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上承西周礼制社会，下启战国乱世争雄，在这个急剧变革的时代，固守礼制传统与突破礼制藩篱相抗争，形成了礼乐崩坏与礼乐维护相交织、相抗争的局面。由于礼一直对现实生活具有重要影响，为了寻求救治乱世的良方，人们开始对礼的意义、地位、作用等展开思考，以期为以礼救世提供理论依据，进而推动了春秋礼学思想的产生。
一、从制礼作乐到礼崩乐坏
周公制礼作乐确立了周朝以礼乐安天下的政治方针，而礼乐制度的核心就是要使上自天子诸侯、下至普通百姓安守他们的职责和本分而不能逾越，以此来维护社会的稳定。《尚书 无逸》中周公明确地告诫成王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即不要沉溺于安逸享乐而荒废政事。《史记 周本纪》载：成王将崩，惧太子钊之不任，乃命召公、毕公率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诸侯，以太子钊见于先王庙，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为王业之不易，务在节俭，毋多欲，以笃信临之，作《顾命》。太子钊遂立，是为康王。康王即位，遍告诸侯，宣告以文武之业以申之，作《康诰》。由于周初几代君王恪守礼制，励精图治，才有了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的安定局面。随着时代的久远，统治者对创业维艰的感受逐渐淡化，不再有临深履薄的警惕，加上政权稳定，国力强盛，往往会导致君主唯我独尊，《左传》昭公十二年说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于是出现了违背体现王道的礼制的行为，礼崩乐坏的内在动力并不是来自于社会下层，而是从社会上层开始的，故而《周本纪》说昭王之时王道微缺、穆王之时王道衰微、懿王之时王室遂衰。出土文献有昭王伐会(桧)、虎方和南征荆楚的记载，但没有加以道德判断，司马迁大约是因为昭王南征不返而推论其失败之由为王道微缺。周穆王无故征伐犬戎，已开启春秋时期礼崩乐坏之端绪。
二、礼乐文化的现实影响
我们说春秋时代礼崩乐坏，并不是说礼乐文化在这一时期已经荡然无存，在春秋诸侯争霸局面的背后，周天子仍被奉为天下的共主，还没有一个诸侯可以取而代之。《左传》隐公四年，卫州吁弑桓公自立为君，不能安定百姓，于是通过其党羽石厚请教已告老的石碏如何才能稳固其统治，石碏建议州吁去朝觐周天子以稳定君位，虽然这是石碏设计要除掉州吁，但也说明州吁只要能觐见周王，他的君位就得到了认可，因为周王的权威仍然受到诸侯的承认。究其原因，是周朝的礼乐文化作为一种传统在数百年历史中已经深入人心，依然是这一时代的文化主导。这样，一方面是人们所说的礼崩乐坏，另一方面礼乐文化仍然是维系世道人心的重要手段，使东周王朝尚能协调各诸侯国之间的平衡，在纷乱中维持某种表面的稳定。
正因为如此，一些强大的诸侯往往能够以尊王的名义，在拱卫王室的同时，借机扩张自己的势力以图霸业。《左传》僖公九年，齐桓公主盟葵丘之会：
王使宰孔赐齐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赐伯舅胙。齐侯将下、拜。孔曰：且有后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劳，赐一级，无下拜!对曰：天威不违颜咫尺，小白，余敢贪天子之命，无下拜?恐陨越于下，以遗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齐桓公任管仲为相而创立霸业，曾平王子带之乱以安定王室，周襄王派大臣宰孔赐齐桓公祭肉，以桓公年高有功而免其下拜，但桓公仍依礼下拜受赐。《国语 齐语》、《管子 小匡篇》及《史记 齐世家》都记有此事，并说齐侯下拜出于管仲的主意。此说确有道理，《左传》僖公十二年冬，齐桓公派管仲和解戎人与周天子的关系：
王以上卿之礼飨管仲。管仲辞曰：臣，贱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国、高在，若节春秋来承王命，何以礼焉?陪臣敢辞。王曰：舅氏!余嘉乃勋!应乃懿德，谓督不忘。往践乃职，无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礼而还。
三、春秋礼学思想的产生
如果我们从礼的角度来观照春秋的时代特征，无疑可以说是礼乐崩坏与维护的交织与抗争。礼作为道德思想、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通过规定社会各阶层成员的权利和义务并约束人们身体力行来维护社会秩序;但是从人的本性来说，又有着不愿受到束缚的一面，春秋时期王室逐渐衰落，这样对于强大的诸侯以至卿大夫而言，缺少了有力的约束，他们突破限制可以获得更大的利益，于是层层大肆僭越或者废弃礼制，导致社会秩序混乱，这样必然引起人们对礼制的极力维护，因而形成礼乐崩坏与维护的抗争，进而促进了礼学思想的产生。
为了挽救春秋礼乐崩坏所带来的社会混乱，人们高扬礼作为时代的价值标准来评判社会人事，《左传》一书记载有大量礼或非礼的事件，即已表明谴责违礼行径和褒奖守礼行为的立场。不仅如此，人们还开始自觉地对礼进行思考，认为礼与人、事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可以通过礼来预测人物命运、事态发展等，《左传》隐公八年：
四月甲辰，郑公子忽如陈逆妇妫。辛亥，以妫氏归。甲寅，入于郑。陈鍼子送女。先配而后祖。鍼子曰：是不为夫妇。诬其祖矣，非礼也，何以能育?
树立礼的权威、追求礼的境界，都是为了干预社会现实，维护社会秩序，隐公十一年借君子之口有着极为精当的概括：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在这一准则指导之下，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人们根据自己的理解对礼的功能展开了充分的论述，庄公二十三年曹刿谏鲁庄公如齐观社为非礼：夫礼，所以整民也。故会以训上下之则，制财用之节;朝以正班爵之义，帅长幼之序;征伐以讨其不然。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习之。非是，君不举矣。认为国君以礼治民，凡与此无关的事情都不能去做。僖公元年，诸侯救援遭到狄人攻伐的邢国，并为迁到夷仪的邢国筑城以解救其患难，《左传》作者于是说：凡侯伯，救患、分灾、讨罪，礼也。认为诸侯之间不应相互对立，而是患难与共。卫子叔、晋知武子在鲁襄公即位的元年依礼来聘而受到赞扬，凡诸侯即位，小国朝之，大国聘焉，以继好、结信、谋事、补阙，礼之大者也。昭公十二年郑简公卒，在清除安葬所要经过的道路时，子产让人绕开当路的房屋而不拆除，君子认为子产知礼，因为礼，无毁人以自成也。不损人利己，这也是一般人际交往的基本原则。昭公三十年郑游吉说：礼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谓。小国事奉大国，大国爱抚小国，才能以礼协调强国与弱国关系。襄公二十六年蔡国声子(公孙归生)说古之治民者，劝赏而畏刑，恤民不倦，认为劝赏、畏刑、恤民三者是礼之大节，礼又包括治民的各种手段。这样，礼作为一个开放的体系，在具体事情上面，只要符合国家社稷利益，能够安定百姓人民，都可以称之为礼。正如徐复观说，礼的发展是将人文精神，及客观需要，不断注入到里面去，使礼的生命，得到合理的成长;再由成长的生命，推演向现实的人文世界的。
西周是儒家所艳称的礼乐盛世，礼在当时的政治文化生活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其神圣性、合理性是无庸置疑的。在古代社会，事情常常是这样，人们对一个事物多半是在传统的习惯中作为当然的事实和前提加以承受。在一个事物尚未受到怀疑和损毁时，人们也不急于去探索它的内在实质。常常是在一个事物面临危机时，人们才去发掘它的实质。反对者是为了推翻它或取而代之;维护者则要说明它存在的内在依据。面对春秋礼制崩坏，道德的劝诫已经无能为力，于是人们从礼本身入手，通过阐释礼的意义、提升礼的地位、拓展礼的功能以及通过自我修养达到礼的境界，使礼成为涵盖道德、政治、伦理等多方面的天地法则，将礼树立为一座精神高标，希冀以此来救治社会规导人心。因为这些论述都是针对具体事件而言，所以显得较为零散，缺乏系统，不过已经为儒家礼学的形成提供了大量的思想资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