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说起
大概正式系统地从传统文学中找新文学源头的是周作人。三十年代周作人将自己在大学里演讲的稿子整理成一本书,即《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给我们开辟了一个研究现代文学新思路。周作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学可以分为两种潮流：(一)言志派（二）载道派。这两种文学潮流是彼此起伏：载道使人厌烦了，言志便生出了；言志太多了，载道派又生出了。周认为，中国文学史就是这两种文学的交汇而成，五四文学革命是这个载道和言志的循环发展中出现的言志派。因为明朝晚期的文学是性灵的，是“信腕信口”、“独发性灵”的。到清朝的文学又是载道，载道的调子唱多了，自然是烦；这时五四的文学革命者就又要求文学要言志了。
周作人在发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之后，年少气盛的钱钟书看完此篇文章，就从古代文学批评的角度否定了周氏“言志”与“载道”的二分法。钱钟书认为：
“‘诗以言志’和‘文以载道’在传统的文学批评上，似乎不是两个格格不相容的命题，有如周先生和其他批评家所想者。……这两种态度的分歧，在我看来，不无片面的真理，而且它们在传统的文学批评上，原是并行不背的，无所谓两派。所以许多讲‘载道’的文人，做起诗来，往往书写性灵，与他们平时的‘文境’绝然不同，就由于这个道理。”
钱钟书的指摘可以看出周作人的在某些方面的立论是不严谨的，但是通过《中国新文学源流》是不是能够发现周作人也许是在为新文学争文学的正宗地位呢？
鲁迅曾在《科学史教篇》里曾引用这样的例子来批判“国粹派”。他说：“昔英人设水道于天竺，其国人恶而拒之，有谓水道本创自天竺古贤，久而术失，白人不过窃取二更新之者，水道始大行”。鲁迅在这里批判死保国粹的顽固派，不接受新事物，但是一说到新事物其实是老祖宗以前惯用的旧事物的变种或者延续而已，他们才肯接受。我们以这样的眼光来看周作人的新文学源流说，可以发见周其实是在为新文学的接受造势。如果从正宗的文学批评的角度来说明新文学从传统中寻源流的现象，那么钱钟书在《中国画与中国诗》中的一段话最能说明这个问题。
“新风气的代兴也常有一个相反相成的现象.它一方面强调自己是崭新的东西,和不兼容的原有传统立异;而另一方面要表示自己大有来头,非同小可,向古代另找一个传统作为渊源所自。”
周作人承认新文学是新的和积极的，这可以从他早期积极参与新文学理论建设看出，他的《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为新文学的创作指明了方向。他谈新文学与传统的渊源，是为新文学被大众的接受造势。鲁迅从正面批判国人的这种缺点，周作人却是从反面加以用之。因为三十年代在国内还弥漫着一种复古的气息：尊孔读经，提倡文言文，反对白话文。
当然我们可以不完全认同周作人的源流说，但是至少我们从他的研究中可以发见了传统是与新文学是有关系的。新文学的诞生并不是西方文学的产儿。新文学里面夹杂着复杂的不可量化的西方和传统的成分。其实无论是新文学受西方影响的“刺激—反应”说还是新文学的自身发展或者蜕变说都是单一的看法。我们知道，任何新事物的形成都是在传统的基础上接受传统所没有的新的成分之后的结果。西方的文化思潮以及文学方面的技巧性的东西我们都能从那五四作家的身上或者作品中看得到的。但是，至少从表面的情况来看，我们也可以发见传统文学里是具备西方文学所倡导人道主义等等的因子。好多五四的作家并不是全盘模仿西方的思想，形式和技巧的，我们真的还找不到一个客观上能不受传统影响的作家。无论
是夏志清认为的中国现代文学是“感时忧国”还是刘绍铭认定的“涕泪飘零”其实都体现了五四知识分子深受儒家传统文化之深。虽然他们要打倒孔家店，但是拿的却是儒家工具。
五四文学并不是西方或者传统单一的产物，这种认识我们现在看起来是很容易得出的。但是我们也看到好多五四的作家是不愿承认他们是受传统的影响的，鲁迅甚至建议青年最好不要看中国书，虽然他也看了好多的中国书，因此而学问深厚和眼光犀利。但是我们现在的确应该感谢他们，因为由于鲁迅那一辈的人肩着了黑暗的闸门，我们才得以好好的生活。因为旧势力的顽固不得不让他们采取要在一个四面封闭的屋子里开窗却大叫要拆掉墙的高调。“在中国，就算移动一张桌子，也要流血的”。无论这是一种策略还是真正出于他们的反传统的性格，到现在我们都是没有资格指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