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青铜带钩的功能和款式融合了大量游牧文化特征。春秋时期的马背民族，虽少有文字记载它们曾经的辉煌，但通过带钩上的神兽族徽和图腾纹样，却可以折射出具有鲜明特色的图案装饰风格，并以小见大地勾勒出古代西北少数民族的历史过往。
[关键词]青铜带钩;游牧文化;工艺美术
春秋时期，流行于各诸侯国的青铜带钩是当时的王公贵族和社会名流为炫耀身份、随身配饰的一种奢侈品，其出土和传世的数量之众，艺术造型之丰富，堪称我国古代工艺美术史上的一朵奇葩。青铜带钩的制作要考虑机械装置的力学原理，是融高超的装饰造型技术和金属冶炼技术为一体的古代工艺美术精品。从现代人体工程学分析，带钩主要是嵌于革带上的金属扣件，便于调整长时间骑马行进者腰间受力范围的宽窄和时效。束带可以对下腹部的内脏进行包裹，使其不被高频率、强力度的震动所颠簸伤害，是起固定和支撑作用的，类似于西医骨科的石膏夹板。在湖南长沙陈家大山就出土有带钩和丝带等物品。部分楚简显示：“丝带有钩。”这种扣绊式样的构件，是进入父系社会后，男性悬系武器、印章、钱袋等小件的随身配饰。在河南洛阳中州路西工段出土的春秋中期墓中，曾出土一枚水禽形铜带钩，是我国已发现年代最早的铜制带钩。
带钩的发展和应用，可以说是贯穿于当时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之进行系统的考察和研究，不仅能够还原出一个立体的历史场景，而且对于认识人类族群在亚欧大陆变迁中的交流与融合、古人对于金属冶炼工艺方面的发展创新、工艺美术与日常生活的完美组合过程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带钩所囊括的文化史意义体现在它在气候变迁、信仰图腾、审美情趣、服饰变迁、冶炼铸造、军事外交、文学诗词、族群融合、地区经济实力（手工制造业和贸易往来）等方面闪耀着历久弥新的光泽。如果说通过研究以女性为主的铜镜，能映射出社会的阴柔之美，那么，研究以男性为主所佩戴的带钩，则可以更加有力地勾勒出雄浑阳刚的尚武精神。
一、从玉制带扣向青铜带钩的转变
早在新石器时期的良渚文化遗址中，在葬者腰部位置发现了一块人工磨制的长方形玉石扣件。这是原始先民们服饰发展过程中的初始状态，也是国内目前发现最早用于服饰用途的玉石制带扣。从巨石文化的玉制带扣，到青铜文化代表的带钩，其功能和材质的转变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这个开端的历史意义，绝不次于1891年美国芝加哥机械师贾德森发明的拉链。工业文明催生的拉链是现代十大发明之一，而石制带扣的历史意义与拉链极为相似。
中国人对玉石情有独钟，并将玉制带扣视为祥瑞。《后汉书・五行志》记载：“光禄勋史舍壁下有青年，视之，得玉钩各一。谓之吉祥。”另有《列仙传》描写汉朝有一位赵氏女子，天生勾手握拳，五指不能伸展。有一次在汉武帝巡狩路过河间时，“望气者言此有奇女”，汉武帝于是召见了她，赵氏女子将手展开，掌中紧握一枚玉钩，因此被封为“钩弋夫人”。这两则事例从另一侧面反映出，到了汉朝，先秦时期遗留在民间的玉石制带扣仍然在继续沿用。随着部族的征讨、科技的进步和进一步的文化融合，兴盛于春秋时期的青铜带钩，逐渐取代了先秦的玉石带扣。其主要原因是青铜具备一定的韧性，且当时的金属冶炼技术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时间成本。从汉末开始至魏晋，青铜材质带钩逐渐又被其他材质的带扣所取代。
关于早期文献记载的带钩使用与研究，也是从汉朝开始的。王逸注《楚辞》之“鲜卑”、鱼豢和张勃解“钩络带”，还有高诱注《淮南子・主术训》之“ ”等。宋朝吕大临在《考古图》中不仅收录了6件带钩，还标示了出土地点。曾出使过金国的宋朝官员龙大渊，所著《古玉图谱》图示带钩12件，并且对带钩进行了实物研究。同朝赵希鹄在《洞天清录》中，系统地将带钩按照工艺和造型作了分型分式、分期，分为六种，将图例划作三代和秦汉两期，对后世相关研究贡献很大。清朝吴大徽著《古玉图考》，对三件带钩作了考证。同朝阮元著《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收录了几件铭文带钩，并推论“革带有钩由来已久”。直至近代，王国维所著《胡服考》记载：“欲知带制，必于鞍制求之。”认为带具源于鞍具，也就是说马术鞍具是带钩发展的主要基因。包尔汉（维吾尔族）和冯家N也著文讨论了“鲜卑郭落带”的相关问题。王仁湘《带钩概论》在出土的实物基础上也进行了比较研究。
国外学者中，同属阿勒泰语系分支的日韩学者们，对源于游牧文化的带钩的研究具有整体认识。日本学者长广敏雄，不仅有比较系统的认识，还在其著作《带钩之研究》举出280余件款式各异的范例加以分析。还有藤田丰八、江上波夫、白鸟库吉等日本学者，也都不同程度地对“鲜卑郭落带”作过研究。与东北亚地区学者相比，欧美学者对此研究涉足较少。1966年，B・卡尔格伦在斯德哥尔摩《远东博物馆馆刊》第38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了两位瑞典收藏家收藏的六百多件中国古代带钩藏品，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分类研究。
二、贵重金属铸造工艺的流传与部族迁徙的关系
早在两河流域的高拉遗址（欧贝德末期公元前4000年），墓葬中出土了大量金片制成的环、花饰和新月形饰物。这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高峰之作，也是人类金银工艺制品最早的实物。后来在麦斯卡拉木都墓中（萨尔贡时代公元前2900年―2370年前），出土了细线刻镂的假发金盔，体现出苏美尔人卓越的金属制作工艺。古埃及新王国时代第十八代法老图坦卡蒙的灵柩中也出土了大量黄金随葬品。由此可以看出古代地中海沿岸地区贵重金属冶炼与工艺美术的发展水平。而此时黄河流域的先民，还处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陶器、巨石文化）。
商、周时期的中国金银器，属于草创阶段。就在距今3000～4000年前的川西平原上，曾经突然出现过一支与周围邻居们生活习俗大不相同的部族政权。他们以畜牧业为主要经济形态;以鹰为图腾，崇拜目光敏锐者;服饰着装以便于马上骑射的短裙为主;与以列鼎和斧钺作为王权象征的殷商文化相比，其黄金面具与金杖，却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政教合一的信仰标志高度一致;遗留的青铜人像的体貌特征，被刻画为大眼睛、高鼻梁、络腮胡子的人种特点。先进的金属冶炼和制造技术及其文明程度，明显高于周围的农业部族。这支来无影去无踪的神秘部族，虽然早已经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但是从三星堆文化遗留下的诸多实物资料可以看出，古代人口迁移过程中所带来的诸多域外文化基因。战国后期的魏王墓中出土的《穆天子传》，讲述了公元前10世纪周穆王到中亚巡游之事。书中记录，“昆仑山”中有沼泽泉水、虎豹熊狼，还有大型巨石建筑“黄帝之宫”等，而这与现在南疆的昆仑山的物种分布和自然环境区别很大，却和北疆阿尔泰山的景象吻合度极高。如果说先秦时期记载的周穆王游历西域不是正史，不足为凭。那么，再举以下几个实例进行对比分析。 1948年，前苏联考古学家鲁登科在阿尔泰山一带发掘了一批公元前石堆大墓。男女葬者均由香料涂敷。在其手臂、大腿和躯干分别绘有纹身图案：猫尾带翅的动物、鹰头蛇身狮、鹰嘴有角的鹿。随葬品极其奢华，其中有大量马的遗骸、马具、盔甲、地毯、绒袜、木质品、角质品，以及毛皮、珠串和金器，还有竖琴、单面鼓、大麻种子和假胡须等。还有源自中原内地的丝织品、玉器、漆器、铜镜、青铜器等。
1976年，在殷墟遗址商王武丁妻子“妇好”墓中出土的大量新疆和田玉，由此可以推测出连接西域与中原的商贸往来古已有之。
后世的专家学者进行青铜带钩的相关研究时，进行地理和空间上的孤立分析对比的做法值得商榷。这也和游牧文化缺乏文字传承而被中原知识界误读类似。
三、马具衍生品设计对社会变革的影响
《史记・赵世家》：“赵武灵王谓肥义曰：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议寡人，奈何？”记录了赵武灵王在公元前307年，主动吸取了西北游牧族群骑马作战的优点，进行了“胡服骑射”的军服改革，大力发展骑兵和相关配套装备的生产研发，开拓疆域成就霸业。
《楚辞・招魂》：“晋制犀比。”从中也可以推论出，晋国大量制造中亚摊式风格带钩，并得到社会各界广泛使用。
另有《汉书・匈奴传》颜师古注：“犀毗，胡带之钩也，亦曰鲜卑，亦谓师比，总一物也，语有轻重耳。”张晏也说：“鲜卑，郭落带瑞兽名也，东胡好服之。”“郭落带”即北方游牧族群所使用的革带，因鲜卑人图腾崇拜它，把它用作本部族的名称，并铸其形于革带上作为装饰。
周孝王时期，“赢氏家族”的秦非子因养马有功被封为附庸。公元前821年，秦庄公在与西戎部族的武装对抗中获胜，被周宣王封为西陲大夫，赐以原大骆之族所居的犬丘（今甘肃陇南礼县附近）。公元前770年，秦襄公派骑兵护送周平王东迁，又被赐封于岐山以西，自此秦国正式成为周朝的诸侯国。而善于骑乘驾车的“赢氏”后裔，通过百余年不断征伐，最终统一中原。这里有两个重要线索，一是善于管理和饲养马匹是古代影响战争胜负的重要条件，二是东北亚地区部族融合主要来自于西北强有力的混血。
内蒙古阿鲁柴登匈奴贵族墓出土的鹰形金冠带，还有秦国故地出土的不少黄金制成的圆雕虎、鹰、蛇等动物或神兽，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西戎北狄部族与相毗的中山国出土的车幔富根珠帘、轭金钩饰、金龙首衡帽等，不仅在材料上更为精细奢靡，在器类的丰富与造型的生动多样上，也异彩纷呈。凤翔马家庄秦宗庙遗址和秦都雍城遗址发现的兽面纹嵌绿松石金方泡、节约等饰品，精美程度极高。在阿鲁柴登、西沟畔、东胜市碾房渠匈奴墓地，以及很多汉墓中出土的猛兽搏斗纹金带扣，便是西北游牧文化影响的重要佐证。从以上文献资料分析，说明青铜带钩从动物装饰造型到马具衍生品，其最早的使用者，是善于骑射的西北游牧文化为主的族群，而非地缘保守的农耕文化者。
四、游牧文化对青铜带钩的主要影响
距今7000到4000年前，随着气候的冷暖变化和波动，自然环境、生态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气候变化所表现出来的气温和降水的变化，直接影响着水系、地貌、土壤、矿物等自然要素，决定着畜牧业和农作物的生长分布与发展布局。考古学家称之为“新石器时代”，气候学家则称之为“全新世大暖期”。在这个气候最为适宜的时期，人类文明出现了质的飞跃。首先是沿赤道周围的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中美洲的玛雅文明，随后是处在温带地区的古中国。这些文明的产生几乎都随着温度的变化而推进的。
而位于赤道附近或者地处热带及亚热带地区的古代文明先后灭亡，世界文明的中心开始向北倾斜，并且转移到了大部分国土都处于温带的中国。其后的数千年间，古中国一直保持着领跑者的地位，成为了世界文明的中心。再后来，欧洲开始了工业革命，世界文明的中心也逐渐北移，转移到了现在的欧洲及北美。
大概从公元前1世纪上半叶开始，北半球受到气候转暖的影响，在整个欧亚草原的广阔地区，被驯化的野马成为人类文明中重要的载负者。逐草而徒，居无常处，骑马挂鞍，劫掠人口，来去倏忽……成为游牧文化的标志。这时，以精湛的金属冶炼和驯马为代表的斯基泰人在历史舞台上崭露头角。他们的势力范围控制着西自黑海以北、东至伊犁河下游的广大地区。而以斯基泰文化辐射而带来的兴衰沉浮，涵盖的地域范围也屡经变迁，时有扩张与收缩。其遗物和陪葬品中有大量的贵重金属、兵器、马具和日常生活用品，其中，以动物和神兽纹样的金器、青铜器更具代表性。
历史上的斯基泰王国（公元前 7 世纪后半叶到公元前 3 世纪上半叶）存在的时间相当于春秋战国至西汉时期。《史记》、《汉书》等东方文献将其称之为塞种或尖帽塞人等。而西方的古希腊文献、亚述编年史以及神谕和旧约全书，都有不同程度的记载。尤其是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公元前5世纪创作的《历史》一书中提供了较多信息。
公元前7世纪后期，希腊诗人阿利斯铁阿斯的游记长诗《独目人》详细描述了中亚东部的部族情况：“受阿波罗神的感召，他到伊塞顿人的领地旅行。先是越过伊塞顿人领地的是独目人驻地;然后又越过独目人到达看守黄金的格里芬人驻地，最后越过格里芬人领地的是希波伯里安人（西伯利亚人），他们的领地一直延伸到大海。”文中描述希波伯里安人居住的海滨异常寒冷，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意思就是“北海”。
现代有学者推论证明，阿利斯铁阿斯的游记并非是他 本人的亲身经历。“伊塞顿人”对“斯基泰人”讲过“独目人”与“格里芬人”争夺黄金的故事。斯基泰语把独目人拼写为：“arimaspu其中前半部arima代表一，而后半部spu是眼睛的意思。”而位于塔里木盆地东南的伊循城，得名于希腊史料的伊塞顿。那么既然伊塞顿人也是游牧部落，他们的牧场就应该在阿尔泰山以南、天山以北的伊犁地区。这个道听途说的词，让阿利斯铁阿斯对“一只眼的族群”信以为真。这个塞语的名字“前半部是孤独的，后半部守望者”正确的拼读是“孤独的守望者”。这个语言差异造成的误会，可以说这是历史上最早的以讹传讹的范例了。
阿尔泰山脉一带自古盛产黄金，原苏联考古学家在巴泽雷克，发掘了5座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型墓葬，从这些墓葬中出土了大量黄金制品，其中包括一些带有“格里芬”形象的饰物，可见阿尔泰山北部的巴泽雷克墓穴主人就应该是传说中的“格里芬人”。他们被称为“黄金守护者”。从战国晚期起，随着北方部落的日益联合与强大，它们以整体的有组织的方式，主要通过阿尔泰地区的古代游牧部落，与中原地区文化产生了深刻的联系。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某一个暂时性的中心论调的宣扬，都会受到周遭其他联系的制约。世界遗产、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和世界地质公园，三位一体的统一称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UNESCO）”。华夏文明从“中原中心说”逐步转向“区域类型”研究，是一个必然趋势。以前在“一元论”认知体系的“中原中心说”中，国内很多学者在农耕文化的背景下都不约而同地认为，以青铜金属为主的带钩，发源于内地的春秋时期，主要在五霸逐鹿的地缘范围。他们仅从款式和类型学上，就割裂了带钩发展变化在整个亚欧大陆的历史成因，他们认为：“由西亚传入的带钩多以动物纹装饰为主，只有钩背和钮柱，而无钮。它的钩首都弯向钩背与钮柱同在一侧，无论造型、装饰及用法与东周带钩不相同，东周带钩的起源只能在中国本土寻找。”这种观点是是不全面的，青铜带钩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融合了大量来自西北的游牧文化。这些呼啸山野的马背民族，虽少有文字记载它们曾经的辉煌，但利用带钩上神兽族徽和图腾纹样，却可以折射出具有鲜明特色的图案装饰风格。通过对青铜带钩的进一步研究，使春秋、秦汉时期主流社会的审美趣旨与文化倾向更加真实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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