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僻处东南一隅的福建自古以来民间信仰就特别发达。闽都福州的民间信仰与整个福建民间信仰形成“同中见异”的关系。福州民间信仰在土著―闽越族原始宗教信仰的基础上，汉唐以来不断吸收融入中原汉族宗教文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是闽越文化与中原传统文化相互碰撞与融合的产物。尽管在中原宗教文化的浸润下，中华汉民族宗教文化的影响日深，然而在融合重构中本土化地域特色愈见鲜明，由此勾勒出闽都福州自然环境和人文历史的多彩风貌。
[关键词]福州；民间信仰；源流
福州民间信仰与整个福建民间信仰渊源起落大致相同：经历了先秦汉初的原始宗教和巫术盛行、东汉至唐中期汉民族民间信仰渐占主导地位、唐末至明初的闽地民间信仰迅速发展及本土化、明中期至民国时期的民间信仰兴盛与外播等四个阶段的发展演变。
一、原始宗教和巫术盛行的先秦汉初
秦汉之前，福建境内居住百越一支“闽越”族人。春秋战国时期闽越人还处在原始社会后期，西汉初才建立起早期的国家闽越国，其文化大大落后中原汉族，反映在宗教信仰上则是原始宗教和巫术盛行。
原始宗教是指灵魂不死、万物有灵、图腾崇拜及祖先崇拜为主要内容的宗教信仰。距今四千多年前的福州闽侯昙石山文化遗址的墓葬中有石器、陶器等随葬品，寓意让死者的灵魂带到另一世界使用，反映出当时福州先民已经有了灵魂不死的观念。闽越人还持有万物有灵观点，认为一切自然物都跟人一样有着不死的灵魂，并把自然物看作都具有某种超自然力量加以崇拜。蛇被闽越族视为与本氏族有着特别亲缘关系的“灵物”，将其作为本氏族的圣物或标志，即所谓“图腾崇拜”。《说文》指出：“闽，东南越，蛇种。”
（3）所谓“蛇种”就是说认蛇为本族群的祖先。对蛇的崇拜，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存在于闽越族的后裔中。如福州民直至清代仍“自称蛇种”。他们在宫庙中画着蛇的形象加以祭祀。在民的船舶上均放有一条蛇，名叫“木龙”，祈求蛇保佑行船平安，若蛇离船舶而去，则视为凶兆，表明船舶行驶有险。文载：“凡闽海舶中，必有一蛇，名曰木龙，自船成日即有之。……若见木龙去，则舟必败。”
（4）一直到清代民国时期，福州民妇女：“多带银簪，长五寸许，作蛇昂首之状，插于髻中间，俗称蛇簪。……簪作蛇形，乃不忘其始之义。”
（5）
秦汉之际，闽越人有了祖先崇拜。古代流传的神话说，在混沌初开时，神星之精太姥（又称太武、大武等）居住于太姥山，她能呼风唤雨、乘云而行。据考证，太姥原名“太母”或“大母”，汉武帝时改太母山为太姥山，太母也易名太姥，她当是母系社会时期闽越部落的首领，后来被奉为始祖加以神化。秦汉时，闽越人十分重视祭祀祖先。秦始皇在福建设置闽中郡后，曾禁止闽越人祭祀祖先，“使其社稷不得血食”
（6），这也是秦末闽越族人起兵北上加入反秦行列的主要原因。
与原始宗教信仰相辅相成的巫术在闽越人中相当盛行。闽越人流行着断发纹身的习俗实际上就是原始巫术的“模仿术”，即剪去头发，在身上纹上蛇的图案，以吓走水怪。在很长时期内，闽越族的后裔都保留着断发纹身的习俗。
秦汉时期，已有道教的前身方仙道及黄老道在福州活动的踪迹。高山深壑、幽谷川流、林木葱茏的福州，吸引了方士和道士来此修炼。据《夷坚志》云：汉初，“福有道人，尝见老叟，同室岁余，告之曰：‘吾君平也。’”
（7）西汉武帝时，何氏九仙在福州于山修炼，后从福清市竹山到仙游九锂湖。文载：何氏九仙“相传本临川人，九人皆瞽，惟长者一目独明，后相率炼丹，依饲胡中鲤，鲤尽化成龙，九人各乘一去，今仙游县之九鲤湖是也。九人始入闽时，盖居次山（闽县九仙山，即福州于山）。”
（8）
西汉时期，朝廷虽在福建福州设立冶县，将闽地纳入其行政版图，但中原汉文化在这里影响不大。且因为“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覆”，西汉元封十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派兵灭闽越国：“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
（9），福建人口由是锐减，使原来就不发达的经济文化愈加落后。闽越族孑遗，后来有的与汉族融合，有的躲入深山老林，有的则遁入水泊衍为民。先秦汉初，历久积淀的福州民间信仰顽固地保留着闽越族早期宗教文化的地域特质，并为后继的闽都宗教文化所承袭，同时已萌现吸纳中原汉民族宗教文化的端倪。
二、汉民族民间信仰渐占主导地位的东汉至唐中期
东汉之后，尤其是三国以来，福建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日益加深。三国时孙吴在福建增设郡县、典船校尉、船屯，驻扎军队，派遣官吏治理。为避战祸，一些北方士民纷纷南下，从而揭开了汉文化大规模传入福建的序幕。从西晋至唐五代，出现了多次中原汉民族移徙入闽的高潮。汉民族的大批迁徙入闽，在带来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同时，也带来了汉民族的文化传统，包括宗教信仰，使福建福州的民间信仰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三、民间信仰的迅速发展和本土化的唐末至明初
这一时期民间信仰发展的特点是，经过魏晋南北朝隋唐数百年对中原汉族宗教文化的不断融化吸收，闽越古老的民间信仰在融入汉民族宗教信仰共同体之中的同时，彰显了闽都福州民间信仰本土化的趋势。一方面，一些从北方传入的民间信仰进一步与福州人文地理相结合，产生了变异，不断适应本土文化发展而进行重构。如关帝信仰传入闽地后，随着宋元时期福建商业的繁荣和海外贸易的发达，从原来的忠义神化身演变为财神和海上保护神。另一方面，这一时期造神运动中涌现的百千计神灵中，绝大多数是土生土长的，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迄今在福州民间盛行的“水部尚书”陈文龙信仰便是雏形于明朝初年。陈文龙是福建莆田人，与抗元英雄文天祥同是南宋后期的状元、丞相，最后又同样抗元殉职。清代民族英雄林则徐赞颂陈文龙和文天祥“隆名并峙”。民间最早奉祀陈文龙的庙宇位于福州乌龙江上段的阳岐村。阳岐村临江边古时有一民间商旅码头，十分繁荣，特别是经营南北京果杂货和土特产品生意的莆仙一带商贾，要进入省城的船舶多停泊于此。史称此码头为“兴化道”。
（13）莆仙一带商旅为祈求生意兴隆，平安往返，就于明洪武年间，在兴化道旁建一小庙坛，奉祀海上女神妈祖和抗元英雄陈文龙。当地依水而生的民，也成为虔诚的崇拜者。他们极需陈文龙这位忠烈勇猛气魄的英雄，作为镇压水中妖魔的神灵来护佑。信徒的需求通常成就了神灵的神格定位。这位被称之为“一代忠贞”的忠烈，逝后被奉为“海（水）神”。显见，民间造神在职能方面表现出更加迎合信众的求助，因而拥有持久的信众群体，影响深远。
四、民间信仰的兴盛及随移民外播海外的明中期至民国
明代中期以后，佛教道教等正统宗教在福建急剧走向衰弱，为民间信仰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促进民间信仰的繁荣兴盛。主要表现如下：
第三，民间信仰的外延与内涵加强。福建民间信仰与家族祖先崇拜的结合，早在北方汉族迁徙入闽时便已开始了，明中叶以后这种民间信仰的外延性表现的更加突出。许多大的家族不但盛行祖先崇拜，而且通常还有家族的保护神，一般每个家族至少有一座家庙或族庙，有的家族更多。由家族祖先崇拜延伸形成的行业祖师爷崇拜也更加盛行。明中叶以后，随着市民文学的兴起，地方神灵的神话传说故事也被大量创作出来，或民间口头流传，或载之于方志、笔记，或编写戏剧，或演绎成传奇小说，改变此前地方神缺少神话传说故事为衬托，神灵形象大多苍白单调的状况，客观上推动了民间信仰走向兴盛。
第四，民间信仰伴随移民之足迹传播扩及海外。
综上观之，福州民间信仰是在土著―闽越族原始宗教信仰的基础上，汉唐以来不断吸收融入中原汉族宗教文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是闽越文化与中原传统文化相互碰撞与融合的产物。从其历史发展看，先秦时期，福州民间信仰以闽越族早期宗教为主体，呈现其固有的独特性。尽管汉唐以后，在中原宗教文化的浸润下，中华汉民族宗教文化的影响力日深，然而其福州民间信仰的地域特色在融合重构中愈显鲜明。
（19）时至今日，民间信仰在当地民众中的影响依然很大，我们应继承和弘扬民间信仰所蕴涵的中华民族传统历史文化合理内核，汲取精华，剔除糟粕，从而使民间信仰学术研究能够取得长足的进步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