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从明末清初开始，我国科技渐渐落伍了。”2014年6月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的讲话中提出了这个引人深思的问题。随后，他运用康熙《皇舆全览图》的例子，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解答：“1708年，清朝政府组织传教士们绘制中国地图，后用10年时间绘制了科学水平空前的《皇舆全览图》，走在了世界前列。但是，这样一个重要成果长期被作为密件收藏内府，社会上根本看不见，没有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什么作用。反倒是参加测绘的西方传教士把资料带回了西方整理发表，使西方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对我国地理的了解要超过中国人。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科学技术必须同社会发展相结合，学得再多，束之高阁，只是一种猎奇，只是一种雅兴，甚至当作奇技淫巧，那就不可能对现实社会产生作用。”
从这段讲话，我们很容易联想到不久前习主席访问德国时默克尔总理的赠礼――1735年德国人哈斯绘制的中国古代地图。而究根探源，“哈斯地图”的资料来源正是《皇舆全览图》。那么，《皇舆全览图》的科学水平到底有多高？为什么我国清代辉煌的地图成就没能“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什么作用”，反倒是“使西方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对我国地理的了解要超过中国人”？一切都要从1708年说起。
地图的辉煌
1708年，经过大量的准备工作，康熙皇帝在白晋、雷孝思、杜德美等西方传教士的帮助下，下令以“西学量法”开始测绘中国各省地图。
历时大约10年，全部测绘工作完毕。测绘工作是分省进行的，各省边测边绘，每省测完，地图也很快绘成。《皇舆全览图》采用正弦曲线伪圆柱投影法，以经过北京的经线为本初子午线，按1：1400 000和1：1500000比例尺绘制。
《皇舆全览图》的完成，成就了中国从未有过的辉煌，在世界大地测量和制图史上也是空前的事件。我们知道，欧洲有系统的测制地形图是18世纪从法国开始的，经过卡西尼父子的努力，1793年才完成。英国的经纬度测量直到1857年才开始，1870年完成地形图。其他欧洲国家由政府主持的地图测绘工作，是19世纪
初的事，比中国清初的地图测绘几乎晚了近100年。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地学》中，也认为康熙朝编绘的《皇舆全览图》是当时世界第一流的地图测绘成果。
在康熙《皇舆全览图》之后，雍正朝编绘了《雍正十排皇舆全图》（俗称“雍正十排图”），乾隆朝编绘了《乾隆内府舆图》（俗称“乾隆十三排图”）。
清初的全国地图测绘工作，不仅在中国地理学史、测绘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即使在世界测绘史上也是创举和奇迹，这主要表现在：
在世界上最早采用了以经线弧长来决定长度标准的方法
1710年，康熙皇帝根据测量中国东北地区北纬41°～47°间每度的经线弧长亲自裁定“地球经线一度长度以二百里计”，则1里=180丈=1800尺，每尺合经线百分之一秒，钦定“工部营造尺”作为基本长度单位。中国“工部营造尺”在度量衡史上有着重要意义。这种把长度单位与地球经线的长度联系起来的方法是世界最早的，法国在18世纪末才以赤道之长来定“米”的长度。
首次发现经线7。的弧长不等，为
“地球扁圆说”提供了重要实证
这次测绘工作是中国第一次采取科学的经纬度测量法绘制地图，为中国地图的科学化奠定了基础
清初的《皇舆全览图》等采用经纬度法测绘的各种地图是当时世界上最科学的中国地图。在测绘技术上，是中国第一次大规模引进西方测绘技术，同时，也是中国地图绘制走向科学化的开端。
清初绘制的中国地图资料被传教士带回西方，对世界地理学和制图学做出了贡献
1735年，巴黎出版了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一书，其所用资料，均来自从中国回到欧洲的传教士的手稿。因此，清初这次运用西方测绘技术在中国的实践活动，对世界地理学和制图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历史的遗憾
《皇舆全览图》的测绘并不是中国地理学者与西方传教士的科学合作
明末清初的中国社会，尚未面对来自西方的政治与军事的真正挑战，这一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一次人类文明史上的知识和智慧的交锋。在明末清初汉译西方地理学和制图学图书所引入的新知识中，在自然地理的描述和人文地理的分类层面上，都取得了大大超过中国传统地理学的成就。在思想史的范畴里，这些地理学和制图学图书中所引入的新知识点，对于中国地理学和制图学无疑是一次重大的学术挑战。
在明末至清中期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西方地理学、地图学知识的传播仅仅局限于很小的学者圈子里，远远没有成为一般中国人的地理常识。西方传教士所做的大部分工作也只是停留在试图打破中国人的“自我为中心”的“虚幻环境”这一层面上，以便有利于他们的传教活动，而没有在地理学的学术层面上与中国学者进行交锋。
一个社会的知识成果不能有效地得到积累，社会总体知识水准往往不是进步而是倒退，晚明至晚清的地理学史和地图学史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于是，曾经组织过当时世界上最先进地图测绘的中国，却在后来官方绘制的《西域图志》中仍不绘经纬线，民间个人绘制的《西藏图考》、《西招图略》、《卫藏图识》不仅不绘经纬线，甚至连比例尺也不受重视了。清代中期以后的百余年间，中国学者几乎已经无法理解中国之外有着辽阔的五大洲，直到光绪年间，王之春还把“大地之土……泰西人分为四土……中华仅得亚细亚四分之一”作为自己的重大发现写入自己的《椒生随笔》一书。“知识随着时间推移而日益进步”的想法只是人们的一厢情愿，如果一个社会的知识成果不能有效地得到积累，那么，社会总体知识水准往往不是进步而是倒退，晚明至晚清的地理学史和地图学史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皇舆全览图》作为密件藏入内府，未能及时普及推广，致使地图的实用价值大大降低，而在欧洲，传教士已把它的复制品和相应资料公之于众，广为流传
虽然，康熙、乾隆年间的地图测绘成果的科学价值是很高的，但遗憾的是图成之后，由于过分保密，藏于内府，只有少数高级官吏才能看到，未能及时普及推广，致使地图的实用价值大大降低。另外，当时昕用的测绘方法，无文字记载说明，也很难普及，以致清朝中期一段时间，地图绘制又走上了传统的老路，甚至倒退到连“计里画方”之法也很少使用。这是清朝统治者封锁政策的恶果和后遗症。
在《皇舆全览图》的测绘中，传教士发现经纬线1°的长度是不等的，由于地球是扁圆球，所以测量数据无疑是正确的。当时掌管法国科学院的卡西尼坚持认为地球是“长圆球”，而牛顿则认为是“扁圆球”。传教士们并没有把这些数据同牛顿的“地球扁圆说”大胆地联系起来，只是把测量结果留给了后人。清朝在完成这一测量后，便把《皇舆全览图》作为密件藏入内府。而在欧洲，传教士已把它的复制品和相应资料公之于众，广为流传。那时的欧洲，也正是牛顿的理论风靡的时期。在东方，地理测量成果被视为皇朝的国宝和神圣的御物，在欧洲，却成了学术研究的资料。这便是当时的东方和欧洲的―个差别。
康熙皇帝虽然是一位科学爱好者，但他在发展科学方面没有采取重要措施，而且有一系列的政策失误，诸如用人不当，不培养人才，不普及科学知识，不建立学术机构，把中外交流局限于宫廷之内，倡导“西学中源”等，未能使《皇舆全览图》等先进科技成果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闭关主义”政策的实行，使中国失去了有可能在科学上与欧洲近似于“同步起跑”的机会
面对中西文化交汇激荡的浪潮，自康熙之后的雍正年间断然推出“闭关政策”，以应付这千古未有的奇变，从而对于中国社会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路向选择和发展轨迹，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明末清初，中西海道大通，西方传教士来华人数激增。康熙皇帝对于西方传教士并无过多限制，而且优加礼遇。但随着西方传教士活动范围的扩展，以及中西文化交汇的加深，清王朝对于“华夏之变”的担忧日趋警觉。于是，雍正皇帝下诏实行“闭关政策”。此后，这一政策就一直奉行不辍。“闭关政策”实际是清王朝面对“西学东渐”而采取的一项具有指导意义的总政策。
西方传教士在科技事业上的积极努力，曾经为中国文化的科学发展提供了契机。但“闭关主义”政策的确立，终于阻断了西方科学文化的传入。非但如此，还毁弃了明末清初西方文化带来的积极成果，从而使中国失去了有可能在科学上与欧洲近似于“同步起跑”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