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辛亥革命后，振兴实业成为朝野各界的共同心声。贵州的知识分子也借助报刊这一传媒，对在贵州振兴实业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贵州舆论界普遍认为，贵州落后的经济社会状况和特殊的自然条件决定了贵州必须振兴实业。振兴实业要分轻重缓急，应以农业和矿业为要务，要群策群力，有的放矢，要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模式等。这次大讨论，为贵州知识分子就实业兴黔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搭建了一个平台，展现了知识分子的思想脉动、贵州情怀。但是，知识界设计的实业兴黔的路子存在着明显的缺陷。
关键词：贵州 实业兴黔 贵州公报 民国初年
一、为什么要实业兴黔
据笔者考察，民初贵州舆论界对实业兴黔的讨论，主要围绕两大主题进行：为什么要实业兴黔及怎样才能实业兴黔。对于前一问题，贵州舆论界普遍认为，贵州落后的经济社会状况和特殊的自然条件决定了贵州必须振兴实业。
（一）振兴实业对于贵州具有重要意义
振兴实业是贵州从贫弱走向富强的根本途径。时人认识到：“自东徂西由亚迄美，无少无老无智无愚，凡觇国者莫不日弱莫中国，若中国之弱莫贵州，若问其致弱之由，则告疾首蹙额日厥故罄竹难详，而要以贫为最。”这是因为“黔山国也，民贫地瘠，尽人知之”。而贵州乃至全国都饱受贫弱之苦，皆源于实业不振：“中国之贫，贫于实业之未振兴”，“中国之弱，本于实业不振，工艺不发达，出口之货恒少，不能抵制入口之货所致也”，黔之贫“贫于实业未推广也”。因此，“实业实业，救贫之不二政策”就成为当时贵州知识界的共识，要实现贵州从贫弱走向富强，必须振兴贵州的实业：“欲求根本上之救济，非实行实业政策不可。”
振兴实业是贵州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根本保障。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贵州广大农民日益破产，至20世纪初，全省无地或少地农民约有500万。其中一部分就变成到处寻求谋生之机的游民。游民的大量增加，带来很大的社会问题。“游民日众，则生计日艰，劫掠之风愈推愈广”。“工业不兴则游惰之民日增，社会多一无业之人，匪徒即添一分子，烧杀掳掠之事尚有休息日乎”？“游民日多则匪风日炽，蚩蚩者氓时有卧不安席之势，有安良除暴责者，若弗为无恒产之人，急谋生计则盗贼愈多，杀不胜杀，国欲治可得乎？”而振兴实业则是解决游民问题的根本途径：“欲使穷而无告者均有恒产以养其恒心，非提倡实业不可。”“欲除此患，不能不设法消纳使贫民生活问题解决，匪祸或可潜消，工厂其一也”。
振兴实业是贵州解决财政危机的根本手段。
“黔中自反正以后，财政之困难，军饷之支绌，已达极点。”而政府对于财政危机，解决之道“惟知兴国民捐矣，卖公债券矣，发行纸币矣，种种方略，只顾目前在人民趋向之事，惟能集多数之金钱以开办同庆茶园也，兴群茶园也，黔舞台也，梨花深院也，以不可多得之资本而为无裨益于社会之事务，至于农业工场讲求者罕，蚕桑纺织遗弃者多，以及矿务渔盐之利，开垦种植之事，皆淡漠视之，竞等于无足重轻，利源不开，漏卮将何补乎？若不及早图之，吾黔财政不堪言状也。”有人从孔孟之道和西谚（“西人有言曰，生利者多，分利者少，则国强；生利者少，分利者多，则国弱。”）中推定出“理财之法当从实业入手”。
（二）贵州具备振兴实业的条件
第一，贵州的自然环境有所改善。虽然贵州的自然环境艰苦，“气候不顺，瘴疠苦人”，但是，这是“就建设伊始言，非谓近今也”。第二，贵州具有较为辽阔的土地：“贵州土地纵虽仅七百余里，横虽仅千有余里，而较诸丹麦、荷兰、希腊、瑞士、比利时、葡萄牙等国要皆有盈无绌也。”第三，贵州具备充足的劳动力资源：“贵州人民所谓七百余万者，则就最远时之调查册言，不得以例近数十年来客居者众生齿浩繁之丁口也。”第四，贵州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贵州物产虽远逊江浙诸大省，而植物以竹麻为多，动物以蚕丝为最，矿务则五金皆旺，煤苗尤夥，英人颇早垂涎。”第五，贵州的山地景观最适宜发展农业：“黔地环绕皆山，最宜于开垦种植，尽人而知之矣。”
综上言之，知识界认为，贵州不但必须振兴实业，而且一定能够振兴实业。
二、怎样才能实业兴黔
结合贵州实际，舆论界重点对实业兴黔的具体途径和措施进行了深入的见仁见智的探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振兴实业要分轻重缓急，当前以农业和矿业为要务
时论普遍认为，贵州要发展实业，必须遵循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原则，应就当前最需要、最容易取得成效的方面优先发展：“就黔论黔，目前万不容缓者，厥有两端，一曰讲种植，二曰兴工艺。”“各种实业均为强国富民之基，而实业中之收效最巨者惟开采、种植二事，果克实力经营，不坐弃天地自然之利，则转弱为强易贫为富诚易易也”。
所谓种植，就是指包括林业在内的农业。贵州山多地少，最适宜发展林业和特色农业（如茶叶等），“森林为富黔之要政”，“黔中多山田少，林业最宜”。农业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生存之本，农业发展停滞是政府忽视轻视的结果：“特政界中人不能诱掖之而奖劝之、提供之而振兴之，听其自生自灭、自私自利、目农桑为下品而全不爱惜，遂使吾黔生财之道于是乎穷”，窥诸中外，无不“以讲求种植为富强之基”，如“江浙之富也以蚕桑，川蜀之富也以竹木药材，广东之富也以果品香木，又如法之富也以葡萄，意之富也以蚕桑，美之富也以木桶”。因此，无论是根据贵州实际，还是依据省外、国外发展规律，发展农业都是振兴实业、富民兴黔的必经之路。 贵州多山，故矿藏也极为丰富，主要是铁、铅、锑、汞、铜等矿产。自19世纪80年代后期筹办青溪铁厂开始，一批官办、民营、外资矿务企业纷纷出现，如安顺泰丰矿务公司、贵州铜（仁）松（桃）思（南）石（阡）矿务总局、万山德镒和厂、威宁德卓矿厂等，并引进了一些近代的采矿冶炼技术，大大提高了效能，产品行销省内外，利润可观。因此，“欲振兴实业，于黔中非由矿务着手尤不可”的呼声就比较高。
（二）政府在实业兴黔中的角色和作用
官方的态度和作为对实业兴黔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对于政府应在实业兴黔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有人认为应该采取行政手段强行推进，有人则认为只应充当引导者的角色。
如符山在《强迫种植宜实行》一文中提出，各级政府对于发展农业生产要“实行强迫主义，勿任人民之自由也”。以种茶为例，各县知事应当将科学的种茶方法传授给农民，强迫农民栽种茶叶，“收效者奖，废弃者罚”，如此不出十年，“则黔中出口之茶必值百万，蚩蚩者不期富而自富讵弗幸欤”。
但是，有人针锋相对提出：“实业一项，官厅只有诱掖奖劝之权”。贵州农业衰落，人民生活贫困，这与政府没有当好“引路人”的角色密切相关：“特政界中人不能诱掖之而奖劝之，提供之而振兴之，听其自生自灭自私自利目农桑为下品而全不爱惜，遂使吾黔生财之道于是乎穷”。
各级官吏尤其是地方官要以实际行动提倡实业。贵州实业不振的原因之一是缺乏资金。修文、长寨两县知事鉴于此，特捐出自己的俸禄，用于发展林业：“修文县万知事捐洋五百元提倡森林，长寨县马知事捐银四十两以购桑秧桐子划地栽种。”作者在对比“地方官之通病是在揣摩以求对上”，越发觉得两知事的行为之可贵，高度赞扬他们“为实心肝办真事业”。如果地方官能“涤除泄沓之怀，善始善终”，而不只是会说大话，“勿徒以兴实业三字作口头禅”，“则七百万生灵受惠良深矣”。遵义百艺工厂的命运就与当地地方官的态度息息相关。该工厂由前清遵义知府袁玉锡提倡并创办，惜乎仅建好厂房袁即去职，继任者都不重视该工厂，直到1915年新任领导人周铭九（即周恭寿）派人“督办其事”，该工厂才得以恢复。
还有人提出官方应该直接参与投资营业，为民众做好表率，“现身说法”：“公家不惟负提倡之责，且须投资营业以为民倡，使民知有利可图而竞相仿效。所谓直观指导法也。”
（三）群策群力，振兴实业
贵州民众应当充分发挥各自的智慧和力量，群策群力，将振兴实业视为应尽之责任。时人深刻认识到，“国家欲求盛强，端赖众人皆有可为后盾之能力”，实业兴黔，也必须依靠群众的智慧和力量。“盖实业一项属于社会的事业者为多，然则吾社会中人特患无认明其性质起而极力提倡耳，如其有之，吾众人固宜共引以为己责，庶发达愈可如操左券”。
注意发现和培养“致富能手”，带领群众共同发展实业。如正安县的刘月亭在开辟荒山，种植桑、麻、桃、李、桐、茶等树，几年后就收获巨大利润。“全黔同胞均克以刘君为则，不效惰农之自安使荒芜之地尽成桑麻之区，不越十年则贫困者可转为富有，匪盗亦潜消矣”。
有人还提出人人将做官观念自觉转变为发展实业观念。“光复以来，稍具有普通知识者，无不欲活动于行政司法两界，卑污苟就竭力钻营一切，实业遂淡漠视之，无惑夫民不聊生，经济时呈恐慌之象。”如果贵州人民“人人趋重实业，视禄位为无足重轻”，则“森林牧场矿务诸实业日渐振兴，则十余万生灵必能仰足事而俯足畜转贫为富”。“若社会中人均以作吏为荣，图刮地皮以自利，则事鲜人多难于位置，趋向于宦途者皆成高等游民也，讵有裨于家园乎”？“甚愿我黔人士勿专以官吏为啖饭地也”。
（四）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模式
有人提出要将西方先进的农业技术运用到农业生产中：“倘能施以培植之法栽种之方，其杀草也以镰，其粪壅也以磷，其浇培也以钙，化学精理中西互用，又何难以数千年未开垦之地一变而桑麻遍野，杞梓成材，无用之区竞收无穷之利哉！”
西方的股份制也颇受推崇：“上考周官之制，近仿泰西之法，多集股本以大开利源，垦殖扩张，实业由兹发展，银行也，铁路也，逐渐振兴，措之裕如，不越十年，黔中必家给人足，富甲邻省。”
有的则看到了银行等在发展实业中的重要作用：“吾欲发达黔中各项实业，但能筹一伟大之金融机关，俾欲营业者不忧通融之无所，则交易上自不困难。”“庶银行一日成立，则实业一日即可措手，藉非然者，欲求满志恐不免尚待踌躇也”。至于信托业、保险业等，也都是发展实业不可或缺的重要配置：“仓库转运信托（即经理进出口货者，在日本谓之信托，吾国则谓之洋行）、保险者皆实业上之统系机关，是又须一一设置完备，而不可一日或缓一事或缺者也”。
（五）区别官办、民办实业，有的放矢
有人特别注意到实业亦可区分为不同的类型，不同类型的实业应该以不同的方式对待之。
“实业亦正自有界说。盖实业之范围甚广，欲尽数十百年不能奏效，况衡以现势有宜于官办者，有宜于民办者，有宜于官民合办者，彼所谓救贫之不二政策之实业，究以何者为最宜先决，是不能不择要取精权衡其缓急轻重”。
官办实业“规模宏远，部署烦赜，才财之相，须时间之期待，均甚浩大”，其他问题，如“取材运输消场种种，皆不能不有所预备”。官办企业必须行政力量的有力支持和有效实施。
民办实业，“非他，即日常生活所必需之衣食问题，而又为人皆可能者也”，“所费较廉，收效亦远”。“为今日救贫计，尤宜切实厉行，远功近果，并行不悖。民藏其富，国受其利，惠而不费。”作者倾向于大力发展民办实业。那么，如何发展民办实业？“道在为民上者，有法以提倡督劝之，俾其家喻户晓而通力并作耳，省责成各道，道责成各县，县责成团甲，团甲责成人民，指导与补济兼施，督饬与诱掖并进，非必普设学校广筹资本也。农者农，蚕者蚕，棉者棉，凡夫种植、畜牧、森林，务使各因土宜各尽地利，衣食足而民生充，夫而后他种事业，乃有可言，而大宗实业，皆以此为根本”。 此外，还有人将实业分为行政上之实业和业务上之实业，前者如通饬遵办、尽力保护、组织银行、减轻成本等。后者如纠合同志创设公司，着手经营设法改良与夫一切营业上之行为。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行政一方责任在政府，业务一方责任在人民。
三、如何评价实业兴黔
从上面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贵州舆论界清醒而深刻地认识到了贵州的落后及其原因，自然条件的恶劣，社会环境的恶化，经济环境的巨变，都造成或进一步加剧了贵州的落后。而解决贵州落后的根本途径则在于振兴实业。在清末民初实业救国思潮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实业救国被人为地赋予过多的话语权，似乎成为解决中国落后问题的灵丹妙药或万能钥匙。贵州知识分子亦受此影响。贵州的落后在贵州成为一个独立省份时起，越来越成为贵州人试图摆脱却怎么也摆脱不了的梦魇。因此，在实业救国思潮高涨的民国初年，贵州知识分子也不自觉地卷入到这场声势浩大的救国思潮中。在这样的气氛推动下，贵州知识分子也将振兴实业当作富民兴黔的不二法门。故贵州知识分子能在民初就实业兴黔问题展开大讨论，与这样的宏大叙事是分不开的。
这次大讨论，为贵州知识分子就实业兴黔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搭建了一个平台。大家的意见得以持续地在《贵州公报》等贵州本地报刊上发表，端正了一些认识，形成了一些共识――尽管我们从流传下来的报刊中看不到多少交锋的痕迹。在这些文字中，我们触摸到了当时知识分子的思想脉动、贵州情怀。
这次大讨论，是建立在近代贵州农工商业缓慢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在列强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的影响下，贵州经济的近代化进程得以启动。至清末，据清政府农工商部“凡一户之制造品，有七人以上工作者，均得称工厂”的统计标准，贵州共有工厂120家，雇用工人1578人，平均每家雇工13人。贵州实业的发展步伐明显慢于东中部地区，这就更拉大了贵州与兄弟省份的差距。探讨一条适合贵州实际的振兴实业之路，就成为这次讨论的重点。这条实业兴黔之路，大致是这样的：以发展农业和开发矿业为重点，以政府为主导，积极发动广大民众参与，大力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模式，创造条件发展官办实业，人人参与兴办民办实业。
然而，这条路子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首先，以林业和茶叶为重点的农业发展是否能保证数百万人的粮食问题。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让越来越多的人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温饱尚不能解决，谈何经济效益？其次，矿产开发在交通条件限制下如何外运，过高的运输成本能否使采矿业产生利润？第三，政府在实业兴黔中究竟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如果是政府主导，那么政府官员尤其是一把手是否具备足够的发展实业的知识和能力？第四，如何移植西方的先进技术到自然条件复杂的贵州且能适应之？第五，银行、信托、保险等新兴行业和新事物如何本土化？这些问题在讨论中都没有涉及或很少涉及，而这些具体问题恰恰是实业兴黔实践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当然，参与讨论的并非专业人士，我们不应苛求于他们。而相关专业人士的缺乏，又反映出贵州科技人才的匮乏。
但是，我们相信，这次讨论，仅仅是一次良好的开端。贵州的发展，终将不能偏离“实业兴黔”的路子。
