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国立音乐院坐落于成渝公路旁的青木关口，这里四周苍翠环抱，景色宜人。这所学校是在上海国立音专未能内迁而导致内地未有一所专门音乐学校的情况下，为了满足许多想研究音乐却没有机会进修的青年学习音乐的愿望，更为了满足抗战对音乐人才的大量需求而建立的。1939年2月，国立音乐院筹备委员会成立。3月，成立实验管弦乐团。8月，教育部选定青木关关口各省民众教育馆馆长训练班房屋作为该院院址。1939年11月1日，该院正式成立。谢寿康为首任院长，由于他在国外，先由顾毓琇代理，应尚能任教务主任。1941年，国立音乐院改组，由著名音乐家杨仲子担任校长，李抱忱担任教务主任。
一、组织结构及招生
国立音乐院是以整理我国音乐文化，介绍西洋音乐艺术，培养音乐专门人才及师资为宗旨的一所专门学校。该院原定计划设立初级、中级和专门三部，以及实验管弦乐团、实验歌咏团和研究室，并在必要时设立师范科。由于抗战时期缺少资金的缘故，仅设立了招收初中毕业生的5年制专科。该专科设国乐和西乐两系，最初国乐系没有分组，后分成了二胡和琵琶两组，而西乐系则分为键盘乐器组、管弦乐组、理论作曲组和声乐组。
国立音乐院招生考试时间在每年的8月份，招收一年级新生和若干名二、三年级的插班生。凡年满18岁、具备公立或已立案私立初级中学毕业、具有音乐资质的考生方能报考，招生人数视考生情况而定。考试地点在青木关的国立音乐院内。报名时需校验毕业证书，并交2元报名费及两张照片。出于对音乐的热爱，相当多考生是高中毕业，有些还在大学里读过几年书，甚至有的考生曾在中学担任过教员。因此，从条件上来说一些投考者不符合规定，然而国立音乐院十分钦佩这些抱着最大决心埋头苦读的学子，只要具备音乐才能，都允许报考。在考试科目方面，有共同考试科目和个别考试科目两种。共同考试科目包括公民、国文、本国史地、英文和普通乐学。其中，普通乐学主要考音阶、音程和和弦等。个别考试科目包括视唱、练耳和分组主修科目(除钢琴外其他乐器自备)。其中，视唱要能准确的演唱G谱表和F谱表的乐谱，练耳不仅要能听辨出音的高低和长短，还要能听辨出音程、调性和节拍等。分组主修科目则是根据考生报考的方向，进行专业技能的考试。例如，报考国乐组的考生要能弹奏一种以上的民族乐器，报考键盘乐器组的考生要能准确熟练的弹奏出各种音阶，以及车尔尼练习曲849和小奏鸣曲等乐曲。投考声乐组的考生要能演唱多首声乐作品，并做到发音准确，叶宇清楚，音质优美，以及对于作品的强弱快慢、音乐表情都能够忠实的表现出来。另外，每位考生还必须参加口试。所有考试项目都通过后，考生进行体格检查，检查合格后方可入学。被录取的新生每年需缴纳学费10元，杂费10元，赔偿费10元(结算后多退少补)，以及两个月的膳食费。来自敌占区的学生和自费学生，可以遵照教育部规定享受代金政策。
二、课程设置及教学
国立音乐院的课程分为普通基本科目、音乐基本科目、分组专门科目三类。普通基本科目包括公民、三民主义、国文、英文、本国史、外国史、诗词通论、心理学、人生哲学、艺术概论和关学。音乐基本科目分为视唱、练耳、乐学、音乐欣赏、音乐物理学、音乐史大纲、和声学、合唱、指挥、歌曲做法、国乐概论、国乐器。分组专门课依主修不同，所授课程也有所不同。理论作曲组的课程有对位法、曲体学和键盘和声。键盘乐器组的课程是钢琴。管弦乐器组只开设了小提琴课，声乐组的课程是声乐课。除键盘乐器组外，其他各组都以钢琴为必修副科。在杨仲子担任院长期间，音乐院十分注重民族音乐的教学工作，除规定西乐系学生要学习至少一年国乐外《国乐概论》这门民族音乐理论课还成为了全院学生的必修课程。为了适应战时的需要，学院还要求男生必须修军训课，女生修救护课。另外，和上海国立音专一样，国立音乐院的课程都按学分计算，合班课程以每学期每周一小时，自修两个小时算一学分。个别课程以每学期每周三小时为一个学分。要求每个学生在五年的时间里至少修满176个学分方能毕业。学生课外练习时间音乐院也作出严格的规定，每位学生一天要有1至3小时的练习时间。然而，这样的练习时间对渴望学习的学子们来说还是有限的。因此，他们抓住尽可能多的时间练习，甚至有的学生常常牺牲休息和吃饭的时间来练琴。曾有文章这样描述伸手不见手掌的时候，每个琴房里，很早就有学生坐在了钢琴旁练琴，有时因为起身太早了，伏在琴上的人，不知不觉地就沉沉的又重入睡梦，忽然号音把他们从睡梦中惊醒，冻得发硬的十个手指疯狂般的在琴键上飞舞弹奏这许多开早车的朋友，不仅是雄赳赳的男士，也有不少是巾帼英雄，从早上5点半起身，一直到晚上9点半熄灯止，每一个钢琴的琴弦都在不停地震动。学生们正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努力学习，才换来了丰硕的成果，涌现出了莫桂新、张权等许多学有所成的音乐家。
三、教师资源
高质量的师资是一所学校得以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国立音乐院教师队伍非常雄厚，全校共有教职员工50余人。办学之初，教授主要有黄友葵、戴粹伦、比利时藉外教葛丽华等。副教授有叶怀德、刘雪广、蔡绍序、陈田鹤、易开基、杨体烈、王宗虞、李抱忱、杨荫浏、李俊昌、熊乐忱、张洪岛、陈振铎、曹安和和储师竹等人。后因音乐院学生人数增加，又新聘教师多人，有教授和声学、曲体学、对位法的江定仙，有教授钢琴的李翠贞、张玮琦、王云阶、陈价、崔菊先和戴世侄，有教授声乐的胡然以及教授二胡的刘北茂等人。这些教师中，既有曾在高校任教有着丰富教学经验的老教师，也有刚刚迈出大学校门的音乐才俊。无论是老教师还是青年教师，在教学上都认认真真、兢兢业业，用扎实的音乐理论素养和高尚的人品感染和熏陶着学生们。黄友葵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市，自幼学习音乐。1927年，进入东吴大学学习生物，同时选修钢琴。1940年，黄友葵从昆明国立艺专来到国立音乐院担任声乐教师。在教学上她认真负责，一丝不苟，还经常用业余时间聆听学生们录制的唱片，逐字逐句的找出需要改进的地方，以便使他们的演唱更加完美。陈田鹤出生于浙江永嘉，1928年考入私立温州艺术学院。1930年，在上海国立音专学习作曲，师从黄自。1934年，在武昌艺术专科学校任教。1940年，开始在重庆国立音乐院教授作曲、和声和对位法课程，并任《乐风》和《音乐月刊》主编。在国立音乐院期间，陈田鹤教学认真而严谨，据其学生丑辉瑛讲，她是从学习条件较差的西宁来到重庆的，进入国立音院学习后，由于底子较差，难以跟上教学进度。陈田鹤经常利用课余时间为她补习基础理论课，从而使她在学业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四、社会教育及音乐活动
国立音乐院除开展学校教育外，还承担起了社会教育的重任。为了提高各级学校及社会教育机关的音乐教学水平，受教育部委托在暑假期间开办音乐教育人员训练班，接受培训的人员每期50余人，他们来自青海、陕西、云南、贵州、江西、湖南、湖北、四川等省。受教育的人员，有的来自师范、高中、初中、小学等初级和中级学校，还有来自社教团、民教馆、实验演剧队、戏剧教育队等各级社会教育宣传机构。所教授的课程有小学音乐教材及教学法、中等学校音乐教材及教学法、合唱、民众音乐教材及教学法、声乐通论、音乐史、钢琴风琴弹奏法、音乐教育讨论等共计16门。除开设的课程与学员实际工作紧密结合外，教师还用形象的语言、灵活的方式，贴近学员实际展开教学。例如缪天瑞在讲授《音乐教学法》中有关打击乐器和唱名法时，用通俗易懂、活泼有趣的方式来教授，从而帮助学员明了日后怎样才能给中小学生上一节生动有趣的课程。在学习期间，学员们利用难得的机会向这些有着丰富教学经验的老师们求教，如饥似渴，忘我学习。另外，学院还组织他们观看高水平的音乐演出，聆听杨荫浏、吴伯超等音乐家们的演讲。短暂的学习，使学员们受益匪浅，从中学到了平时难以学到的知识，增长了见识，提高了教学水平。
国立音乐院的音乐演出活动非常频繁，有宣传抗战的社会公益性的音乐会，有作曲专业学生的作品音乐会，还有学校每个学期都要举行的教师音乐会和学生音乐会等。如1941年6月国立音乐院举行了第一次和第二次音乐会。第一次是学生音乐会，共演出20余个节目。其中，有8首合唱歌曲，7首独唱歌曲，4首钢琴独奏曲，2首小提琴独奏曲，2首民乐合奏曲，2首二胡独奏曲和1首长笛独奏曲。演出的人员有莫桂新、杜枝、张权、许铭、许新民等人，演出的曲目既有古典名家的作品还有当时音乐家创作的作品。第二次是教师音乐会，除演出独唱和各种乐器的独奏外，还表演了当时较少演出的室内乐。另外，国立音乐院在我国音乐史上还开创了多个第一，如第一次交响音乐会和第一次民歌演唱会都在此举办。通过这样的演出，展现了师生的专业音乐水平，为师生提供了展示艺术才华，增加相互了解以及交流和学习的机会，积累了丰富的舞台经验，并使广大观众欣赏到了高水平的音乐演出。
五、音乐创作及科学研究
国立音乐院的教师除重视教学以外，在音乐创作及科学研究等方面也取得十分突出的成绩。他们在《乐风》、《新音乐》、《青年音乐》等当时有一定影响的音乐杂志上发表了许多音乐作品和学术论文。作品方面，有刘雪厂作词、应尚能作曲的合唱曲《赴战》，叶怀德的合唱曲《国旗歌》 ,《我愿》，李抱忱的歌曲《农歌》，以及刘雪厂的口琴曲《青年中国进行曲》等。这些音乐作品与中国的抗战紧密结合，富有强烈的时代性。学术论文方面，关于音乐教育教学的文章，有应尚能的《声乐的教与学》，王宗虞的《改进师范学校音乐课程的我见》和《中等学校音乐师资的供求问题》，张洪岛的《儿童歌唱法》和《论唱名法》，刘雪厂的《歌曲习作修改》等。介绍音乐常识的文章，有应尚能的《合唱与合奏》，叶怀德的《笛》，及《纪念萧友梅》、《纪念黄自》等纪念性的文章。其他音乐方面的理论文章，有应尚能的《提倡国乐》和《抗战时期的乐器问题》，李抱忱的《歌咏指挥的应用》，曹安和的《琵琶柱位定法》 ,《音阶的科学》等。这些学术文章言简意赅，通俗易懂，对增长人们的音乐知识，提升音乐教师的教学水平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六、结语
重庆国立音乐院在物质十分匾乏的情况下，担负起了培养优秀音乐人才的重任，为我国高等音乐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开启西部地区的专业音乐教育，初步改变了西部地区高等音乐教育落后的局面。在重庆国立音乐院建立之前，我国高等音乐教育已初具规模，专业音乐院校和音乐系的数量不断增加，但地区发展不平衡，多集中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的高等音乐教育近乎空白。重庆国立音乐院建立后，吸引了来自上海、北京等地优秀的音乐教师来到这里，加入到教师队伍中。他们将自己努力学习到的音乐知识无私的传授给了学生们，培养和造就了大量的音乐骨干。(2)具有先进的音乐教育理念和教育体系。战前的上海国立音专是代表我国最高水平的专业音乐高等学府，经历十年的发展，其办学经验和办学方式已趋于成熟和完善。抗战时期，国立音乐院沿袭其模式，将宝贵的经验继承下来，不因战争的原因而缩短学习时间，减少学习科目，从而使其在办学之初就站在较高的起点上。(3)注重艺术实践，参与抗战宣传，推动音乐文化的传播。高等音乐教育在中国刚刚起步时，各地的音乐院系就十分重视音乐实践活动，各种形式的音乐演出非常活跃。重庆音乐院建立后，更加注重音乐实践，专门成立了实验管弦乐团和歌咏团。通过演出，不仅传播了西洋和民族的音乐文化，也使师生们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亲身参与到了抗敌的斗争中，从而体会到了作为中华民族一员投身抗战的光荣。通过演出展示了师生们的艺术才华，增长了见识，培养了一定的组织能力。同时，也让他们体会到成为未来音乐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总之，在全民抗战的大环境下，重庆国立音乐院的建立不仅为中华民族的抗战做出了贡献，也为中国高等音乐教育的发展尊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