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灵公是个很不靠谱的国君。他加重赋税用来彩饰宫里的墙壁，从台上用弹弓打人，观看人们躲避弹丸来取乐。有一次厨师炖熊掌没有炖熟，晋灵公就杀死他，把尸体装在筐里，让女人用车拉着尸体经过朝堂。晋国的正卿（执政官）赵盾屡次劝谏，晋灵公就想杀了他。晋灵公先派去暗杀赵盾。清早赶到赵盾家，看到赵盾卧室的门已打开了。赵盾已穿戴整齐准备上朝，但由于时间还早，就端坐在那里假寐。刺客很是感慨：“不忘记恭敬，真是百姓的好官啊。杀害百姓的好官，那是不忠；不履行国君的使命，就是不守信用。在这两者之间只要有一种，都不如死了。”于是便触槐而死。
派刺客刺杀不成，晋灵公就想在宴会上埋伏武士杀了赵盾。于是他请赵盾喝酒，预先埋伏好武士，准备在宴会上杀了赵盾。赵盾的车右提弥明发现了情况，就快步走上堂去，对赵盾说：“臣子侍奉国君饮酒，超过了三杯就不合乎礼仪了。”说完拉着赵盾就往外走。事出突然，晋灵公就先唤出猛犬，让它扑去赵盾，随后武士杀出。提弥明徒手搏击猛犬，把它打死了。赵盾一面搏斗一面退出宫门。此时，打死猛犬的提弥明也战死了。
危急时刻，晋灵公的武士队伍中有一人倒戈了。这个倒戈的人叫灵辄。他曾经受过赵盾的恩惠。当初，赵盾到首阳山打猎，住在翳桑。他看见有一个人晕倒了，便去询问他的病情。这个人说：“我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赵盾给他东西吃，他留下了一半。赵盾询问原因，灵辄说：“我给贵族做仆人已经三年了，不知道家中老母是否活着。现在离家近了，请允许我把这一半留给她。”赵盾让他把食物吃完，另外给他准备了一篮子饭菜，让他带走。后来，灵辄做了晋灵公的武士，在这次执行任务的时候，他发现要杀害的人竟然是自己的恩人，于是倒戈。在灵辄的帮助下，赵盾得以脱险。赵盾不明白这个人为什么帮助自己，就问灵辄。灵辄回答说：“我就是当初在翳桑快被饿死的那个人。”赵盾再问他的姓名和住处，他没有回答就逃跑了。
这段历史被后人命名为“晋灵公不君”，很有名。一般人对此的关注点是晋国君臣之间的矛盾，可我感兴趣的是故事中的两个小人物：和灵辄。是一名刺客，但他在武功之外，有思想、有见识，能一眼就看出赵盾气度不凡，是个好执政官，这就不是一般的本事。更难得的是，他还有思想，知道不该替昏聩的国君刺杀优秀大臣。可身为刺客，他也不能违背职业道德，两难之下，他竟然触槐而死，这份决绝很让人动容。灵辄孝敬老母，知恩报恩，而且报恩之后再也不求回报。这些优秀的品格，也让人印象深刻。
和灵辄都是历史中的小人物，他们在《左传》中仅登场一次，随后就“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了，但是，就这一次亮相，他们的风采也不容淹没。值得一说的是，春秋时代，与和灵辄类似的小人物还有不少。仔细咂摸这些小人物的故事，对我们理解春秋时代的某些人文风貌大有裨益。
公元前597年，晋楚之间爆发了一场大战：之战。在这场战役中，晋国大夫荀被楚军俘虏。他被关押在楚国期间，郑国有个商人打算把他放在行李袋中帮他逃走。这个计划还没执行，晋楚两国就开始和谈。和谈之后，两国交换战俘，荀名正言顺地回到了晋国。回到晋国之后，荀又做了大官。郑国的这个商人到晋国时，荀对他非常好，就好像他真的把自己救出来一样。但是，这个郑国商人说：“吾无其功，敢有其实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诬君子。”意思是说，我没有这份功劳，怎么敢享受您这么高规格的报答呢？我是一个小人，不能这么大摇大摆地冒充君子。这个郑国贾人亦不简单。放在一般商人身上，好不容易搭上了一个晋国高官，焉能不好好“开发利用”？可人家不这么干，不想欺世盗名。乱世之中，商人能有这份自觉，实属不易。
公元前506年，吴国军队在伍子胥的带领下伐楚，在柏举打败楚国，楚昭王出逃。当时，屠羊说（一个杀羊的屠夫）一直跟随着楚昭王，为其出谋划策，并担任保镖。后来申包胥到秦国请来了救兵，秦军帮助楚昭王恢复了楚国。复国之后，楚昭王封赏跟随他一起出逃的人，屠羊说亦在其中。但是屠羊说拒绝了楚昭王的封赏，他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继续摆摊杀羊去了。人们非常不解，说你杀羊只不过是糊口，若是做官的话，可以获得很多好处。屠羊说却说：“我当时之所以陪着楚昭王，是因为楚国灭亡了，亡国了，我就没有杀羊的地方，也就难以糊口。现在，楚国复国了，我重新有了维持生计的手段，我又何必去做大官呢？”楚昭王非得让他接受封赏，“强之”。结果他说：“大王失国，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诛；大王反国，非臣之功，故不敢当其赏。”意思是说，大王失去国家，不是我的罪过，所以我不会赴死；现在大王又得到了国家，也不是我的功劳，所以我不敢受赏。楚昭王想召见他，结果他也不肯接受，说：“楚国之法，必有重赏大功而后得见，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国而勇不足以死寇。吴军入郢，说畏难而避寇，非故随大王也。今大王欲废法毁约而见说，此非臣之所以闻于天下也。”意思是说，按照楚国的法律，臣子必须有大功才能得到楚王的召见，我屠羊说没有什么大功，吴军攻占郢都时，我也是躲避兵祸逃亡的，而不是故意追随大王的。现在，大王要违反法令召见我，这不是我希望的事情。
楚昭王一听，知道这个屠夫不简单，就对司马之綦说：“屠羊说处卑贱而陈义甚高，子綦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即要以三公之位封赏屠羊说。结果屠羊说仍然不接受，他说：“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贵于屠羊之肆也；万钟之禄，吾知其富于屠羊之利也；然岂可以贪爵禄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说不敢当，愿复反吾屠羊之肆。”大意是，我知道三公的地位比屠夫尊贵，也知道三公的俸禄远远超过我杀羊所赚的微薄收入，但是，我不能因为自己贪图爵位就使国君获得“妄施之名”（不该给的乱给）。因此，屠羊说最终也没有接受楚昭王的封赏。看看，这个屠羊说将功名利禄看得十分淡泊，难怪后人常常将屠羊说奉为急流勇退、功不自我居的典范。这个杀羊的屠夫，简单吗？显然不简单！
关于春秋时期一些小人物的风采，我们从《论语》亦可窥见一斑。比如：“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 这个能将孔子的精神追求概括为“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连真实姓名都没留下，“晨门”是他的职业，即他是一个在早上开城门的人。后人常常引用这句“知其不可而为之”来自况，可很少有人知道，这句精彩的话竟然出自春秋时代一个“晨门”之口！“晨门”不是“士”，不是“大夫”，更非“公卿”，而是一个最底层的百姓，可是，他那么理解孔子，能精准地说出“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话，这个人简单吗？当然不简单。 孔子说：“礼失求诸野”，为什么“求诸野”？在上流社会已经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只有底层民众还保有忠信、质朴的优良品格，这些是当时社会的正能量。孔子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不如丘之好学者也。”意思是说，在孔子那个时代，十几户的一个小村落，就有在忠信等品格方面与孔子一样的人，这些人只是不如孔子好学罢了。
为什么在上层人物都普遍道德败坏的情况下，下层百姓反而拥有良好美德呢？我的理解是：其一，在礼崩乐坏的乱世，一些贤者不肯与腐朽的统治阶层同流合污，主动选择了归隐，他们隐身民间；其二，底层百姓较少受到名利诱惑，他们淳朴的人性尚未受到染污。权力和财富对人性具有强烈的腐蚀作用。春秋时代是一个权力不断下移的时代，权力最先在周天子手中，随后转到了诸侯手中（“春秋五霸”就是这些诸侯的代表）；接着，诸侯国的“卿”和“大夫”也有样学样，像当初诸侯篡夺周天子的权力一样，将诸侯的权力夺到自己手中。权力下移的过程，也是权力一步步腐蚀掌权者的过程。开始，周天子不靠谱，最典型的就是“周幽王烽火戏诸侯”，慢慢的，掌权的各国诸侯也堕落了，如“晋灵公不君”，再后来，诸侯国掌握权力的“卿”和“大夫”也被权力腐蚀坏了。到了春秋后期，鲁国掌权的季氏居然用“八佾之舞”，“八佾之舞”是天子使用的礼仪，因此孔子才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
在掌权者普遍不靠谱的情况下，社会的希望何在？孔子只能把目光转向民间。在乱世之中，当各种利益集团都成为社会发展的阻力之际，只有民间力量的充分觉醒和广泛参与才能推动社会向着光明的方向发展。恰好，在春秋之际，民间的一些小人物身上具有美好的人性和淳朴的道德良知，这让孔子看到了恢复“周礼”的希望。所以，他打算奋起一搏，充分利用这些民间正能量，尽最大的努力来“救苍生于倒悬”。我想，这大概就是孔子当年高呼“礼失求诸野”的良苦用心吧。
孔子当年惶惶，颠沛流离，四处推行他的“仁政”，但各国诸侯均不买账，他的救世行动失败。但是，在周游列国的过程中，他一方面宣传了“仁政”，另一方面也积极地从民间寻找正能量。“礼失求诸野”也好，“知其不可而为之”也罢，其实都代表了他于乱世之中仍不肯放弃、上下而求索的慈悲情怀和坚毅决心。虽然孔子当年的救世行动失败了，但他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一直激励着后人。他高呼“礼失求诸野”，于乱世中将目光投向民间的济世思路，亦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