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历史上，罗家伦是横跨于政学两界而又有胆有识的人物。
抗战胜利后，他出任中国驻印度大使。当时印度尚未独立，所以他在递交国书的时候是由印度总督蒙巴顿将军接受的。1947年7月中旬，英国正式承认印度独立，印度进入建国倒计时阶段。因为中国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又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所以中国的经验对于印度来说非常重要。十几天以后，罗家伦在大使馆举行晚宴，邀请各界人士前来聚谈，其中包括印度独立后第一任总理尼赫鲁和后来担任驻华大使的潘尼迦等人。
晚宴开始后，尼赫鲁和另外几个人未能按时抵达。罗家伦一打听，才知道他们是在国会讨论国旗问题。尼赫鲁等人到达后，罗家伦得知印度新国旗是以橙、绿、白三横条为底色，中间配以纺车图案时，便直言不讳地提出不同意见。
他知道，橙、绿、白三种颜色分别是印度教、伊斯兰教和其他宗教的象征;把它们横着排列，具有“各种宗教大联合”的深刻含义，至于国旗中心的那辆纺车，则与甘地倡导的“土布运动”有关。甘地为什么要倡导“土布运动”呢？因为他觉得英国的强大与发达的纺织业有关，所以他号召印度妇女要用纺车织造土布，以实际行动来抵制英国殖民主义。
罗家伦深知甘地在印度的地位，所以他对这一思路不便妄加评论。但是客人们希望听听他的意见，再加上他认为隐藏自己的观点是对朋友的不忠，所以他直截了当地说：
“据我的意见，一个像印度这样疆域广而人口多的国家的国旗，最好要使散布在各区的人口，看了政府颁布的图案和说明，就能按照仿制，不致错误。甘地的纺车虽然简单，但是棍棒等件仍然很多，各处仿制，很难合乎比例，将来势必不能一致。国旗不易标准化，是不方便的。这是我所持第一个理由。我知道甘地抵制英货的纺布运动，自有印度独立史上的意义，可是印度要建国，必须要现代化，断不能停滞在手纺脚勾的原始土车上面。这土车的时代任务过去了。我们现在不妨坦白地说，就在当时它也不过发生有限的作用，何必把它延长为重建印度的象征。这是第二个理由。”
说到这里，他看到客人们频频点头，便临时想到第三个理由：
“我虽然是研究历史的人，但是对于印度历史的知识仍然很浅。根据这有限的印度历史知识，我觉得在大英帝国征服印度各地以前，印度并没有完全统一过。在印度自己的政权统治之下，只有著名的阿育王时期，几乎有完全统一的可能。现在印度朋友们既面临分裂的痛苦，又抱有将来复合的希望，何不主张将你们历史上和艺术上著名的阿育王法轮放在这中间呢？阿育王法轮中虽然也有许多轮齿，可是他们都是按着一定几何图案的比例，不但容易绘成，而且民间处处都有这图案现成的印本。请它正位于你们国旗的中间，实属最美丽，又深切地富有涵义，更容易普及到广大的民众而不致有错误。”
说到这里，在场的客人都被他的观点所折服，就连尼赫鲁也点头称是。
印度独立以后，在国旗的制定上果然接受了罗家伦的意见。所以多年后罗家伦回忆这件事的时候，仍然自豪地说：“这可以说是一个很有趣味的场合。以一个中国大使来建议驻在国国旗的形态，而且这个驻在国也是有悠久文化的国家，恐怕可以说是史无前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