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拍卖 寺院唱卖 唱卖估衣 式微与复出
一、“拍卖”与“拍卖业”
拍卖又称“竞买”或“竞卖”，是一种带有典型市场经济色彩的特殊的商品交易方式。现代拍卖，通常是指由拍卖机构在一定的时间和地点，按一定的章程和规则，通过公开竞价而定价金的 方法 ，将出卖人的财物售给出价最高的应买人的一种商品交易方式。
二、发端于古代印度佛教处分亡僧遗留衣物制度的中国寺院“唱卖”
1931年，著名的敦煌学家向达先生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五卷第六号上发表的《敦煌丛钞》中，披露了当时国立北平图书馆馆藏敦煌写本“成字96号”《目莲救母变文》卷子的背面，有一则手抄本的资料：
法律德荣唱紫罗鞋两，得布伍百捌拾尺，支本分一百五十尺，支索延定真一百五十尺，支索政会一百五十尺，支图福盈一百五十尺，赊二十尺……僧政愿清唱绯绵绫被，得布壹仟伍百贰拾尺，旧口壹仟尺，支图海明一百五十尺……金刚唱扇，得布伍拾伍尺……法律道英唱白绫袜，得布叁佰尺，又唱黄画帔，得布伍百尺，支图道明一百五十尺，支本分一百五十尺……
这则手抄在《目莲救母变文》的背面的原始资料由此披露后，立即引起了文史学术界的注意。1934年，向达先生又在所发表的著名学术论文《唐代俗讲考》的“僧人之唱小曲”专节中，对这则珍贵的手抄文献作了诠释，认为这是“当时僧人书为人唱曲所得布施同分配的账目”，并指出，“账内记有所唱各种小曲的名目，如紫罗鞋两……唐代僧人为人作法事以外，并也唱一种小曲，以博布施”，云云。④时过40余年之后，四川大学张永言教授发表的一篇论文指出，敦煌文书中的这则抄件乃是一篇“唱衣历”，而非“僧人之唱小曲”；其中的“唱”字并非演唱歌唱之“唱”，而是估唱、唱名、唱票之“唱”。是在分卖亡僧遗物时唱出所卖物品的名目、数量、价格等，即所谓的“唱衣”。另外，抄件中出现的“法律”、“僧政”之类，均为寺庙中僧侣的职衔，不应同僧徒的法名相混同，如“愿清”就是僧人的法名，等等⑤。惟惜向达先生早于1966年含冤逝世，已经无法读到这翔实可信的考释了。
从西汉末年佛教传人中国，迄今已有2000余年了。在古印度佛教“本土化”成为“中国佛教”的历程中，不仅佛教文化对中国 政治 、经济、文化影响的层面十分广泛、深刻，也为本土社会生活引进了一些新的事物。其中，拍卖的初始形态——“唱卖”，即发端于古代印度佛教处分亡僧遗留衣物的制度。在一些印度佛教律藏经典中，可以看到明确记载有关处分亡僧遗留衣物办法的规定。例如，在辑录印度佛教戒律的《摩诃僧祗律》卷三一，所规定的处分亡僧遗物的三种方式中名为所谓“贸易分受”的第三种方式，就是唱卖。又如《十诵律》卷三中也谈到：“佛言：‘从今日听众僧中卖衣，未三唱，应益价。’益价时，比丘心悔：‘我将无夺彼衣耶?’佛言：‘三唱未竟，益价不犯。”’就是说，所要出让的亡僧遗留衣物的“分受”对象亦即“竞买人”，是寺院的僧众；寺中的僧众要通过三次“益价”性的唱卖来竞买，以增值的形式向寺内出让这些亡僧的遗留衣物。那么，如何处置唱卖所获得的收益呢?按照律藏的有关规定，除了要清还该僧生前的债务、付给其生病时护理者一定的报酬外，其余的就作为寺产归寺院僧众共同所有了。
佛教经典《百丈清规．住持章》亦载，僧人圆寂，所有随身衣钵，请书记师抄录“板帐”，监院、职事、书记及看护病僧的人等签押，物件留丈室或寄存内库房，命秉公有德者保管，以俟“估唱”，也称“唱衣”。届时，由僧之唱和，分配亡僧三衣等物。亡僧生前若负债，或为给付疗养、丧葬等费用时，一般皆由维那预先评定遗物价格，集合僧众而竞售让渡之，称为估唱、提衣、估衣，或称卖衣。
三、唐代以来 中国 寺院“唱卖”
至公元8世纪，创立中国佛教禅宗一代寺规的怀海(公元749—814年)大师在编写《百丈清规》是否就已经根据旧律把“唱卖”制度正式列入了进去，因该书原本没有完整地保存下来，不得而知。但是，在元代至和二年至四年(公元1136—1138年)刊布的由德辉和尚编修的《敕修百丈清规》卷六，十分清楚地记述着寺院唱卖的具体操作规则：“荣毕，后堂司行者覆住持、两序侍者。斋罢，僧堂前唱衣，仍报众挂唱衣牌……维那(Karmadfāina)解袈裟(Kāsaya)安磬中，却换挂络。堂司行者依次第拈衣物，呈过递与。维那提起云：三‘某号、某物、一唱若干’。如估一贯，则从一百唱起。堂司行者接声唱，众中应声，次第唱到一贯。”《敕修百丈清规》卷三所载僧亡之后的“唱衣”具体程序如下：
至期僧堂前。或法堂上下间设大众坐位。中间向里里安长卓。置笔砚大磬其上。鸣僧堂钟集众。首座与主丧分手。两序大众次第而坐。丧司维那知客圣僧侍者向主丧位坐。维那念诵云(留衣表信。乃列祖之垂规。以法破悭。禀先达之遗范。今兹估唱用表无常。仰凭大众念。清净法身昆卢遮那佛。云云)毕开笼出衣钵。依号排席上。请提衣佛事毕。维那鸣磬一下。白云(扶唱衣之法盖禀常规。新旧短长自宜照顾。磬声断后不得翻悔。谨白)若法衣多添留遗嘱。次第呈衣。维那拈唱丧司合干人贵在公心主行。维那定价打磬。行者瞻顾前后。唱定名字。知客写名上单。侍者依名发标。唱衣毕。结定钞数主丧佥单。交钞取衣不得徇私减价。主丧力主其事。今多作阄拈甚息喧争。其法用小片纸。以千字文次第书字号。每一号作三段。写于上仍用印记关防。量众多少。与丧司合干人封定。至期呈过主丧。两序首座开封知客分偯堂司行者捧盘随侍者。侍者剪取其半。置盘内毕。以盘置首座侧。安水盆于下抖勺。维那拈衣唱价讫。首座临时呼一童行。信手拈盘中半阄。递与首座。开看字号分晓。说与堂司行者。喝某字号。众人各开所执半阄。字号同者即应。如不愿唱此号衣物则不应。三唱不应。首座以半阄投水盆中。再令撮起半阄。复唱起。应者堂司行者往收半号。到首座处对同。报与维那称云。某物唱与某人。鸣磐一下。知客上单。侍者发标。供头行者递与唱得人。衣物仍旧入笼次第唱毕。维那鸣磬一下。回向云(上来唱衣念诵功德。奉为示寂堂头和尚增崇品位。十方三世云云)众散各自照价持标取衣。三日后不取者依价出卖。造单帐。唱衣古法(见大众章)
单式 尚头和尚示寂谨具衣物。估唱钞数。收支于后
单式 尚头和尚示寂谨具衣物。估唱钞数。收支于后
一收钞若干(系某件唱到)
一收钞若干(系某项收到)
一支钞若干(系某项用度)
一支钞若干(系某项支使逐一列写)
已上共收钞若干
共支钞若干
除支外见管钞若干(准斋七追修僧行经资用)
右具如前
年 月 日丧司行者某具
呈把帐执事人两序典丧各书名佥押
视其情形，显然与 现代 拍卖颇相类似。
四、宋代以来的“估衣”业
杨联陞《佛教寺院与国史上四种筹措金钱的制度》谈到，“可以推断元末以来，拍卖已在寺院中日渐销声匿迹了”，“中国市集的估衣贩子在将衣物展示于手上的同时，通常也都唱出货品的性质与价格以便引人注目。这就叫作‘唱故衣’……唱故衣很可能是受到佛教寺院的唱衣的 影响 ”，云云⑧。杨氏所言不无道理，但应指出的是，这种“唱故衣”尽管与“唱卖”有其相近之处，却往往主要表现为减价甩卖的交易性质。
估，在汉语中可谓“价值”，如晋葛洪<抱朴子．审举》： “悬爵而卖之，犹列肄也；争津者买之，犹市人也……中正、吏部并为魁侩，各责其估，清贫之士，何理有望哉!”当价值确定之后又行提价，则谓“抬估”。如(新五代史．王章传》：“命有司高鼓其价。估定又增，谓之‘抬估’。”古谓商贾为“估人”、“估客”，谓市场为“估市”，谓商船为“估舟”，与此不无关系。唐元稹《估客乐》诗所咏的“估客”，即为一般商贾。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二{东角楼街巷》：“近北则中瓦，次里瓦……瓦中多有货药、卖卦、喝估衣、探搏饮食、剃剪纸画、令曲之类，终日居此，不觉抵暮。”其“喝估衣”，亦即后世北京的说唱叫卖估衣。《金瓶梅词话)第16回写道， “这贲四名唤贲地传，年少，生的百浪嚣虚，百能百巧。原是内相勤儿出身，因不守本分，打出吊人，滑流水，被赶出来。初时跟着人做兄弟儿来；次后投人大人家作家人，把人家奶子拐出来作了浑家，却在故衣行做经纪。……西门庆见他这般本事，常照顾他在生药铺中秤货，讨中人钱使”。可知，旧时的故衣行是雇佣经纪人从中联络生意的。
明代佚名氏《如梦录》⑨中，曾多处记述当时开封的“估衣店”、“估衣铺”、“油缎估衣”以及“四面皆卖布估衣”等事项。
唐诗人元稹《估客乐》有道，“一价市头语，便无邻里情”。其“市头语”，乃市肆商贾的当行隐语行话。据宋人曾糙的《类说》卷四引唐代佚名《秦京杂记》语云，“长安市人语各不同，有葫芦语、锁子语、纽语、练语、三折语，通名市语”。由于缺乏文献实证，唐代那诸行市语的确切情况如何，是否也包括有估衣行的隐语行话，不得而知。不过，清人翟灏《通俗编．识余》所录明清米行、丝行、绸绫行、典当、杂货铺等诸行“市语”之中，却清楚地保留着当时“故衣铺”的一至九数的数目隐语行话，即“一大、二土、三田、四东、五里、六春、七轩、八书、九籍”。其“故衣”之“故”，显系“估”之讹衍。估衣铺、估衣摊所经营的衣物，一向以旧衣物为主，“故衣”与“估衣”音同，乃望文生义者也。
清代一部署称“羊城旧客”、印行于光绪二十四年(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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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的《津门纪略》卷十《货殖门。绸缎庄》一节，记述了“瑞林祥元记”、“魁升”等当时津门的十二座绸缎庄，其中就有八座设在“估衣街”地段。据是书的散见记载得知，此外，这“估衣街”上除了江西会馆、山西会馆和万寿宫，还有蔚泰厚、新泰厚、百川通、志诚信和乾盛亨等五家“汇业”，仁记、仁昌和恒利三家金店，义生厚、荣聚和德信厚三家钱庄，西裕兴洋布庄，万全堂、仁育堂药店，集义栈客寓，估衣街口另有一个“果市”。凡此可见，当时的津门估衣街该是个多么繁华的商肆所在。另据卷九《洋务门》记载的“火车站脚行运送货物价目”表得知，当时从火车站到估衣街运送货物的价格，“每百斤按津钱发给”是一百六十文，比到另一个商业街“针市街”还少二十文。可见，这个估衣街的 交通 还是比较便利的。不仅估衣业繁荣一时，当街市肆的其他各业也十分繁荣。近人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所录描述旧时天津“估衣街”的竹枝词中唱道：“估衣街上古衣多，高唱衫裙何几值，檐外行人一回首，不从里坐也来拖。”⑩
《老残游记》第八回写道：“因在估衣铺内，选了一身羊皮袍子、马褂，专差送来。”这种称作“铺”的“估衣铺”，显然不是街头摆摊设点的“行贩”，而是“坐商”。
清夏仁虎《旧京琐记·市肆》：“质肆岁以正月查其满期之货，估衣行咸往购取，谓之号货。皮货估衣集于前门东之珠市口以迄打磨厂，其曰冬大市者为估衣陈列之地，晓集午散，诈伪百出。”又，李静山《增补都门杂咏·市廛门·估衣铺》：“裙衫袍褂列成行，布帐高支夏月凉。急事临身多绕路，怕听争问买衣裳。”又，佚名《燕台口号一百首》描述估衣摊说：“街前镇日乱邀呼，四季衣裳遍地铺。还价问渠可着恼，大家拉倒莫含糊。”又，学秋氏《续都门竹枝词》：“马褂边镶如意头。对襟更欲效时流；估衣铺内心机巧，旧面翻新利倍收。”
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清代民间艺人画稿《北京民间生活彩图》的第七一图，为《卖估衣图》。图中题词云：“此中国卖估衣之图也。其估衣俱系穿旧，自当铺或小市各处买得，四季单、夹、皮、棉、纱各色衣服，在街市设摊售卖，名曰估衣。”至于估衣业的说唱叫卖吆喝，亦别有特色。其情其景，从清代蒋士铨在《忠雅堂诗集．京师乐府词。唱估衣》中的描述，可窥一斑：“古庙官街各成市，估客衣裳不在笥，包裹捆载重如山，列帐当衢衣满地。数人高立声嘘呵，唱衣价值如唱歌；相夸奇服极意态，千衣百裳身上过。手足江疲唇舌燥，欲买还看衣带票。短长宽窄称其身，絺绣文章从所好，衣新衣旧阅人多，人往人来取衣较。”佚名氏《燕市百怪歌·卖估衣者》亦描述说：“远闻叫声声，婉转颇可听，衣服两大堆，件件来回经。”
从上述史料可见，中国传统商业活动中的“估衣业”，显然即如杨联陞先生推断的那样，“很可能是受到佛教寺院的唱衣的影响”，同寺院的“唱卖”、“分卖”性质颇为相近。只不过，寺院的“唱卖”、“分卖”出让对象主要还是寺院的僧众，而上述则属于开放形式的市场交易活动。
五、清代以来的拍卖和“卖叫货”
清末裴荫森《购置练船疏》中所写道的，“其船托英商天裕秧行拍卖，洋平番银四千元”，以及郑观应《盛世危言．银行下》中谈到的，“合同各执，载明气先，如过期不换，即将所押之物拍卖偿抵”，均反映了清代末年我国已经引进并接受了西方的“拍卖”作法。
又据《津门纪略》卷九的记载，当时津门业已出现了由外商主持的、俗谓之“卖叫货”的拍卖行。书中《洋务门。叫卖》记述说：“拍卖亦曰‘叫卖’。凡华洋家什货物，俱可拍卖。先期粘贴告白，定于某日几点钟。是日先悬旗于门。届时拍卖者为洋人，高立台上，以手指物，令看客出价，彼此增价争买，直至无人再加，拍卖者以小锤拍案一声为定，即以价高者得货耳。俗名‘卖叫货’。”
这类“卖叫货”，显然已经属于市场交易行为的“拍卖”活动。英国东印度公司发运的一批印花布“在广州拍卖脱手”，则是中国历史上在本土发生的较早的拍卖活动。不过，无独有偶，这种拍卖活动，可同明代话本小说中的描述有“异曲同212'’之妙。
其“估喝”，是指现场当众估定价钱，当众喊出，即下文所谓“喝定价钱”。至于“估喝”、“叫价”以及“增价竞买”等等，业已同现代拍卖形式相近似。
六、中国现代拍卖业出现较晚而又很早式微的缘故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剩余物资的大量向中国倾销，商品 经济 开始猛烈地冲击中国封建经济闭关自守的大门， 自然 经济逐渐趋于瓦解。1874年，英国最大的一家拍卖行在我国当时商品经济 发展 较快的上海开设了一家远东子公司鲁意斯摩拍卖公司。随后，英国的瑞和洋行、罗森泰洋行，法国的三法洋行，日本的新泰洋行，以及丹麦的宝和洋行等，也先后纷纷来上海挂牌开展拍卖业务。自此，现代拍卖业在中华本土正式登陆。
早在1000多年前，中国就从古代印度引进了现代拍卖业的雏形“唱卖”，但一直未能走入更广泛的 社会 经济生活，长期徘徊、限定于寺院内部的经济活动之中，直至清末当西方拍卖业正式进入本土之后，才迟迟地形成属于本民族经济的拍卖业。之所以如此，应当说，其缘故，首先主要是长期以来国人的传统商业文化观念在作怪。按照本土的传统商业贸易习惯，是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完成交易的，甚至在马市、古董行等一些行业一向存在“袖里吞金”方式的近似“黑箱操作”的交易方式，并不习惯这种拍卖式的交易形式。唐初的道宣和尚在《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下曾经訾议道：“今时(在寺院)分卖(唱卖)，非法非律，至时喧笑，一何颜厚!”显然，他反对在寺院这样的“净地”进行“唱卖”喧嚣，却因已经相沿成习而无可奈何，而这种观念也并未脱离传统商业交易观念的 影响 。因而，具有直接讨价还价交易过程的典当业从唐代就进入了社会经济生活，拍卖业却恰恰相反，做不到这一点。对此，即如美国学者理查德，恩袼尔布雷等在《拍卖、投标和定约的实践与 理论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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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谈到的，“这种销售方式(拍卖)在东方根本不受欢迎，因为讨价还价才是人们的传统”。长时期以来市场经济发展的落后，传统交易观念的守成性和公开化、透明化的公平交易观念的淡薄，正是中国现代拍卖业出现较晚而典当业形成较早的主要缘故。
同时，旧中国的商品经济发展迟缓，也是中国现代拍卖业没有发展起来而又很早即式微的一个主要缘故。因而，即使是当时经济最为繁荣的上海，直到解放时也仅有25家拍卖行，而且规模都很小，只能搞些小拍卖。到了解放初期，国家按前苏联模式推行计划经济，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几乎所有的商品都严格限价。并且，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之下，拍卖制度被视为资本主义事物而遭到否定。于是，具有较强的商品经济色彩的拍卖行业，也就没有了生存的条件。1956年时，北京还有一批拍卖过木材等的拍卖行营业，而上海的7家拍卖行，经“公私合营”后转业。1958年，全国最后的一家拍卖行在天津歇业。至此，中国现代拍卖业结束了她的一个 时代 。
1986年，作为全国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广州，率先在全国成立了第一家拍卖行，从而拉开了中国拍卖业尝试复出阶段的序幕。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颁布，标志着中国拍卖业开始进入了规范发展的新时代。
综上可见，中国拍卖业发端、形成的源流与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如果用几句话来大体概括的话，则显示了这样一种轨迹和脉络：“发端于古代寺院，辗转于唱卖、估衣，创始于穗沪外商，式微于计划经济，复出于经济改革，发展于商品时代”。
个中，中国拍卖业经历了唐代寺院“唱衣”向世俗的转化，是中国拍卖业的一个漫长的“早期启蒙”过程，从而出现了与之相类似的市场化商业活动“估衣业”，清代中叶以来的“卖叫货”和外商拍卖行的登陆，为中国现代拍卖业的正式形成进行了“重新启蒙”。两次“启蒙”，以及中国市场经济一波三折的发展与确立，最终催生了当代中国拍卖业发展的历史新时期。
注释：
③ 李沙：《拍卖行》，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14页。
⑤ 《关于一件唐代的唱衣历》，《文物》1975年第5期。
⑥ 中译本第11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⑦ 详可参见高国藩：《敦煌民俗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35--36页。
⑨ (清)张风台辑：《三怡堂丛书》本，中国书店，1990年5月影印。
⑾ 见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载《经济 研究 》1955年第10期。
⑿ 陈开欣等：《典当与拍卖知识入门》前言，上海社会 科学 院出版社，199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