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心里时常供奉着三个人：老子、孔子和释迦牟尼。反映在工商界，是所谓的“儒商”、“道商”、“佛商”，反映在精神层面是三教融合的历史，反映在社会制度演变的主线，则是毛泽东的独到观察：秦以后，“祖龙虽死魂犹在……百代皆行秦政治”。
“秦政治”的核心是中央集权、垂直管理和易地为官的郡县制，历代中国商人群体是在这样一个超稳定体系里求得生存和发展。我们寻源中国商人的义利观时，会发现孔子是一个“穿针引线”的人。
孔子手中的经线，上承周之道统，下启秦朝之后“内圣外王”的百代沿革，因而在循环往复的历史周期内，被尊奉为“帝王之师”、“万世师表”。
孔子手中的纬线，则延展为各个时代纵横交织的“毛线团”。在“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天下大势中，个人只是一些更小的毛线团，孔子自己也是。
在更大的毛线团里，小毛线团的终极命运通常有几种：身与名俱灭，百世流芳，遗臭万年。如果是商人，则可以翻译为流传甚广的段子：人没了，钱还没花完；人还在，钱却没了。人没了，招牌还在。这第三种，大概是商人和企业家追求的最高境界――有后来人传承其衣钵。
钱，就是一个商人的事业，世事无常，事业亦最是无常。被无常播弄的中国商人群体，得意时当当儒商，失意惊恐之际，上山拜拜庙，求求佛，乃是极正常的事。但是，活在前朝历代的商人，与后代的商人飞黄腾达的途径、湮灭的流程往往极为相似，这是尤为值得关注的。
孔子与商人
追寻中国商人的进化史，稀有善始善终如陶朱公范蠡这样的，青史中留下美名的，几乎都在秦代以前。历代巨商大贾，富比王侯，甚而至于富甲天下后，往往难免与当时的权力阶层纠结在一起，是为饱受诟病的“官商勾结”。
官与商的协作，无非是利益使然。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情节，不过是一再重复着昨天的故事，只是换了角色。
一个人是否应该去追求财富？
现实运作中是没有问题的，所谓“商人重利轻离别”，“千里当官为谋财”，社会上一直有这样的流弊。但是在意识形态里，同时也运行着另一种流弊：求财是可耻的。
“求财可耻”的观念，大概来源于孔子的一句话：“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和“小人”是孔子思想中两个很重要的提法，翻译成大白话，“君子”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小人”是饱实终日，不求上进的。在利益面前，孔子主张君子应以道义为重，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孔子本人不仅没有反对本乎道义的发财致富，而且孔子与商人的交往亦堪称范本。
孔子能为“万世师表”，被尊为“帝王之师”，在于他的三千弟子中，享有七十二贤人之称的，既有经济穷困的，也有大富大贵的。
孔子有个著名的高徒原宪（颜回），便在七十二贤之中颜回，隐居在市民杂居的陋巷里，生活条件也很差。孔子赞美他：“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另一个学生子端木赐（子贡）则是由官而商，是同学中最为富有的。子贡在孔子那里学成毕业后，先是去卫国当官，卸任后，又去经商。他常年往返于当时的曹国和鲁国之间，从事“国际贸易”，物价上涨，他就卖出，东西便宜了，他就买进，很有生意头脑。
子贡富有，与列国诸候有很好的交情。据《史记》载，他常坐着四匹马拉的车子，带着很贵重的束帛之礼去拜访诸候们。所到之处，国君们只与他行宾主之礼，而不行君臣之礼。所谓“分庭抗礼”，即由此出。子贡显贵，不忘师恩，经常人前人后辅助孔子。司马迁感慨地说：“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
如果子贡生活在现在，也一定是被世界各地竞相招商引资的“跨国企业家”，他也会把老师的核心价值观弘传到更远的地方。
问题是，孔子之后，谁能教他呢？
“厚德载物”与“心能转物”
孔子称赞颜回，是以颜回的“厚德”为美，他周游列国，与各国达官显贵交往，但他的观念里并没有放弃人民群众。孔子始终得到富有的子贡一路买单相助，但他并没有因为子贡马车里拉的东西而放弃自己的学术主张。
所以说，颜回和子贡，就是“厚德载物”的范本：穷而有德，能使心安；有德而富，名垂青史。
孔子能为帝王之师，当然也能教商人。
子曰过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真正的意思是强调，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并非提倡“官商勾结”损公肥私。
孔子常提到的“君子”和“小人”，类似于佛教中的“觉悟者”与“未悟者”，以及道教中的“得道者”与“学道者”。
儒家、道家、佛家，这三家之所以能在中国历史上和谐共存，成为建设社会主流价值的重要精神来源，是因为儒家的“知行合一”、道家的“天人感应”、佛家的“因果报应”，都强调“心能转物”的重要规律，以及“厚德载物”的根本道理。
儒家、道家、佛家的修养发挥到工商领域，就是所谓的儒商、道商与佛商，大家背的课文不一样，制服不一样，但追求的境界没有本质的不同。
儒商也好，道商也好，或者有志气要去做一个佛商，如果是奉行“取之有道”的义利观，则会把“心能转物”、“厚德载物”的规律各自发挥到极致。如果只是口头说说，见利而忘义，那就跟三家的教育体系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