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罗素；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问题；中西文化
近代中国民族的多灾多难，使得国人难以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与平和的心态下，提出合乎理性的健全的现代化方案。在亡国的情感体验中，中国人以一种激愤的心情和时不我待的使命感，谋求中国社会的转型和中国思想文化的现代化，情感的迷障遮蔽了真理的光芒。五四新思潮的倡导者之所以被指责为学术根基浅薄，心态浮躁，急功近利，思维方式上非此即彼，实在是环境和使命使然。与此恰成对照，有着西方文化背景的欧美人士（如果不抱偏见的话），却比较容易摆脱现实的纠葛，在没有亡国体验的心态下，冷静地剖析中国问题，理性地描绘中国通向现代化的道路。当然，也正因此如此，他们的分析和建议，往往因远离中国“实境”而难以搔着痒处。罗素的《中国问题》便是这样一部富有真知灼见的“问题与对策”性著作。
一、中国问题的系统化观察
总结历史，是为了指导未来。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全方位的，没有经济的现代化，也就没有政治、文化的一系列变革；反之，没有思想解放和文化观念的趋新，也就没有政治与经济的现代转型。中国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磨难，在痛苦现实的教训下变得聪明起来，终于认同了罗素箴言的价值，在实践中总结出一套系统改革、齐头并进的现代化方案。党的十八大作出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奉行重点突破与整体推进相结合的改革方法，不仅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有机体理论的阐述，而且与罗素社会系统改造原理正相契合。罗素若地下有知，定会感慨当代中国人的正确抉择，感慨他的主张数十年后终于得到正面回应。
二、通过“中国问题”为人类文明的前途号脉
三、罗素在中国问题和中国出路上的不幸
罗素以超脱者的姿态谈论中国文化及其未来前景。一方面，借鉴西方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少年中国”所表现出的全盘反传统倾向让他感到十分危险。在文化问题上，人类关怀显然占据了罗素意识的中心。他认为，中国人为民族的独立和自强，而不惜采纳西方之“恶”，是无可厚非的，但应适可而止，决不能因此丢弃中国固有的智慧，放弃“给人类一个全新的希望”的责任。罗素是中国处于非常时期来到中国的，他始终不会明白，在五四时代的中国，启蒙固然重要，但救亡的重要性压倒了启蒙，在那样一种社会环境下，任何强调西方文明之恶，夸大中国文明之美妙，都将被激进主义者视为保守。罗素关于中国问题和中国出路上的不幸或许正在这里。
罗素向以反战、反宗教、主张科学、婚姻自由、妇女解放等鲜明激进的言论，而被视为近代自由主义的代表。但他在中西文化关系问题上，却又与五四新青年的激进趋向相悖，似乎与当时中国较保守的势力同调，成了一个来自西方，而又对西化有所保留的代言人。正因为如此，他的中国之行给中国思想界留下了复杂的影响，有人赞美他，有人批评他，有人嘲讽他，也有人痛恨他，五四知识界的混乱与歧向不无罗素的因素。不过，我们也不必夸大罗素对中国的影响，或者说，如果我们更加全面、系统地考量罗素在华的行为和系列言论，不难发现，罗素并未加入中国文化保守派的阵营，他促进而不是阻碍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改造；在五四时期那场社会主义论战中，他促进而不是阻碍五四时期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选择；在五四新青年学习西方的浪潮中，他促进而不是阻碍中国人理性学习西方文化。看不到这一点，就不能正确评价罗素的中国之行及其影响。
我们仍处在由前现代向现代转化的历程中，决不能因西方人士某些赞许中国文化的言论而沾沾自喜，更不能因噎废食，否则，将无缘现代化。这就是说，时间的错位和文明发展程度的落差，模糊了他们的视线。打一个比方：西方人吃腻了大鱼大肉，感到身体不适，很想尝尝青菜萝卜的滋味以兹补养；而我们吃惯了青菜萝卜，尚不知大鱼大肉是何滋味，怎么能因西方人口味的变化，就死守住青菜萝卜，而放弃吃大鱼大肉的目标追求呢？现代化是我们的唯一选择，要现代化就不能停留在前清时期的生活样态，就免不了学习西方，过正常人过的生活。但现代化确也不等于西化，因西化而丢掉中国的民族特性，决不是正途。中国可以而且应该走自己的路，我们不能忘记罗素惠施的箴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