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成功的小说不只是再现和表现历史，不只是呈现当下的生活或者历史的回声，重要的是它以话语的方式延伸了我们每一位读者的认知方式和生活态度。
[作者简介] 霍俊明，诗人，诗评家，任职于中国作协创研部，中国现代文学馆首届客座研究员，鲁迅文学奖评委。
《甑子场》
成都凸凹 著
定价：37.00元
每当看到著名诗人流沙河为洛带古镇题写的“甑子场”这三个性格张扬的大字，我就一直追问“诗人”与“地方性”的历史之间存在着怎样的特殊关联。尤其是对地方性文化更为特殊的巴蜀之地而言，诗人写作与历史叙事之间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这不仅在于这一特殊的地方和文化场域对生长其间的诗人个性的激发，更在于个性风格突出的诗人与地方和历史之间别开生面的互动性修辞。
一
值得注意的是鉴于四川封闭阻隔的地形地貌，人们很容易认为这里滋生出的文化和民风必然也是封闭保守和自我循环的。但事实上巴蜀文化自身就是移民文化，从而带有文化上的开放性、包容性、多元性以及异质性，比如凸凹这部长篇小说《甑子场》中的客家文化。这种封闭与张扬之间的互动也正是巴蜀文化和写作的显豁特征。
对于在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诗歌热潮中成长起来的成都凸凹而言，写作上的地方意识、先锋精神、异秉特质、方言土语（一种地方性的个人化“口音”的表征）在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甑子场》中有着全面的展示。小说中的“龙洛镇”这一看似封闭守成的空间却又有着不断向外生长的种种可能性――打鱼人收拢和缩小渔网正是为了抛出和打开。凸凹与其他同时代作家不同的一点在于地理文化学意义，他在文本中不断强调蜀地的气候、地形、天气、建筑对人物、故事尤其是人情世态的特殊影响。而小说中不断出现的成都天气确实每一次都对推动小说的进程和揭示人物关系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比如开头部分的天气与鱼儿心态的呼应关系，“二月间的天气，在阴柔、多雾的成都平原是微冷的，但蜀地难得的太阳加上少风的盆地季候，又为人们的体感揉进了微微的热。真是一个在户外喝茶的好天气！”还有，三月的天气与扣儿婆婆心态的反差，“透过粗糙的松木窗棂，她抬头看了看窗外摇曳着竹影的天。她没有看见那令她抬头的鸟鸣声所在，鸟儿应该是栖身在只漏了一根枝丫在窗缘的院坝边那棵粗大的风水树――红豆树上。她没有看见鸟儿，却从看不远的空气中看见了雾，从微动的树叶间看见了风。这是成都平原惯常的天气：没有太阳，没有雨，风小小的，烟雾杂糅，也是小小的，天就这样阴蒙蒙着，不急也不躁。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她没有出门，她没有出门也知道，满山满坡的桃花正含苞待放。马上就跨进三月了，加之今年的天气大，后人说，山下的桃花瞅着瞅着就褪红了”。
二
小说的空间设置尤为重要。
这些带有特殊地方性知识的空间在当代小说传统中并非可有可无，而恰恰是承担了非常重要的功能。同样是川味风格浓郁的李氯嗽谛轮泄成立后对“大河”文学的“改写”“重写”印证了中国当代作家的尴尬命运。和郭沫若、茅盾、杨沫等诸多作家以及卞之琳、冯至等诸多诗人对新中国成立前自己创作的作品进行改写和重写一样，李氯艘蛭ㄎ镏饕濉⒔准堵酆蜕缁嵫е识对小说进行改写体现了中国作家的集体悲剧性宿命。例如李氯说摹洞蟛ā房头以蜀通轮船在长江溯流而上取代了最初的对成都平原气候、风俗的描写。这不仅是对小说和作家的伤害，也是中国20世纪文学政治文化伦理的强大折射。
美国的大学教授王笛在《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一书中考察了1910―1950年间以茶馆这一公共领域为切入点的四川，而凸凹小说中围绕着人物展开的会馆、书院、茶馆（茶社，尤其是“女子茶社”）、粉坊、街道等公共空间以及与扣儿密切联系的私人空间值得进一步观照和审视。扣儿这一特殊的女性形象呈现出的个体欲望及其与命运相纠结的“身体”修辞学，应该引起文学研究者们的注意。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曾强调地理学者不会从诗歌里的山谷去探寻河流的源头。作为土生土长的川籍作家，凸凹一直在蜀地的山地、河流、平原的地理版图中不断探寻“地方性”的文学精神和历史源头。而成都凸凹“地方性”写作又绝非像我们所说的一般意义上的地域文学那样简单――出生地、籍贯、工作地都只是浮于表面的一种身份。确实，文学对地域的呈现并不是直线和硬性的，而是要融入作者诗性的发现、创造、命名、想象甚至某种合理的虚构。诚如美国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说的“好的文章创造了一个地方”。基于此，我们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地域的历史更多时候是通过各种文本构造和呈现“编织”出来的，而表象背后的写作、经验、地理环境、空间结构和文化性格之间的关系才真正值得研究。所以这部长篇小说实际上是成都凸凹这位“蜀地”作家通过文本的想象、命名创造了一个文字性和本土性的“蜀地”图景和西南诗学的精神气象。成都凸凹通过“地方性”的文学抒写，通过充满了心理能量、文化势能和精神图景的文学形象和场景重新呈现了一个文字性和本土性的“洛带”。这也为其他写作者和研究者提供了不无新意的“地方性知识”和具有重要诗学价值的有效入口。实际上成都凸凹这种个人化、命运化但又极具历史性、象征性、想象性的场景也同时完成了类似于田野化考察的过程。文本化的场景和空间重新打开了被历史、社会和时间风暴所封闭的出口和伤痂。
与空间相应的则是语言。“普通话”写作之外的“口音”和“地方性”文学知识也在成都凸凹这里得到印证。而这种一体化之外的文学“口音”和“方言”的获得不只在于凸凹对地方学和文化版图的确认，以及对四川方言和人物志、风俗史的不断抒写，更在于这种还原和再造的“地方性”知识在最大限度上呈现了小说与地方和个人之间最为本源性的关系。正是因为与普通话写作具有差异的口音，而带有了可贵的边缘性、民间性和地方性。
三
《甑子场》中涉及的各色人物不乏传奇性，而年轻作家徐则臣的一句话值得关注。他认为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单凭讲述传奇故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实际上徐则臣强调的是每一代作家都应该从自身的土壤中生长属于自己的小说作物。而对于当下的小说写作而言，怎样写和写什么都变得日益艰难。这种难度不仅在于写作自身不断提升的难度，而且还在于作家以何种方式和角度认识当下无比新奇的现实以及逐渐烟消云散的历史。与当下更多写作现实题材的作家不同，成都凸凹转身到了历史烟云的深处。被很多人忽略的是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或者很多人认为二者之间是彼此独立的，而成都凸凹则通过文本的方式沟通了历史与现实。也就是说历史和现实实际上是彼此打开的，历史是现实化的过去，现实是过程化的历史。这样，小说就不乏现实感和历史意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