阉割可谓是对性本能压抑达到极致的表现了，是绝对反人伦、反自然的社会现象。中国有着源远流长的阉割文化史，自阉割现象在中华大地出现之日起，中国人就开始饱受阉割的折磨，直至今日从未中断。阉割文化作为古老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早已融进了中国人的血脉之中。中国古代男性在一系列等级森严的封建专制制度和在传统宗法伦理潜移默化的文化力量下产生了奴性和阉割化倾向，这是不争的事实。
一、从生殖崇拜到身体阉割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页中有一段话：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须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1]在古代中国，只要有人类居住的地方就拥有着极具当地特色的生殖崇拜对象，如柳江金兰寺等处发现的陶祖、泉州等地的石祖等。中国自古就有祭祖习俗中的“祖”字就来源于“且”――男性生殖器的象形文字。整个中华民族对于种的繁衍所投入的精力和重视程度在古代社会乃至当下都可谓是空前绝后了。在封建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儒道学说都不遗余力的宣传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孝之始也”、“不亏其体、不辱其亲”等思想作为最基本的人伦准则。
中国宦官群体出现，始于公元前21世纪的夏王朝并贯穿了整个封建社会，每个朝代或衰或盛。直到清王朝被推翻，这一特殊群体在中国的舞台上活跃了数千年之久。维特夫曾经说过，“他们比较标准的体格（应理解为失去性能力）使得他们更适合于担任专制君主权力在各地的代表。”中国原始社会开始的生殖崇拜导致了对血统纯洁性的崇拜，而既能保证皇室纯正的血统、承担宫中繁重的体力活又能够沟通宫廷与朝廷、皇室和民间的只能是失去性能力的阉人。家天下时代的君王为了控制前朝和后宫的考虑，利用宦官打理后宫，打击可能威胁到皇权的势力。虽然宦官的出现完全违背了古代传统的伦理思想，上辱其先人下绝其子嗣，但由于宦官和皇权有着密不可分，缺一不可得关系，只要有皇室持续不断地对阉人的需要，就会有来自民间渴望挤进上层社会的人源源不绝的供应。阉割术的存在，是下层民众和帝王在性权力竞争的过程中，以丧失了生殖能力为代价，放弃自己的性权力来换取接近封建王朝权力核心的机会。
二、文化视域下的阉割情结发微
福柯在其《性经验史》中在引述哈贝马斯关于人与技术之间三种关系类型（生产型、通讯型和支配型）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更隐蔽的技术类型称之为“自我控制的技术”。其目的在于自我教化和培育，把自身朝向某种理想人格标准加以改造和铸塑。[3]华夏文明中的两大奇观――男性阉割和女人缠足分别代表着中国的封建王权对男性和女性实施的监控身体的方式，由身的改变到心的臣服，直到切入整个文化深层，沦为集体无意识的一部分。封建帝王们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对少数人实行肉体的阉割，使其成为没有性别的家奴从而来巩固自己的统治。但无论是作为惩罚措施的被阉还是普通民众为了挤进上层社会的自阉，针对肉体的实质性阉割毕竟是少数的，帝王们不仅需要的是身体上的太监，更需要的是大一批维护封建伦理纲常的“阉人”，也就是所谓的精神太监。
与数量上有限的阉割人口相比，阉割制度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这个社会所有男性都同意、认可并参与巩固强化的一种体制。在这个制度神话下，皇帝是至高无上的天子，在他面前，那些没有被阉割的男人，也将尽一切可能满足那个唯一的男人的需要，包括献出自己的生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说的也正是这个道理。从本质上，不论是因为受罚还是效忠，一旦皇帝有这样的阉割需要，就得将随时奉献出来。而皇帝对自己没有发出这样的命令，仅仅是皇恩浩荡的体现。[4]从这个意义上说，宦官制度绝不仅仅只是封建制度下一个简单的附属部分，而是它的表征乃至核心所在。因为封建社会否定的不仅是一小部分阉人的性别身份，而是否定了除了皇帝之外其他所有男人的性别身份。阉割现象不仅是发生在一些男人肉体事实，还发生在剩余所以中国男人的意识当中，被阉割的焦虑是一种活生生的现实存在，而不是符号或者想象之中的事。中国数千年的文化思想史，其实就是一部阉割与被阉割的历史，当代学者黄永玉说过，一部文化史，几乎就是无数身体的局部或全部被刨去的行为史，是由阉割与被阉割两种不同性质的快感写成的。
中国从周朝开始就形成了家国一体的宗法社会结构，董仲舒在他的《春秋繁露》中提出了“王道三纲”之说，宣称“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到了宋代朱熹那里则被规范成“三纲”的教条，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女子在此等级制度中固然是地位最低的，而男子也同样是被统治的对象，只有在“夫妻“中的”夫“中居于上位，而他必然会同时拥有儿子与臣子这两种角色，这又决定了他是被统治者。就算是至高无上的皇帝本人，摆脱了君臣的附庸关系，而天子必定也是人子。
这一秩序的建立也是中国士人普遍的文质彬彬、温柔敦厚的内在气质产生的深层次原因。中国宗法制的社会政治结构决定了臣子的地位与妻妾地位的相仿，亦决定了两者情感的相通，而在被排挤被贬谪的失意臣子则沦为“弃妇”抒发着对仕途的向往和感伤。开创“香草美人”诗歌传统的屈原就为后世的士人们抒发在政治道路上的疏导怨愤指引了方向。就连豪放派词人辛弃疾在《摸鱼儿》中也用弃妇心态自拟，“……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娥眉曾有人妒。千斤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一连叠加“长门”、“玉环”、“飞燕”三个女子的被弃遭遇来倾诉自身弃臣的衷情。[5]导致文学中这一倾向的症结也与儒释道三家内在的阴性化倾向不无关系。儒家主张的仁爱、忠恕和孝悌;道家主张的柔弱、谦下和无为不争;再加上佛家的慈悲和容忍，这三者在阴柔温顺上的基本价值取向上可谓是相互呼应的。实际上，心理层面上阴柔温顺的君子们与生理上同样阴柔温顺的太监们仅一步之遥，肉体阉割与精神阉割作为封建权力机制的一体两面，古代的男性无论最终选择哪面，他们面对的也只有这两种选择罢了。（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2]叶舒宪.阉割与狂狷[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
[3]福柯.性经验史[M].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4]张志东.千年宦官[J].书屋，2007
（1）
[5]杨雨.中国男性文人气质柔化的社会心理渊源及其文学表现[J].文史哲，2004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