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春秋时期，孔子就提出了“大一统”思想，主要蕴藏在《春秋》这部史书中。“大一统”思想为秦以来建立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提供了理论基础，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内核和灵魂。因此有必要通过研究《春秋》来对孔子的“大一统”思想进行深入细致地分析。
[关键词]孔子；《春秋》；政治理想；“大一统”
一、《春秋》蕴含的春秋大义
《春秋》是孔子修订的鲁国编年体史书，书中用于记事的语言极为简练，后世学者认为几乎每个字句都暗含褒贬之意，被称为“春秋笔法”。其实后人对“春秋大义”的阐发是有根据可循的。早在孔子之前，史官的工作就是依附于现实政治的。如许兆昌所说“周代史官从事记事编史的工作，绝不是为了保存历史资料以供学术研究，而主要是为了发挥这一行为的政治功效。”
（1）因此可见，当时的史官记事编史，完全是一种政治行为。孔子作为那个时代的人，其行为活动也自然会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在修订《春秋》的过程中，必然会夹杂对当时政治的情感态度。
孟子是最早阐述孔子的“春秋大义”的，《孟子・滕文公下》载：“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由于孔子出生在礼乐制度完备的鲁国，从小在这样的环境里求学，耳濡目染，所以他的思想偏于守旧。然而孔子所处的时代是春秋末年，是一个社会大动荡的混乱时期，这是他不能容忍的。孔子的政治理想社会就是西周的“礼乐文化”，他赞美周礼，信从周礼，在《论语・八佾》中记载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是他一生奔走呼号要达到的政治目标，就是恢复周礼，实现“礼治”。
在《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记载的孔子之言：“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深切著明也。”
（2）《论语》：“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从这两句话可以推出孔子有复兴西周盛世之志，并把自己的志向寓于《春秋》，在文中表达对历史的认识和批判。
二、孔子的“大一统”思想
早在西周时期，“一统”的观念已初步形成。
（3）如《诗经》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还有在《礼记・曾子问》中：“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在这两部儒家经典中都集中体现了“天下一统”的观念。在“大一统”思想中，“大”是作为动词，表“推尊”、“推崇”之义；一统是指政治上的统一，在西周时期是指天下诸侯皆统系于周天子。
但是自从周平王东迁后，王室越来越衰落，诸侯越来越强，尊卑无序，赏罚无凭。孔子心中的理想帝王应握有一统天下的权威，即所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然而从鲁国的视角来看，周平王经历了鲁孝公和鲁惠公两代也没能成就中兴之治，到鲁隐公的时候终于辞世，这一来周王室再无复兴之望。孔子只能把他的“大一统”思想寄托于《春秋》之中了，“大一统”思想也成为《春秋》的核心思想。
在孔子编撰《春秋》的方法上就可以看出其“大一统”思想，《春秋》本来是鲁国史书，但是孔子修订的《春秋》不仅记载鲁国的历史，也记载周王和其他诸侯国的历史。钱穆先生说它是“一部诸夏的国际史，亦可称为乃是那时的一部天下史或称世界史”。所以说孔子是用天下一家的大一统观点来修订《春秋》的。
三、从《春秋》经推断“大一统”思想
（一）研究方法
要研究孔子的“大一统”思想，就必须从《春秋》经入手，从孔子在文辞运用中所表达的思想倾向来分析出他的主张和理想。但是由于《春秋》记事过于简约，离开了论本事的传就不能使读者了解它的意义；北宋的王安石讥讽《春秋》为“断烂朝报”，曾巩也称其为“散绝残脱”。
（4）而今人周予同也认为“《春秋》“一经，缺文缺义，殊不易研究。”那么我们研究《春秋》经就必须借助注释《春秋》的“三传”，即《公羊传》、《毂粱传》和《左传》。
其中《公羊传》、《毂粱传》是阐释《春秋》义理的，它们对《春秋》的文本常常进行一字一句地解说，它们的任务就是发挥经义。而《左传》则注重史事的记载，成书要比《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要早，大概在战国的中前期。由此可见，《左传》的的史料价值更高，可信度也更高，它补充了大量《春秋》没有记载或记载不详的史料。从这样的分析来看，对于“三传”的引用应以《左传》的史实为主要依据，并与《春秋》进行对比；同时兼采《公羊传》、《毂粱传》的大义。
（二）从《春秋》分析
1、从纪年说起
《春秋・隐公元年》开篇记载：“元年，春，王正月”。
（5）因为《春秋》是记载鲁国的编年体史书，按年、月、日编排史实，因此其中的“元年”就是鲁隐公元年，即公元前722年；而“春”为四季之始，是西周编年体史书记载的开断。但是应当引起注意的是在鲁国纪年后面又加了一个“王正月”的纪年，从这里可以推断春秋时期虽然周王室衰微，已经名存实亡，一些大的诸侯国藐视周王权威，如楚国甚至都称“王”了，但是鲁国还是奉行周王的历法。历法在古代中国既是一个生活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王正月”表示尊崇周王的历法，奉周王为正朔，承认周王室对天下的统治地位。这里的“王”应该是指周文王，周文王一向被认为是周人当中第一位接受天命委任的王，即“始受命王”，后来世世代代继任的周天子都谨守周文王当初定立的法度，施行周文王的正朔。
（6）孔子在《春秋》中用周王的纪年是不符合当时的政治状况的，但是孔子这么做了，说明孔子把“大一统”的政治理想首先暗含在《春秋》的纪年上。《春秋》中同样的记载还有《桓公四年》：“春，王二月”。
（7）在《春秋》一文中，这样的纪年是非常普遍的。
2、《春秋》之“不书”
从《春秋》和《左传》两部编年体史学的详细比较，就可以发现《春秋》中很多史料是没有记载上去的，这也就是说《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国史书编辑删定了很多内容，从孔子删定的这些内容可以体现孔子的微言大义，这种史学表现手法被后世称为“不书”。 《春秋・隐公元年》记载“三月，公及邾仪公盟于蔑”
（8）接下来就是“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对比《左传》就可以发现，《左传》在“三月”和“夏五月”之间还记载了四月份发生的一个重要事件，即“夏，四月，费伯帅师城郎。不书，非公命也。”费伯是鲁国大夫，费是鲁国的城邑，鲁国首封者伯禽曾在此誓师，后来成为费伯的采邑。
（9）《左传》的记载是说夏四月费伯率领军队去修筑郎地的城墙，《春秋》之所以不记载，是因为这件事并不是奉鲁隐公的命令而行的。孔子之所以把在《春秋》中删掉这段史料，是认为鲁国大夫的这一行为是不符合礼制的。在周礼中，下级对上级是要服从的，费伯作为鲁国大夫，其修筑郎地应该上报给上层统治者――鲁隐公，但是他却没有按周礼行事，擅自修城墙。孔子企图用周天子作为统一的象征，来实现“大一统”的政治理想，而“大一统”最看重的是上级统治者，特别是周王的至高无上的权威。
3、从“为尊者讳”分析
从《春秋》中孔子在描述同一事件时选择不同的字词，以此来表达自己对事件的褒贬态度，进而引申出对人物的褒贬态度，从这可以发现孔子在编撰删定《春秋》时所采取的原则和态度，即“为尊者讳”。
其次是从记载征战所用的不同措词来分析。在《春秋・庄公十年》中：“二月，公侵宋。”
（17）孔子在记载鲁庄公进攻宋国这件事用“侵”字来形容，这是为什么呢？从《左传》的补充我们可以得知。在“公侵宋”之前鲁庄公已经与齐国结下了很深的怨仇，通过“曹刿论战”，在“庄公十年春，王正月，公败齐师于长勺”，击败了齐国；这时又去侵犯宋国，结果是给自己树立了更多的敌人。孔子对于破坏“大一统”的战争感到厌恶，况且鲁国还“师出无名”，违反了周礼的规定，因此孔子用“侵”来描述庄公的这次战争行为。然而在庄公的另一场战争中记载《春秋・庄公三十年》：“齐人伐山戎。”
（18）《左传》补充了这段史料：“冬，（鲁庄公和齐桓公）遇于鲁济，谋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同样是鲁庄公发动的战争，孔子却用“伐”字来评论这次军事行动。这是因为山戎在燕国北部，在古代属于夷狄；山戎威胁了燕国，因此鲁国联合齐国攻打山戎。这在孔子看来是维护华夏“大一统”的，是正义的行为，因此用了“伐”字表示支持。
4、西周初年的爵禄制度
周代爵禄制度是西周的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其特点是将血缘关系和政治关系有机地结合起来；更重要的是，周代五等爵制是周代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礼记・王制》记载：“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因此可以看出爵禄制度是周代统治者以礼乐治天下的政治思想的制度体现，是孔子心中“大一统”理想的重要标志。
在春秋初期，楚国国君首先称王，随后吴、越等国的国君也相继称王。然而《春秋・僖公二十一年》记载：“秋，宋公、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会于盂，执宋公以伐宋。”
（21）也就是尽管楚国等国已经自成为王，但是孔子是不承认的，仍然按照西周最初分封的爵位来称呼各诸侯国国君，从而从爵禄制度上维护周王的最高权威。正如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提到：“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孔子依然试图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在《春秋》一文中只有周王一个“王”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