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毫无疑问有赖于重新深入地研究中国的古典文明传统，特别是儒家这一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传统。孔子，作为儒学的创始人，其对于政治的思考以及政治问题的回答体现了其毕生的政治追求及理想的政治社会，建立以“礼”核心，依于仁、据于德的政治哲学思想，具体的政治主张表现为：为政以德、道之以德;民为邦本、关注民生;德主刑辅、宽猛相济;举直措枉、简能任贤。其政治哲学思想对于今天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政治哲学;孔子;礼;仁;德治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态的各种显示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中国现代社会日益走向复杂性，推进了我国的政治哲学研究。政治哲学作为一门“对政治事物的一般性的反思而深入地理解人的生存和世界本性的学问”，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受到我国学者的关注和研究。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毫无疑问有赖于重新深入地研究中国的古典文明传统，特别是儒家这一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传统。孔子，作为儒学的创始人，其对于政治的思考以及政治问题的回答体现了其毕生的政治追求及理想的政治社会，其政治哲学思想对于今天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孔子政治哲学思想产生的原因
人之思想，不能无所凭藉，有新事物至，必本诸旧有之思想，以求解释之道，而谋处置之方，势也。孔子政治哲学思想之形成有其主客观因素，也是其思想之渊源由来。
首先，客观方面。孔子生活的鲁国是“周文化之中心所在”。《淮南子・要略》记载：“周公继文王之业，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辅翼成王……成王既壮，能从政事，周公受封于鲁，以此移风易俗。”周公制礼作乐，而受封在鲁国，宗周礼乐文化遂存于鲁。鲁国的政教所依循的法则也是周的“亲亲尊尊”。《淮南子・齐俗训》记：太公问周公曰：“何以治鲁？”周公曰：“尊尊亲亲”。生活在这样礼乐文化传统下的孔子，大赞“郁郁乎文哉”，耳濡目染之下俨然成为周礼之追随崇拜者。
春秋时期政治结构上表现为王权衰落和诸侯争霸的混乱局面，当时子杀父、君杀臣、兄弟相残、权臣僭越，加之国人暴动、列国兼并、夷狄交侵，作为天下共主的周天子名存实亡。史书记载：“奸邪者图虚名而背弃真是，逐利而无忌与害人，篡弑夺国者王，夺权而成家者雄。礼谊无以约束君子，刑罚无以震慑小人。富者给土木披帛，犬马得以食鱼肉，贫者粗麻布衣不蔽体，豆叶当食不果腹。虽为平民，只要坐同列，以财力助君主，即使为奴仆亦无愠色。弄权谋诈术者日逍遥，守道遵理者无以免饥寒”。鲁国当时的政局也刺激了孔子“复礼”的政治追求。当时的鲁国礼坏乐崩，季氏、孟氏和仲孙氏“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私肥于公”的现象成为自然，三家时有越礼之举，对季氏八佾舞于庭，孔子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但是三家也有受传统牢固的周礼约束，面对这样的现状，孔子提出要“克己复礼”，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其次，主观方面。孔子自称“信而好古、述而不作”，“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以周代文化的继承者和复兴者自居。孔子离开卫国道陈国，被匡人困于陈蔡之间，慨叹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孔子将自己的生命与周代礼乐文化之存亡相联系，认为如果上天不想使周文化失传，那么匡人也不能拿他怎么样。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周礼监于殷商二代，孔子对前三代之文化、礼乐制度也多有了解，《泰伯》篇对尧、舜、禹、文、武之赞赏，也表明其对学术有“法先王。”“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但孔子坚定的说：“吾从周”是他对三代文化的择善而从，并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损益”，根据当时现实的社会情况谋求自己独特的“解释之道、处置之方”。
二、孔子政治哲学思想主要内容
先秦诸子建构学术于乱世，研究学术不是为了娱乐消遣，不是“为了知而追求知识”，而是要解决现实人生和社会政治问题。玄远之思，高妙之论，都会落实到人家事物。孔子也是“略于天道，详于人道”，其建立的政治哲学也是为了“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基于血缘关系而形成的宗法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百姓对于社会政治制度的认可程度，是维系社会政治秩序稳定的基本因素之一。在此基础上孔子继承发展了“周礼”，立足现实建立了以“礼”为核心、“仁”为根据、“德”为手段和要求的具有伦理道德色彩的政治哲学思想。孔子的政治哲学思想体现在具体的政治主张上则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为政以德，道之以德
1.为政以德
《论语・为政》开篇，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以德并不是泛指以道德治理国家，而是指为政者要以自己作为人民的表率，为政者能够作为道德表率，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近者悦，远者来”即“譬如北辰众星共之”。那么何为“政”？怎样才能作为一个好的为政者？作为为政者又如何才能治理好国家呢？孔子对于政治的定义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哀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路》）身正管理国家有何难，身不正正人也不能。又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在孔子这里，“正”从单纯的政治规范意义，转化为道德德行的意义，“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在孔子看来，政治的要点就是为政者“身正”发挥其道德表率作用，以实现和促进整个社会的“正”，从而实现“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有道”之邦。
2.道之以德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展现了孔子更高层次的政治追求。政治的目标不仅是追求一个有秩序的社会，不仅使“民免无耻”，更重要的是实现一个善的、“有耻且格”有道德心的社会。“道之以德”就是推进道德教化，用“君子之德”感化“小人之德”，提升人民的道德教化水平，以引导人民的良善行为。黑格尔法哲学中讲到，政治普遍无可分为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为了使大公无私，奉公守法及温和敦厚成为一种习惯，就需要进行直接的道德和理智的教育”，这与孔子所重视的道德教化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民为邦本，关注民生
重视民众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古代中国特别是儒家的观念中，“政”的概念与欧洲古代“政治史有关国家的事务”相比，更强调政治是与“民”相关的事务，政治是围绕人民生活安排进行的。孔子秉承“古之为政，保民为本”的理念，把民放在为政的首位，“所重，民、食、丧、祭”（《尧曰》）梁皇侃《论语义疏》：“此四事并又治天下所宜重者也。国以民为本，故重民为先也。”《颜渊》中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问其中取其二存一则何先，孔子先去兵再去食认为“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失去人民的信任，国家也就不立基之处。孔子主张要“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也就是今天的“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
对民要“惠而不费，劳而不怨”（《尧曰》），提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做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役使人民要在适当的时机，不夺农时，要好像承当重大祭祀一般。孔子反对为政者横征暴敛，称“苛政猛于虎”，批判弟子冉求参与调整赋税，增加民众负担的做法，十分气愤，言“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先进》）称赞子产“养民以惠，使民以义。”《子路》中有一篇讲到孔子对民的态度，庶之、富之、教之。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以加焉？”曰：“富之”;曰：“既富之，又何加焉？”曰：“教之”。在人口增长之后，孔子认为必须让人民富裕起来;富裕之后则进行文化、礼义教育，提高道德水平。仅仅富而不教就会贪婪而不知耻。
（三）德主刑辅，宽猛相济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孔子反对不教而杀，认为“不教而杀谓之虐”。（《尧曰》）但是不能说孔子是反对刑法的。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在邦无道时仍要“齐之以刑”，“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这里体现出孔子政治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看到“宽”“猛”两者不能走极端，要“执两用中”，宽猛相济方能真正建立有序之邦。
（四）举直措枉，简贤任能
孔子倡导“为政以德”，认为“政在选臣”。弟子仲弓问如何为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子路》）为政要自己先做好，给下属做好榜样，赦免下属的小过错，选用贤才。朱熹注说：“贤，有德者。才，有能者。举而用之，则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矣修矣。”孔子答嵇康子如何使人民相互劝勉，“举善而教不能，则劝。”（《为政》）认为举用善人教育能力较差的人，人民就会相互劝勉。另《颜渊》篇记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选贤任能使不仁者远离，不能做到正直的引导不正直的人，“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三、结语
孔子肇始的政治哲学思想，以“礼”核心，依于仁、据于德，具体的政治主张表现为：为政以德、道之以德;民为邦本、关注民生;德主刑辅、宽猛相济;举直措枉、简能任贤。经孟荀后人发展完善而形成系统的先秦儒家政治哲学思想，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延续和发展，以及中华民族的心理和风俗习惯的形成，发挥着前所未有的巨大作用。尽管其政治哲学思想有理想化的倾向和历史的局限性，但其中所蕴含的丰富合理内涵、深厚的思想基础和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至今仍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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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江苏师范大学研究生校级一般项目《孔子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觉、文化自信》（项目编号：2014YYB0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