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九一八”事变后，大批日本侵略军开始将其铁蹄踏入中国领土，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除了前线将士浴血奋战外，全国各界爱国人士也纷纷组织敌后抗战团体以支援抗战。以漆鲁鱼为代表的暂时与中共党组织失去联系的一批党员在重庆组织了重庆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重庆救国会”），在其存在期间重庆救国会指导其下属组织利用多种形式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对日本的侵略行为、国民政府的反动行为进行斗争，还为前线抗战举行募捐、慰劳等活动。这些活动使重庆救国会逐步成为重庆大后方在抗战初期的领导核心。大量抗日救亡活动的开展也唤醒了重庆民众的抗日热情，掀起了重庆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
[关键词]漆鲁鱼；重庆救国会；抗日救亡活动
一、重庆救国会的成立及其领导机构
重庆救国会在其成立时虽然只有少数会员，但也设立了其领导机构即干事会，在成立大会时就推选出了干事会成员。“漆鲁鱼任总干事，侯野君任组织干事，温嗣翔任宣传干事，陶敬之、饶友瑚任干事。抗战开始后，继续吸收了黄宇齐、郝文彪、杜延庆、黄觉庵、黄亦人等参加干事会。”[4]270干事会的成员人数虽不多，但其分工明确并各司其职，他们利用重庆救国会的下属组织重庆学生救国联合会（简称“学救”）、重庆职业青年救国联合会（简称“职救”）、重庆文化界救国联合会（简称“文救”）以及重庆妇女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妇救”）领导重庆人民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在活动中起着相当积极的作用。
二、重庆救国会的主要抗日救亡活动
重庆救国会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一二・九”运动以后到武汉沦陷前夕。在七七事变之前，国民党当局视抗日救亡运动为非法，故救国会主要采取秘密活动的形式。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开始，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救国会逐步取得一些合法斗争的权力。从成立之初至正式结束工作，重庆救国会指导其下属组织利用多种形式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与日本的侵略行为、国民政府的反动行为进行斗争，还为前线抗战将士举行募捐、慰劳等。其主要活动集中于以下几方面：
（一）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七七”事变后，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危机，抗日救亡运动开始进入高潮。重庆救国会指导其下属组织成员上街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宣传活动往往是在市区热闹的街道或十字路口进行，每到一处，会员们先敲锣打鼓，唱起救亡歌曲，待群众聚集起来后，就开始演讲，从各个角度宣传抗日救亡的迫切性。并用粉笔横着在沿街墙壁上写大字标语‘团结全国人民抗战到底’、‘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除了街头宣传，我们还下乡宣传，集体步行到南山、头塘、南温泉等地。为了增强宣传效果，还编排街头剧，如《放下你的鞭子》等。”[4]276救国会下组织的抗日宣传队还从重庆沿江而下，到达涪陵、丰都、石柱、忠县、万县等地进行历时数月的抗日宣传，贴宣传画、刷标语、演剧、唱歌等宣传工作深入人心，在民众中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对唤起沿江人民的抗日觉悟起到很大作用。
（二）反对日本在成都设领事馆的斗争
1936年8月，日本力图把侵略势力伸进四川，妄想在既无日侨、又非通商口岸的成都设立领事馆。全国人民尤其是四川人民坚决反对，成都和重庆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日在蓉设领的斗争。重庆市县百余团体于18日在巴县党部召开“反日在蓉设领大会”，大会讨论决定三项：“向当局请愿、通电全国、制止岩井西上――致函交通机关拒绝岩井购票”[5]，并“由各团体自动组织宣传队六十队，每队五人，由组长率领分赴江巴、南岸各地分向民众作扩大之宣传，庶使民众得更进一步之明了，交通机关及政府均不致受其蒙蔽”。[6]蒋介石和刘湘都想利用这场斗争削弱对方的实力，派出了自己的部属参加这次“反日在蓉设领大会”。重庆救国会也通过陶敬之以记者身份带领“职救”骨干赵湘植和杨帆参加了这个机构的工作。另外，当岩井抵渝时，救国会曾打算组织游行示威，但没有成功。救国会随后广泛发动了“学救”、“职救”成员参加并领导了一部分宣传队大张旗鼓地到各地开展宣传。重庆各界民众的宣传、演出活动，积极配合成都人民的斗争，最终迫使日本放弃在成都设立领事馆的计划。 （三）为援助绥远抗战募捐
（四）其他抗日救亡活动
三、重庆救国会发挥的重要作用
重庆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首都，也是中共党中央南方局的所在地，重庆的抗日救亡运动关系重大。重庆救国会的成立、发展及其一系列活动，在抗战初期的重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仅推动了重庆抗日救亡运动，还为重庆党组织的重建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为南方局在重庆顺利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掀起重庆抗日救亡运动高潮
三十年代中期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国民党当局以及地方军阀极力压制民众的反日斗争，此时的重庆党组织也已遭到破坏。重庆救国会于此时成立，顺应了时代的需要。在救国会的领导下，其下属组织开展大量的抗日宣传活动，在民众中广泛宣传抗日的必要性及迫切性。重庆人民的反日情绪不断高涨，并响应救国会的抗日救亡运动。重庆地区的抗日阵营不断壮大，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这就为重庆后来成为大后方抗日重镇奠定了群众基础。并且，重庆救国会的活动和影响不仅遍及山城，而且扩大到周边的区县及川东地区一带，为促进整个四川省的抗日救亡运动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二）为重庆党组织的重建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重庆救国会在开展活动过程中，注意结合国际国内形势，针对国民党的各种谬论和群众的思想情况，及时宣传我党关于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坚持抗战到底的精神。此外，救国会还积极引导抗日骨干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同时经常宣讲党的基本知识以及与敌人进行地下斗争的经验。因此，使抗日骨干不仅具有抗日思想，而且接受了马列主义，许多人初步具备了党员的入党条件。“在群众组织方面，我们以救国会为核心，组织了各种各样的群众团体，如学生救国联合会、妇女界救国联合会、职业青年救国会，工人救国会，文艺界救国联合会，自强读书会、民众歌咏会（唱救亡歌曲），课余农村宣传队和戏剧团体（如怒吼剧社的街村演出队）等等，群众基础是广泛的，差不多重庆三十三个中学和几个大学里均有我们的群众组织。我们还选送了大批青年学生，约―百多人到延安抗大、陕北公学去学习。留在重庆的青年约有百分之四五十，后来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现在分布在全围各地，担负着各种各样的工作。”[9]28由此可见，重庆救国会的成立及其组织开展的一系列救亡活动为重庆党组织的重建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四、结语
重庆救国会在漆鲁鱼的带领下成功开展了一系列的抗日救亡运动。并在漆鲁鱼的影响下，许多救国会的成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7年底，中共重庆市工作委员会成立，重庆党组织随即组建起来。此时，各救亡团体组织以及各项救亡活动都已由党组织进行直接领导，救国会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而逐步消失。救国会虽然只存在了两年半的时间，但其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重庆党组织尚待恢复重建的关键时刻，担负起了组织领导抗日救亡运动的重任。这使得重庆的抗日救亡活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同时，重庆救国会还大力宣传中共的政治主张，在此基础上巩固和发展组织，这就为重庆地方党组织的恢复重建奠定了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2]蔡佑芬.重庆救国会与重庆抗日救亡运动.[J].见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重庆救国会》，《重庆党史资料丛书》，重庆市博物馆供稿，1985.
注释：
（1）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由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等人发起组织。
（3）张曙时（1884～1971），江苏省雎宁县人。1935年初入川，是四川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奠基人。
（4）反省院，名义上是国民政府时期各省最高法院的一个机构，实际上是CC系的特设监狱，借司法机关为掩护，实行对政治犯的非法审讯和拘押管制的方法，主要是以教育训练为名，实际则采用刑逼或利诱的方法，使政治犯出卖同志，背叛组织，向国民党“立功自首”。反省院自成一个子系统，实行垂直领导，人事任免和工作处理办法，完全听从CC系统安排，只有经济开支由法院承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