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不太忙的时候，曾经给《粤海风》写过短文章。后来事务冗杂，就很难抽时间再写随笔和杂文了，但依然是《粤海风》忠实的读者。每到《粤海风》出刊的时候，都从心底里盼着，可以说是翘首以待。杂志寄到，迫不及待地打开目录，翻找感兴趣的文章。有时候，也和三五同好聊聊《粤海风》，没想到大家的感受颇为一致，都很期待这本“文化批评杂志”按期出版，好从某一角度探测中国文化的风向标。
我想，《粤海风》在岭南文化的滋润下所养成的兼容并包的风格，可能是其在国内同类杂志中广受关注的原因之一。说她“兼容并包”，主要指的是她发表的两类文章：一类是关于近现代文学史、文化史上一些史实的考辨文章，争论的双方唇枪舌剑，编者则“坐山观虎斗”，不持立场；另一类是涉及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如宪政）的文章，各种观点或轮番上阵，或同期“操戈”，都尽可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反正文责自负。当然，我个人最喜欢看的，是与《炎黄春秋》风格较近的文章。
劳承万的《文化使命与时代担当》（2012年第5期）一文，用大量的材料和精辟的分析，指出中国学界独有的“冯友兰现象”所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危害。劳文指出：“冯氏在‘文革’中之灾难，是中国大哲学家的奇耻大辱，可谓‘国耻’，为世界人士所耻笑矣；但批胡适―反胡风―反右―三年灾害饿死人等等对中国人民的摧残与对知识分子的诛灭及其连累万千，也不会比‘国耻’逊色多少。中国当代土地上的人性―文化―知识域之八级大地震，而非仅仅‘文革’一处也，它的强烈地震早已开始了。”其实，留在大陆的中国知识分子1949年被“改造”，被“洗脑”，这是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这样，对“冯友兰现象”的批判便有了普遍的意义。文章列举的冯友兰先生的自白特别具有反讽的意味，堪称知识分子的一面镜子。
胡风为什么没有入党呢？杨学武指出，胡风曾多次表达过加入中共的愿望，但先后遇到周扬、胡乔木等人的阻挠而未能如愿。杨文进一步分析，胡风对是否入党前后矛盾，他曾经有过“忠君”思想，认为党中央和毛主席是“英明正确”的，但却不承认《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绝对正确的，在工作上也不服从毛的安排；他认为周恩来是“具体的党”，把入党的“最后的一线希望寄托在周恩来身上”，但与周恩来谈话后“对他的批判逐步升级”，使他彻底丢掉了入党的念头，“成就了胡风没‘盲目服从’的善果”。文章最后评价说：“胡风不愧是鲁迅的弟子和传人，他们才是‘真的知识阶级’（鲁迅语）。”这种评价或有值得商榷之处，但总的来说，此文不仅让读者看到了一个不贴标签的活生生的胡风，而且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
邓晓芒的《中国当代的第三次启蒙》（2013年第4期）一文对普世价值的呼唤，大有与某些“左派”公开叫板、分庭抗礼的气势，读后颇觉过瘾。该文斩钉截铁地说：“民主不是‘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集权的工具，是在一个绝对权威的集中控制下把民主玩弄于股掌中。”“人权是天赋权利，它的本质就是自由权”，“维稳的前提和根本就是维权”。这些一针见血的议论，颇有《炎黄春秋》的风格。在我看来，邓晓芒的立场，《炎黄春秋》的立场，乃是基于国家的长治久安，而非图一时的维稳。如果中华民族再一次否定了普世价值，再一次与启蒙、宪政擦肩而过，那就真如同“击鼓传花”一般，不知传到何人手中鼓槌停止敲击，整个民族的厄运也就到了。
相比而言，黄忠晶的《毛泽东骑马又如何》（2013年第4期）只是一篇“漫话”，但涵义却同样深刻。有人曾假设，假如毛泽东在1965年骑马视察大江南北，就会发现“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弊端和1959年批判彭德怀的错误，就会让全党重点抓经济，不搞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就不会发生了。黄文不仅用事实驳斥了这一假设的幼稚和虚幻，而且还用一连串的反问句对当前出现的“毛泽东崇拜”现象进行了反击。黄文最后指出：“什么时候人们不再寄希望于‘大救星’，中国才真正有希望。”可谓鞭辟入里，掷地有声。《国际歌》唱得好：“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只可惜这歌声不知道什么被“他是人民大救星”的举国一致的大合唱掩盖住了。
最后谈谈杨早、施爱东的《学术生态与青年学者的生存境遇》（2013年第3期）一文。两位作者都是曾经就读于中山大学中文系、现在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青年学子。尽管本文的一些观点笔者并不苟同，如说“南方媒体塑造了太多伪公知”等，但文章开宗明义，直称：“教育部是中国学术腐败的最大发动机”，却有令人振聋发聩的感觉。当前，省部级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要是教育部的领导能看到此文，不知作何感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