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西塞罗是古罗马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演说家和思想家，他在《论国家》、《论法律》、《论义务》等一系列著作中阐释了自己的国家观念，虽然在后世思想家看来，他的国家观不够系统，且很难称得上形成了一个体系，但是对于城邦政治生活的参与，使他更能直观地了解古罗马的政治生活的本质，从某种程度说，其政治理念更具有现实主义的理论价值。
[关键词]西塞罗;国家观;罗马帝国
西塞罗在见证了凯撒和帝国时代序幕的开启之后，敏锐的政治嗅觉告诉他要远离即将到来了血雨腥风。西塞罗的国家观念，不会超出城邦模式的基本范式，但是，时代对个人心灵的冲击，会迫使他放弃传统的包袱。西塞罗的国家不再是一个城邦，也不会是一个单一民族的政治共同体，它是一个帝国，它将奠定欧罗巴政治的基础，并一直影响到遥远的未来。
西塞罗的共和国不是城邦共和国，而是一个共和的帝国。作为贵族派的成员，他不会站在民众的立场去研究共和制应不应该扩大它的群众基础，他所在意的是由具备怎样品德和才能的人来统治这个史无前例的伟大国家。相对于希腊城邦，罗马人处于一个相对完整的地理单元内，它向南北两个方向的扩展，都使自己能够逐步的就近控制新的领地或支配新的成员邦国。但是希腊人却被海水分割，尽管他们遍布了从直布罗陀到克里米亚的辽阔地域，但在希腊本土他们都不能够完全的联合起来。使古典时代的希腊支离破碎的不是大海，而是他们自己。城邦文明社会在希腊没有找到一个通向更加辽阔和完整的帝国的道路，它只能沿着过去既定的轨道，在波斯人、马其顿人、罗马人的不断冲击下，由别的民族来完成他们的“统一”大业。西塞罗对于希腊文化的沉醉，在另一方面使之深刻地理解了希腊城邦模式的悲剧。作为亚得里亚海对岸的邻居，罗马以自己特有的制度创造了一个伟大的共和国（城邦），然后通过连续不断的对于“安全边界”的探索，实现了古典时代欧洲（包括北非和近东）的第一次统一。这是城邦文明所创造的最大成就，同时这也意味着城邦模式就此终结，它的顶点就是它的终点。西塞罗的国家必须是一个开放的文明社会，它要包容不仅仅是本城邦的公民，或社会的各个阶层，它要包含不同的地域和民族，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共同生活，共同劳作，共同战斗。
罗马政治的现实主义精神是西塞罗表达的主题之一，罗马人一步一个脚印地将自己的城邦拓展为一个半个世界的代表。他们正是基于对于法律的信仰，使自身能够在自己制定的规范中实现城邦健康发展的目的。这里并非是说民主政治成为了罗马强盛的原因，而是它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个部分与贵族政治在法律的框架内一起发生作用，西塞罗所谓的混合政体的优点在罗马社会的两种政治模式中得到了彰显。在城邦社会中，贵族不能离开平民的供养，平民也不能离开贵族的领导。但是要使这种平衡状态得以持久，就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以及政治家们的高超的智慧。在古典时代，这一点只有罗马人做到了。罗马政治家的智慧使得军事与民政、贵族与平民、元老与军官之间实现了和谐统一。他们在自身的权限范围内不断的对城邦的制度进行修补和改良使之适应时代的发展。当然，这并不是说罗马城邦的领袖们个个都是圣人君子，个个都有经邦济世之才。而是说他们在不断的内部斗争中，通过各种各样的妥协，达到了制度上的各种新的要求，权力在平衡中实现了其本来作用。国家不再被个人的政治野心和自私自利轻易的毁灭，挫败了喀提林阴谋的西塞罗当然对此有深刻的体会。但是喀提林事件具有的象征意义是，贵族政治的良性运作将就此终结了，终结它的不是喀提林的私心和西塞罗的手腕，而是世界帝国对于这个世界中心的要求。
西塞罗在对罗马建城史的追溯中，回顾了罗慕路斯以及王政时代的几位贤明的君王功绩，他希望从王政时代的经验教训中，找到罗马精神的历史渊源。正是这种精神为罗马城邦的发展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内在动力，使罗马人坚信自己国家的优越性，同时意味着对其他国家或民族的征服是完全正确和合理的。古典时代的帝国主义理念就是随着罗马国家的发展而发展，这告诉我们支撑一个文明社会的不仅有他的民众和武力，此外更重要的是它的精神。
西塞罗在他的时代完全可以为罗马的强大提供无可辩驳的证据，没有足够的智慧和制度，国家的治理就会一塌糊涂。但是国家的强盛是否可以证明这个国家顺应了天命呢？天命观的提出，使罗马具有了上天赋予的权利，罗马的对外征服不是由于其社会成员贪图其他社会成员财富，而是顺应天命的结果。征服战肯定会从敌人或者直截了当的说就是战败者那里得到战利品，但是战争的胜利绝对是天意使然。从台伯河畔的山村，变成半个文明世界的心脏，这种空前的奇迹，难道不是上天眷顾的结果么？但是西塞罗不是一个神秘主义者，他的帝国主义思想是彻彻底底的政治现实主义。罗马社会的成功，首先是罗马人的成功，是个人智慧与才能的完美结合，然后使社会中的每一个这样的个体都在整体的制度框架下完整的结合在一起，像一个人一样去行动。而要是罗马人团结起来，除了法律和制度、军事纪律和个人愿望之外，更需要个体的道德品质，这种品质不是对人性善恶的吹毛求疵，而是针对文明社会和国家发展需要的那种品质。政治道德会变成一种文明社会的共同伦理，使人们在政治生活中自发的遵守规范性原则。这些原则不能完全依赖于法律，而是要在个人的灵魂深处安营扎寨，使这个人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西塞罗并不是要剥夺个人自由和人格，使每个罗马人成为帝国机器上的零部件，他是要将建城以来的罗马精神发扬光大，自由的罗马人并不像希腊人那样因自由而恣意妄为最后毁灭了自己的城邦。他是要将自由的精神与个人对国家的义务紧密地结合起来，从而为国家的强大提供个人的力量。同样，罗马的政治体制在共和国时代给每个阶层的人都预留了自己的空间和舞台，每一个阶层的精英人物都可以登台亮相，竞相表演自己的绝技。这个涵盖了城邦之中的两大阶层，而又不显得臃肿成为社会成员沉重负担的政治体制，就是所谓的罗马式混合政体。政体的优越性只是罗马城邦强大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在西塞罗看来，归根结底还是罗马人自身的优秀品质决定了他们能够创制并保持这种政体。在罗马人的品质中，西塞罗没有给自然法留下太多的位置，这需要等到对法律的详细论述时，自然法才会出现。那么，西塞罗是否是将人性与自然法相隔离，这个过程中间经过了国家和法律两个阶段。文明社会所要求的品格在罗马哲学家这里比在希腊哲学家那里更加的务实，关于正义的讨论像是一种套路，这个环节不会被更好的品质所取代，但是正义仅仅是作为社会成员希望的品格之一，而不是文明社会的必需品，这是因为，亲身经历罗马走向帝国的辉煌的西塞罗不可能在正义与罗马的政府战争之间划上等号。他无法违反现实的需要，但是这不是说他否定正义对于个人和社会乃至国家的积极作用。政治活动中不可能没有正义，但正如自然法被放入法律一样，正义也被作为自然法则的一个天然盟友被安置于西塞罗的法律思想中。优良的法律体制确实是罗马国家的基石，但它仅仅是基石之一，不能够代表整个国家。罗马的文明社会不拒绝自然法和正义，以及其他的各种善行，这些都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但是政治的现实主义原则作为罗马政治的基本原则是处于第一位的，西塞罗不能无视罗马的历次战争的非正义性，同时又高歌胜利的荣光。那么，他谈论的内容只能是罗马国家如何走向伟大，而不是正义与善在这个世界帝国中如何臻于完美。
正义观念在个体道德上的重要性，相较于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有着天然区别，其实际意义似乎难以凸显。西塞罗无意于抹杀这一传统美德，他只是要辨析国家的政治选择与个体的生活选择有着怎样的差别。
参考文献：
[2]西塞罗.《论义务》[M].王焕生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