一，1938年9月胡适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大使，便和低调俱乐部脱离了关系。
（二）低调俱乐部的主要思想及活动
第二，低调俱乐部不仅对主张抗战的共产党十分的痛恨，而且具有严重的恐共心理。它声称抗日战争有利于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战争“如此打下去，非为中国打，实为俄国打。”[14]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前，汪精卫曾亲自到奉化会见蒋介石，坚持主张“剿共”的事业不可停止。在三中全会上，汪精卫等人又提出一个坚持“剿共”的政治决议案，最终因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而遭到三中全会的否决。此外该组织污蔑共产党之所以坚持抗战，只是想利用抗战为手段来打倒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同时低调俱乐部将“恐共”心理和对日政策连系起来，谓中国一旦对日以武力抵抗，必然会遭致中共军队的趁机行动。[15]这样的复杂局面是低调俱乐部所不愿看到的。
围绕着低调俱乐部抗日悲观、“恐共”等主要思想，低调俱乐部积极展开活动，以达到它宣扬的对日停战中日和平的目标。
首先，低调俱乐部形成之后进行的活动，便是千方百计的阻止国民政府抗战，并努力宣传对日妥协，实现“和平”的主张。1937年7月31日上午，周佛海访陶希圣，讨论华北战局等问题，他们一致认为，必须立即展开对日外交活动。周佛海借助蒋介石宴请学术界名流胡适、陶希圣、张伯苓、梅贻琦的机会，请胡适与陶希圣向蒋介石进言，提出和平意见。由贵宾向蒋进言，比周以部属的地位要方便得多，但是由于蒋介石在午宴时不停地谈论抗日主张，胡适和陶希圣等人极难说话。只是在宴会结束，胡适才在告辞时向蒋建议：“外交路线不可断，外交事应寻高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16]此后，周佛海策动青年党左舜生，国家社会党张君劢以及《大公报》的张季鸾等人向蒋介石进言，要蒋介石对日本的抵抗要适可而止，“我们是为结束战争而抗战，不是为扩大战争而抗战”[17]绝对不要扩大事态，以免中日和谈之门关闭。
其次，周佛海等人违背民心，逆历史潮流，积极地策划如何与日本直接谈判，以外交的方式结束战争。1937年8月16日，周佛海、高宗武、胡适、陶希圣等策划对日外交办法：第一，通过高宗武，由外交部派人往上海，与日本大使川越茂接洽，以达到中日交涉之进行；第二，由在野名流赴东京，利用其在野立场，与日本政府当局交涉，乞求日本接受中国政府谈判、停战的要求；第三，在进行以上活动的同时，也可电驻伦敦大使郭泰祺，使他与日本驻英国大使直接接洽。他们计划通过此途径，大致在三个月之后开始中日间的外交谈判。[18]
（三）低调俱乐部的演变
1938年1月陶德曼“调停”彻底失败，使汪精卫周佛海等人主张中日和平、对日妥协的低调俱乐部遭到了巨大的挫折，但是他们并未停止与敌谋取妥协的企图，反而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破坏抗战和国共合作的活动。
1937年南京陷落后，武汉成了国民政府战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不仅国民党的党政机关在此办公，且共产党的八路军在武汉也设有办事处。为宣传抗战，在共产党中央长江局领导与组织下，各进步团体和进步报刊大力的宣传，一时之间武汉地区群众的抗日情绪迅速高涨，这种情形是汪周等妥协派不愿看到的。于是汪精卫、周佛海及其“低调俱乐部”的主要人员便以学术研究为名义组织了“艺文研究会”，对战时的文化宣传进行理论指导和文化设计，开展文化运动，以此来与共产党抗衡，达到控制舆论的目的。艺文研究会的宗旨是：“第
一、要树立独立自主的理论，反对共产党的笼罩。第
二、要造成一个舆论，使政府可战可和。”[19]由此可以看出，艺文研究会的目的就是为了对内反共，对外“主和”，破坏抗战，破坏国共合作。
低调俱乐部和艺文研究会是一时的历史现象，但是却对中国抗战阵营和抗战时期的国共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低调俱乐部是在抗日战争的特殊时期形成的秘密组织。纵观它主张的消极抗日和“恐共”的思想，对中国抗战特别是中国国民党的抗日思想和抗战阵营造成了严重的不利影响。在它对日妥协、中日和平和日本帝国主义“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的影响下，汪精卫、周佛海等人公开地投敌叛国，脱离抗日阵营，成立南京伪国民政府，与当时抗日民族主义的潮流相抗衡，走向人民的对立面，被千夫所指，大事挞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