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斯地图”的秘密
很多人为这幅地图的来龙去脉绞尽脑汁，其实，这幅地图右下角的图名框提供了解开谜底的钥匙。图名框中的拉丁文除了图名外，还包括地图绘制的信息。这些信息就是：哈斯绘制这幅地图时参照了杜赫德（Jean-Baptistedu Halde）著作中唐维尔（Jean-BaptisteBourguignon D’Anville）绘制的中国地图，而唐维尔是依据清朝康熙年间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测绘的成果绘制了他的中国地图。原来，“哈斯地图”是一幅有着中国血统的地图。这样的―个事实让我们多少有些意外。“哈斯地图”的中国血统
为了发掘“哈斯地图”背后的故事，让我们回到18世纪去寻找线索。
杜赫德是18世纪法国的一位神父及著名汉学家，“杜赫德”是他的汉语名字。虽然他终身未曾到过中国，却出版了非常翔实的介绍中国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的著作――《中华帝国全志》。这本书出版于1735年，被誉为“法国汉学三大奠基作之一”，曾轰动欧洲，流传甚广。直到19世纪，这本书在欧洲仍被看作是有关中国问题的重要百科全书。
唐维尔没有来过中国，他的绘图资料来自法国来华耶稣会传教士的测绘数据，而这些传教士的测绘工作则是由中国的康熙皇帝于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下令组织的。《皇舆全览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采用西方测绘方法、经过实测绘制完成的地图，包括中国总图和分省图。该图的测绘是在10年间陆续完成的，先从京师附近的长城开始，然后是满族发源地东北松花江和黑龙江流域，其后对内外蒙古、西北、华东、华中、西南各省及新疆、西藏等地分别实地测绘。最初的测绘是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四月至次年四月，由法国人白晋（Joachim Bouvet）、雷孝思（Jean-Baptiste Regis）、杜德美（PetrusJartoux）等测定京师附近的长城的位置、走向、关隘、城门、堡寨等设施及其附近山脉、河流、津渡情况。其次是在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四月至当年十二月，由雷孝思、杜德美、费隐（Xavier Ehrenbert Fridelli，奥地利人）等完成东北地区的测量；其后三人又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十二月至次年五月完成对北直隶的测绘。康熙五十年（1711年），康熙皇帝命人组建测绘队，由传教士督率中外测绘人员分路赴各省进行测绘并于次年完成测绘任务，绘制了非常精美的分省地图。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这项庞大的测绘成果呈现为《皇舆全览图》。
参与测绘的白晋、雷孝思和杜德美等人，与法国科学院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也为法国科学院工作。传教士每测完一省，便将测绘的稿图寄往法国，而当时作为法国皇家首席地理学家的唐维尔就根据这些稿图改绘出准确度相当高的地图，这些地图先后收录在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和唐维尔自己的《中国新图集》中。因为有中国清代康熙朝的实测资料作为基础，唐维尔的这本地图集被视为18世纪欧洲关于中国地理知识的总结，直到19世纪，它仍是欧洲人绘制中国地图的权威性参考依据。
三幅地图的惊人一致
理清了“哈斯地图”的来龙去脉，我们可以将“哈斯地图”、唐维尔《中国新地图集》中的分省图和康熙《皇舆全览图》中的分省图的内容和形式做一些比较，这样就更能明白它们之间的关系了。
康熙《皇舆全览图》是以通过北京的经线为本初子午线的，唐维尔和哈斯所绘的地图承袭了这种经线的表示方式。不过，哈斯的地图除了在地图的外框沿用了《皇舆全览图》这一套经线系统外，还在地图的内框采用了另一套不以经过北京的经线为本初子午线的经线系统。显然，哈斯绘制这幅地图时，根据西方的习惯做了个别的调整。
与《皇舆全览图》相比，唐维尔和哈斯所绘的中国古代地图，无论是省区形状、界线轮廓、山川分布、地名标注，还是长城、柳条边及黄河下游河道与入海口的表示，都非常相似。长城在明清两代统治者眼里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在明朝，它是抵御蒙古人南下的屏障，而在清朝，它没有这样的作用与地位，清朝以长城以北的蒙古诸部为自己的屏藩而不是以长城来防御他们。柳条边是清廷为维护“龙兴之地”修筑的标示禁区的篱笆墙。因而，长城与柳条边在建筑形态与性质作用上有严格的区别，它们在清代地图上的表示也就有所不同。在《皇舆全览图》上，长城是以形象的锯齿状线条表示，而柳条边则用形象的栅栏线条绘制。唐维尔和哈斯所绘的地图承袭了这样的画法，显然他们明白长城与柳条边的差别。在《皇舆全览图》中的《江南全图》上，黄河夺淮入海，流入黄海，并标出“黄河口”所在的位置，这是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改道前的情形，唐维尔和哈斯所绘的地图与此一致。
从上述地图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它们有惊人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根源于三者之间的承袭关系，“哈斯地图”依据了唐维尔的地图，而唐维尔借用了康熙朝的实测成果。默克尔的礼物刚一出现在中国的网络，就引来各种猜测，甚至有人“指鹿为马”，将一些明显错误的地图说成是哈斯的这幅地图。猜测与误传源于不了解与陌生。默克尔的礼物原是200多年前我国实测地图的衍生物，与我们密切相关；而200多年后，当习近平主席收到这份礼物时，我们惊讶地发现了它，相见却不相识，这或许就是历史给我们开的一个玩笑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